韓江獲得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如期引發了媒體狂歡。去年獲獎的挪威男性劇作家福瑟可沒有這么熱鬧。亞洲+女性，就是流量的來處。尤其是女性主義，成為解鎖韓江的萬能鑰匙，它指向的是對男權的抵抗。如果說還有第二把芝麻開門的口令的話，那就是韓國光州慘案的烙印，指引了韓江反對暴力的趣向。所有這一切，據說都淋漓盡致體現在她那本最著名的《素食者》一書中。

《素食者》

[韓]韓江 | 著

胡椒筒| 譯

磨鐵| 四川文藝出版社

2021年9月

早在獲諾獎之前，這本書就因獲得有“諾獎風向標”之稱的國際布克獎而風行一時。該獎評委會主席博伊德·唐金稱，《素食者》“以忐忑又優美的筆調，描繪了一個普通女性對緊緊束縛自己的所有守舊傳統與思想的抵抗。在一種既抒情又撕裂的文風之下，作品揭示出這種強烈對抗對于女主人公和她身邊所有人的沖擊”。在這種女性主義視角之下，他又說：“這本凝練、精美而令人不安的書將長久縈繞于人心，甚至潛入讀者的夢中。狄波拉·史密斯精準的翻譯，恰好對應了小說每一處峰回路轉的美麗與恐怖。”

在這里，唐金犯了一個不應有的錯誤，他贊美了這部小說翻譯得很精準。而事實是，史密斯在翻譯韓江的《素食者》時，為適應歐美閱讀趣味增加了大量的修飾語，頗類似于把卡佛的作品翻譯成了狄更斯風格。這隨后在韓國還引發一次輿論震蕩。唐金何以在一個有所準備的講話中插入一個自己并不知曉的評價段落，還是一個謎。看上去他的所有評價都缺乏帶有個人印記的感受，更像是一種套話，可以用于絕大多數女性主義作家身上。

韓江本人也在領獎致辭中說：“我在寫作時，經常會思考這些問題：人類的暴力能達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瘋狂？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別人？我希望《素食者》可以回答我的這些問題。我想通過《素食者》刻畫一個誓死不愿加入人類群體的女性。”《素食者》是在展示一個“人類的暴力能達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瘋狂？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別人？”的故事嗎？通過布克獎以及接下來的諾獎，關于這部小說的評論基調已經產生：女性主義對暴力的抵抗。如果再引入其他關鍵詞，那應該是圍繞女性主義與暴力而展開的——理解他人之難，以及對瘋狂的界定。《素食者》真的是在講述這樣的母題嗎？這似乎是一個傻問題，既然作者與評獎委員會都這樣認為，那它當然就是。又豈止作者與評獎委員會，幾乎所有的文學評論家都這樣認為。

不過，事實不是這樣認定的。

一

我們先來看一下《素食者》的核心內容。這部小說共分3章，最精彩的是第二章《胎記》，里面充滿了亂倫、性倒錯、野獸主義的人體繪畫以及瘋癲美學。女主人公英惠因夢見滴著鮮血的肉林而決定吃素，變得對世間的一切漠然，且習慣向陌生人展露裸體（這是第一章的主要內容）。接下來，英惠與丈夫離婚，她的姐夫對她產生性幻想，提議在她身上描繪鮮花與植被，并拍攝了下來。她臀部的綠色胎記尤其讓他興奮。但英惠并不同意與他做愛，她只是喜歡那些鮮花與植被——以及身上涂抹了這些油彩的男人。姐夫于是也讓顏料在自己身體上形成類似的圖案，與英惠瘋狂交歡。沒想到被妻子仁惠撞見，把他二人都送進了精神病院。

最后一章主要講的是，姐夫沒被認定為精神病，與仁惠離了婚。英惠則因精神分裂而被封閉治療。她幻想自己是一棵樹，經常打倒立，感覺自己扎入了泥土中，徹底打開雙腿，讓胯下綻放出花朵……她開始絕食，被強制插管導致大出血。文章的最后，英惠被轉院急救，姐姐仁惠也在開出精神病院的救護車中，“眼神幽暗而執著，像是在等待著回答，不，更像是在表達抗議”。

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小說的開放與模糊性，會增加其藝術性，因為人們會腦補與合理化很多情節。經典從來都是作者、評論家與讀者共創而生。但對一部新作品而言，通常又要建構意義才能成為經典，也就是需要一定的確定性價值。如何拿捏分寸，是個考驗人的活計。韓江也必須越過這個山丘。

這部小說到底要表達什么呢？

韓江說過，這本小說的創作靈感來自韓國作家李箱筆記中的一句話：“我認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她在199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植物妻子》是個更為簡單的故事：妻子身上突然有了淤青，并逐漸擴及全身，“她的大腿上長出了茂盛的白色根須，胸脯上開出了暗紅色的花，淺黃、厚實的花蕊穿出乳頭”。她終于變成了一棵盆栽植物。

