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管理”作為全新的檢察管理模式，凸顯檢察管理的目的，符合現代管理規律，具有嚴密的系統性。一體抓好“三個管理”，是擺在檢察機關面前一道緊迫而又現實的課題——

深刻把握貫穿“三個管理”的

認識論和方法論

◆“三個管理”的提出回答了如何認知檢察管理、需要什么樣的檢察管理、如何實現科學的檢察管理等基本問題，符合中央精神、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司法規律、符合基層期待，是具有合目的性、合規律性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是持續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檢察實踐的又一重要成果。

◆“三個管理”作為全新的檢察管理模式，既是管理要求，又是管理方法。方法作為認識工具和實現目標的途徑是分層次的。“三個管理”內含哲學、一般與具體三個層次的方法。

科學管理是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作出“一取消三不再”決定，要求更加注重業務管理、案件管理、質量管理。一體抓好“三個管理”，是擺在檢察機關面前一道緊迫而又現實的課題，需要從認識論和方法論角度著手，完整準確理解，加強實踐探索，不斷提高檢察管理的科學化水平，以管理的科學化推動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

完整準確認識“三個管理”的科學性

“三個管理”的提出，回答了如何認知檢察管理、需要什么樣的檢察管理、如何實現科學的檢察管理等基本問題，符合中央精神、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司法規律、符合基層期待，是具有合目的性、合規律性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是持續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檢察實踐的又一重要成果。

“三個管理”凸顯檢察管理的目的。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要求“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來改進工作”。檢察工作，包括檢察管理工作，也應當圍繞這個目標來開展。“三個管理”旨在引導各級檢察機關、廣大檢察人員樹牢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切實把主要精力放到法律監督主責主業、履職辦案的本職本源、高質效辦案的價值追求上來，落實到“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個根本目標上來。

“三個管理”符合現代管理規律。檢察管理在遵循司法工作規律、檢察工作規律的同時，亦應遵循管理規律。“三個管理”中內含的合理控制管理成本，優化檢力資源配置，追求辦案質量、效率、效果有機統一于公平正義等要求，與現代管理所倡導的實現最優的成本與收益組合的效益原則相契合。“三個管理”主張各地結合自身實際管理的具體要求和實現路徑，體現了實事求是這一黨的思想路線，與現代管理所倡導的根據所處內外情境決定管理方法和內容的權變原則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三個管理”強調管案與管人的結合，與現代管理所倡導的以人為中心，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人本原則并無二致。

“三個管理”具有嚴密的系統性。“三個管理”具有交叉融合的特點，是相互聯系的整體，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統。交叉主要體現在三者不是單向的上下屬概念關系，也不是同一層次不同概念的平行關系，而是各有側重的交叉關系。檢察工作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工作，也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工作，檢察業務管理應堅持講政治與講法治有機統一。檢察機關的主責主業是法律監督，基本形式是辦案，這意味著檢察業務管理必須把案件管理作為重中之重。案件質量是檢察工作的“生命線”，案件管理必須聚焦質量。同時，業務管理不只是案件管理、質量管理，也包括對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憲法法律實施等情況的評估管理；案件管理除了質量管理外，還包括流程管理、檔案管理等內容；質量管理是全方位的，體現在檢察工作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不僅僅是對案件質量的管理。融合既表現為“三個管理”的交叉重疊，又表現為三者之間的相互銜接轉化。業務管理中經數據統計分析發現的宏觀業務質效問題和傾向，需要在案件管理中排查、核實，在案件管理中發現的案件質量問題；需要在質量管理中逐一認定和糾正，并確定是否追究司法責任。同時，質量管理的有力推進、司法責任的有效落實，也倒逼檢察人員做實“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促進類案辦理、宏觀業務質效持續向好，從而形成相互貫通、相互促進的統一整體。

全面理解“三個管理”的方法論意義

“三個管理”作為全新的檢察管理模式，既是管理要求，又是管理方法。方法作為認識工具和實現目標的途徑是分層次的。“三個管理”內含哲學、一般與具體三個層次的方法。

系統把握抓好“三個管理”的哲學方法。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指出，“三個管理”的核心是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主線是落實和完善司法責任制，抓手是案件質量檢查和司法責任追究懲戒，目標是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一論斷緊緊抓住了檢察管理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強調“三個管理”應圍繞核心、抓住主線、用好抓手，實現“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既指明了檢察管理的目標方向，又指出了實現目標的路徑方法，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有機統一。

系統把握抓好“三個管理”的一般方法。“三個管理”面對的任務要求是多方面的，有機聯系又各有所重。業務管理側重于宏觀業務質效分析研判，聚焦整體業務態勢、重點案件類型、重點辦案領域，重在為檢察長和檢察委員會宏觀決策提供參考；案件管理側重于對案件進行流程、實體等全方位的監督管理，做實對檢察權的制約監督，確保司法責任制動態落實到辦案的人和所辦的案；質量管理側重于通過抓好案件審查、認定、處理等辦案環節，開展案件質量檢查評查、司法責任認定追究，確保辦理的每一個案件符合質量、效率、效果有機統一的要求。