《植物妻子》

[韓]韓江 | 著

崔有學| 譯

磨鐵| 四川文藝出版社

2023年3月

與《植物妻子》幾乎同期的作品，如《童佛》《傍晚時狗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和《紅花叢中》，則更寫實純粹，人物內心的糾葛、庸常生活的零碎在她筆下自然且栩栩如生，沒有那么多流行元素的借用和對文學政治正確的迎合。但這樣的故事總體相對乏味，需要耐心進入。后來似乎是從卡夫卡處借鑒的靈感，她開始轉進于怪異的奇觀，嘗試一些魔幻現實主義的突破。敘事變得絢爛起來，行文也更加帶有通俗小說的風格。但現實感越來越像水面上漂浮的油，有著明顯的分層。《素食者》就體現了這樣的進化與退步。

更突出的變化是，韓江開始在作品中摻入女性主義、生態等更加契合國際文學獎項的話題。如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郝嵐所說：“‘國際化’的獲獎者本應更加多元，卻可能不過是幸存者法則的一個結果——只有符合主流話語特征的邊緣文學，才可能被‘祝圣’。因此《素食主義者》雖然并非作家最好的代表作，但更具有話題性，因為它包含了西方讀者和評論界自文化戰爭以后最為敏感的諸多要素，甚至是過于政治正確：和‘死白男’(DWM，意思是DeadWhiteMales：‘死去的、白人、男性’)作家相對應，韓江是一位在世的東亞女性；小說書寫的女性角色、父權專制、生態、身體、畸戀、素食、瘋癲、變形以及沉默的抵抗，均可以在一套西方既定的話語體系中得到闡釋。”

韓江在一次接受采訪中說：時隔多年，我有機會重讀了《素食者》，我突然醒悟到層次才是這本小說重要的中心。寫小說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有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己才能領悟到其中的意義。

這是一種事后解釋。換句話說，她在寫作的時候，還并沒有這樣的認知。意義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事后建構起來的。

二

《素食者》的3個部分原本各自獨立，是在不同時間寫就和發表的，后來韓江把它們統一在一個長篇中。其實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每一部分想要述說的主題有別，其中還有明顯的沖突。

譬如最被文學評論家津津樂道的第一部分，對男權暴力的渲染比較充分。軍人出身的英惠父親更被認為隱喻了光州事件中殺戮的軍警。但在第二部分中，英惠的姐夫卻以人體的鮮花彩繪贏得她的內心：“就在她套上牛仔褲，拉鎖拉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朝著虛空撲哧笑了一下。‘笑什么？’‘下面都濕了……’”對世間漠然的英惠在這一章里有了發自肺腑的笑容，她甚至認為自己不會再做那些恐怖的夢境了。在這里，不僅沒有男權暴力的影子，且被絕大多數讀者認為猥瑣的姐夫，又成為了英惠的解救者。誰是那個壓迫者呢，其邏輯指向應是將英惠視為病態因而強制將其送入精神病院的姐姐仁惠。

前兩章的主旨已經有了巨大的割裂，到了第三章則更進一步。那個壓迫英惠的姐姐，沒有任何反省卻被天然歸類于英惠的同盟，在書的結尾也是她透過救護車的窗戶凝視著熊熊燃燒的樹木，“仿佛在等待答案，仿佛在抗議什么”。

韓江說：“我覺得整部小說都是在等待答案和抗議。”這是非常討巧的言語策略。如上所述，它符合經典文學所需要的模糊性。但是姐姐是在等待什么答案，又是在抗議什么呢？韓江能給出一個與三章內容都不矛盾的價值點嗎？

韓江最后給出的是一個分層的解釋：“這本小說的層次很多，比如人類的暴力和拒絕暴力；對正常與瘋狂的提問；我們能夠理解誰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女性悲鳴的聲音。”這本書的英文譯者黛博拉·史密斯表示，韓江是要在一個暴力橫行的世界，探索創造一個純真世界的可能性。

在《素食者》中，想要變成植物的英惠代表了一個純真世界。這應該也是韓江在獨立寫作該書第二章《胎記》（又譯《蒙古斑》）的時候想要表達的內容：英惠誓死不愿加入人類群體，她對整個世界都是漠然的，除了藝術家姐夫給她提供的人體彩繪以及奠基在其上酣暢淋漓的性愛。這里的確有對正常與瘋狂的提問，英惠不與丈夫做愛、與世界隔絕、對世人裸露身體、喜歡植物、與姐夫因人體彩繪而合二為一……

如果單獨看《胎記》一文，這樣的立意當然是沒問題的。這可能也是它獲得第29屆李箱文學獎的理由，因為它突破禁忌與慣常的認知思維。但《素食者》最大的問題是，它將三章獨立的內容統一為一篇，到了第三章她又展示了精神病院很多其他病人的表現（譬如受害妄想患者總無中生有指控別人包括主治醫生在打她），這些病友與英惠并非相對立的存在，她們是同類。英惠執意絕食而死的行動加深了病態感。這就泯卻了正常還是瘋狂的疑問，英惠就是《素食者》中點名的精神分裂與厭食癥。這不是“正常還是瘋狂”與“我們能理解誰”的分層，這就是一種拉郎配的前后矛盾。

即便是精神分裂與厭食癥，當然也可以書寫出“我們能理解誰”的感受，尤其在心理學還部分籠罩在偽科學的陰影下（譬如將所有的精神癥候都歸于童年一個不合格的母親以及用精神分析法治療重癥精神疾病患者，這些都已被主流醫學界所拋棄，但在遠離腦科學的心理學界還大行其道），想要表現出這種傾向其實也并不難。但韓江在寫作《素食者》第三章的時候，似乎并沒有太多這種想法，她更多想展現一種怪異的奇觀。

需要再度強調的是，如果英惠代表了一種“純真世界的可能性”，她的瘋癲只是世俗的偏見，那么“女性悲鳴”與“男權暴力”的視角又變得很可笑，因為該書最大的“反派”姐夫代表的不是“男權暴力”，而是英惠的救贖者；女二號仁惠代表的也并非與英惠一體同悲的“女性悲鳴”，她是打破純真世界，將英惠送入精神病院存續所謂暴力生活的元兇。所以結尾讓仁惠等待答案和抗議，就顯得很反諷。如果一定從女性主義角度去解讀它，那它似乎帶有某種高級黑的色彩。

韓江似乎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想要表達什么，她只是有一種寫作的技法，要在文章的結尾引入一個開放式的可以激發讀者想象的空間。

該書第一章關于“人類的暴力和拒絕暴力”的敘事，也帶有同樣想當然的生硬植入與迎合。英惠的父親殺狗、強迫英惠吃肉……與她向往隔絕人類的所謂純真世界有因果關系嗎？全書并沒有表現出這一點，它更多是一種弱相關；而那個滴血肉林夢幻，受到了韓江更多的強調，它無疑也更符合精神分裂疾病的基因遺傳與突發特征。魔幻的內容需要有堅實的社會現實做基座，作家需要通過情節的鋪墊展現某種因果性，而不是在文本之外強行升格。

至于將光州慘案與《素食者》聯系起來的文學評論，更是不明所以。惠仁想要與人類隔絕，成為植物去赴死，到所謂的純真世界，這種對生死的解構，邏輯指向上同樣會消解對光州殺戮的反思。

三

很多媒體在報道韓江獲獎的消息時，引述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的艾倫·馬特森（EllenMattson）的話：“世界上到處都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你需要更多的東西才能成為獲獎者。很難解釋那是什么。我想這是你與生俱來的東西。浪漫主義者稱其為神圣的火花。對我來說，這是我在寫作中聽到的一種聲音，我在這位特定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

這種論調在文學評論界頗為主流，但它近乎反智。人有語言本能，天賦亦有差異，但良好的寫作技巧和意義建構，顯然需要后天的刻意練習，它絕非與生俱來。“神圣的火花”誠然有之，但那更多是可以練習后的涌現。好的小說可能各有不同，雖然“很難解釋那是什么”，但是你對一部用文字表達的作品必須形成文字評價，否則你就是根本沒有領會它的精微之處。讓文學評價接近于一種玄學，它實際的后果就是沒有標準：一部作品的好與壞我說了算，我就是標準。最可悲的是，你自己的標準又經常左右互搏。

在一個復雜社會，通識認知已經成為文學書寫者的基礎素養，但現實卻是他們仍然頑固地在一個自閉的評價體系里自得其樂。這是文學面臨的最大危機。文學早已不是文學圈可以單獨壟斷評價的領域，是時候有跨學科與更多元的評價視角介入了。

好消息是，意義終究是可表述、可辨析的。很多時候，意義建構發生在書寫完成之后，作者本人與評論家通常會賦予文本根本不具有的價值，它是生硬的，甚至和小說的敘事相沖突。

更早些時候，韓江說，以女性主義的視角看待《素食者》可能會比較狹隘。但隨著媒體采訪與文學評論的指向性越來越明顯，她又接受了“女性悲鳴的聲音”這一點。文學的意義從來都是一個共創的過程，只是這一次，韓江與文學評論界試圖為《素食者》賦予的價值，讓它看起來更像一個前后矛盾的怪物，一種不自覺的胡言亂語。

如果不看這些評論，我對《素食者》的評價會更高。一部不錯的作品，被作者、評委與評論家強行升格的意義建構給毀了。

如果拋開女性主義與男權暴力視角，那么《素食者》就有了更復雜的意涵，一個猥瑣的藝術家反而是純真世界的救贖者，他勇于沖破倫理的束縛；一個深愛著妹妹的姐姐卻正是暴力的元兇，但她最后還執迷不悟……當然還可以有其他的解讀，但終歸好過爛大街的政治正確語匯——尤其是這部小說的初衷與最終指歸并不在此。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素食者》的價值指向已經被他們固定住了。

人類自我合理化的能力是無限的，保持解讀的開放性，才可以讓一個平庸之作無限升華，一部前后矛盾的小說也可以被腦補出更為復雜幽微的美感。這就是文學的奇妙之處，也是它的腐敗之處。它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橡皮泥可圓可方。

文學早就該祛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