系統把握抓好“三個管理”的具體方法。針對檢察工作中的具體問題，“三個管理”提出不同的管理方法，形成完備的管理方法體系。具體包括數據統計分析、流程監控、審核把關、案件請示報告與指導、案件質量檢查評查、內部通報、反向審視、司法責任認定追究等。業務管理中，充分運用統計系統、“三個結構比”等宏觀管理工具，采取案管部門全面分析、業務部門專門分析的檢察一體履職，增強業務質效分析的針對性與實效性。案件管理中，一方面，通過合理設置辦案組織，優化文書審核權限配置，運用流程監控等輔助系統，加強覆蓋辦案全流程的程序管理，防止超期辦案等程序不規范情形發生；另一方面，通過落實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機制，規范開展疑難復雜案件請示報告與指導，推進重大監督事項案件化辦理等，建立覆蓋普通案件、重點案件類型、重點辦案領域的分層分類的案件質量管理機制，有效提升辦案質效。質量管理中，建立案件歸檔前辦案人員自查、辦案部門核查，重要案件和低質效案件逐案評查、其他案件常規抽查，以及與黨委政法委、人大組織的案件質量檢查評查相銜接的內外一體機制，健全與之相適應的內部通報、反向審視、司法責任認定追究等配套措施，真正落實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

著力構建“三個管理”大格局

“三個管理”源自對檢察管理的科學認識，意味著檢察管理工作思路的根本轉變：一是從過于強調案管部門的專門管理向各級檢察機關、各部門共同管理轉變；二是從過于依賴指標和考核的簡單數據管理向一體抓實業務、案件、質量管理轉變；三是從管案與管人相互割裂向一體加強對“案”和對“人”的管理轉變。應從管理主體、范圍、內容全面性的維度，推動認識與實踐相統一，建立“大管理”格局。

深刻認識“三個管理”主體的全面性，構建全方位、立體化檢察業務管理組織體系。“三個管理”需要各級檢察機關、各業務條線共同落實，四級檢察機關和各部門都應找準其中的責任。從縱向一體看，四級檢察機關在“三個管理”中都有責任，但側重點不同。最高檢和省級院側重于業務的宏觀管理，以及案件管理、質量管理制度的頂層設計；地市級院和縣區基層院側重于業務的微觀管理，以及案件管理、質量管理要求的貫徹落實。下級院是落實“三個管理”的責任主體，上級院對下級院抓實“三個管理”負有指導、監督責任。從橫向一體看，檢察長和檢察委員會承擔院內“三個管理”的主體責任，應強化對司法辦案工作的領導，業務部門承擔本部門案件管理、質量管理的主要職責和條線業務管理的具體職責，案管部門承擔業務宏觀管理、流程管理以及組織案件質量評查等管理職責，檢務督察部門承擔抓司法責任認定與追究的職責。各部門都應找準在“三個管理”中的職能定位、明確管理重點，從而建立以檢察長和檢察委員會宏觀管理為統領、業務部門自我管理為基礎、案管部門專門管理為樞紐、相關部門協同管理為保障的檢察管理責任落實機制。

深刻認識“三個管理”范圍的全面性，構建綜合管理、全面管理的檢察業務管理運行體系。數據作為檢察履職辦案的伴生事物，是客觀存在的。質量管理不僅包括案件質量，也包括數據質量。“三個管理”不是不要數據，更不是不要數據管理，而是要通過加強數據質量管理，在保證數據真實、客觀、準確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業務數據的分析研判功能，推動從過于重視數據評價向業務質效分析轉變。應將業務數據質量作為質量管理的重要內容，引導檢察人員嚴格依法辦案，全面、及時、準確填錄案卡信息，促進提升數據質量。應加大案卡文書智能回填等智能化手段研發力度，運用信息化方式開展數據質量檢查，通過全面深入分析研判數據，為加強對業務、案件、質量的綜合管理、全面管理提供科學依據，推進檢察管理高質效發展。

深刻認識“三個管理”內容的全面性，構建“管案”與“管人”有效銜接的檢察業務管理保障體系。檢察業務管理的重心是管好案，管好案的基礎則是管好辦案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個管理”的內容既包括案，也包括人，是管好案與管好人的有機統一。應健全正向激勵機制，將業務管理、案件管理、質量管理情況與檢察官入額、逐級遴選、退額以及晉職晉級、評優評先結合起來，鼓勵引導檢察人員將主要精力聚焦到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和案件的每一個環節上。應完善反向約束機制，推動檢察人員考核與懲戒有機銜接，規范司法責任的認定、追究，做到精準問責、規范懲戒。統籌做好與機關紀委、檢察偵查以及紀委監委銜接工作，促進司法責任與紀法責任有機貫通，以過硬的檢察隊伍建設，促推檢察管理轉型，更好地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為法治擔當。

（作者為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全國檢察業務專家彭勝坤）

來源：檢察日報·理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