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完整的主權國家來說，領土問題從來都是不容商量的，因為這在本質上是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尊嚴的。

新中國自建國以來雖然一直秉承著和平外交的宗旨，和其他國家保持一種親和友善的關系，然而他國一旦觸及我們在領土和利益方面的底線，我們也會不惜一切讓對方為自己魯莽的行為付出代價。

在1979年的時候，我國西南方向的鄰國越南妄圖建立一個地區性質的霸權主義國家，所以其將黑手伸到了我國國土境內。

此舉不僅嚴重侵犯了我國的尊嚴，更是讓西南邊陲的老百姓的生命安全無法得到保證，所以我國果斷下令出兵進行軍事層面的反擊。

由于兩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明顯，我軍很快便將戰線從我國國土推進到越南國內，粉碎了越南的野心，而這一次的邊境戰爭也被稱為“對越自衛反擊戰”。

正當國內外都以為這次規模有限的邊境爭端將會就此告一段落的時候，時任越南最高領導人的黎筍卻不肯承認自己的失敗，甚至口出狂言妄圖讓“中國的實控線向北推進一百公里”。

那么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給了越南這樣一個蕞爾小國來挑釁中國的勇氣？而面對這樣的挑釁我國又會做出怎樣的回應呢？

其實從歷史上說來中越兩國有著極為深厚的淵源。

在古代時候，越南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中國的附屬國，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即使朝代更迭也都會對越南這個屬國提供必要的保護。

然而近代以來中國受到了歐美列強侵擾的同時越南也未能做到獨善其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越南在法國的逼迫之下不僅被切斷了和中國的宗藩關系，更是淪為了法國的海外殖民地，從此無數越南人民淪為了亡國奴。

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期開始，日本的勢力開始染指東南亞一帶的國家，日軍也逐漸取代法國的前殖民勢力成為了越南的實際掌控者。

其實從越南在近代的經歷來說，他們和中國有著“同病相憐”的命運，對于彼此的遭遇也 能夠報以同情和理解。

在建國之后，新中國一直對這樣一個鄰近的小兄弟盡可能施以援手，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對于越南被殖民和侵略多年的遭遇抱有極大的同情，另一方面在二戰之后重塑的國際秩序當中中國和越南都處在同一種社會性質以及意識形態的陣營當中，無論是從政治觀念還是唇亡齒寒的現實利益，越南都屬于我們應當大力團結的對象。

所以在當時中國盡管內部都在物資方面面臨著較大的困難，還是盡可能地調撥物資對越南進行援助，可以說在南北越同意之后這個國家能平穩地度過那一段合二為一的“陣痛期”，顯然是離不開中國的大力援助。

雖然中國方面并沒有“施恩圖報”的想法，但在潛意識當中我們已然將越南當作了患難與共的“老朋友”，然而在越南人的眼中兩國之間的關系卻并沒有如此親密無間，這其中蘇聯成為了橫亙在中越之間的一道難以逾越的“天塹”。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的，中國和越南由于社會性質的近似和意識形態的相同處于同樣的國際政治陣營當中，而這個陣營里的老大哥正是我們北方的鄰居蘇聯。

五十年代，一向支持和中國唇亡齒寒的領導人斯大林去世，繼任者則是赫魯曉夫。

和斯大林不同，赫魯曉夫反對對中國進行持續不斷的援助，所以從他上任之初開始就 撤回了斯大林時期對中國的物質和人員方面的支持，更有甚者他還以一種敵對的目光來看待這個同一社會陣營的重要伙伴，甚至在領土上與中國產生摩擦。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蘇之間在珍寶島圍繞著國界問題大打出手，兩個曾經親密無間的國家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蘇之間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敵對期。

珍寶島戰爭的規模雖然最終沒有能夠擴展成為一場規模浩大的持久戰，但其卻給了除中蘇之外同一陣營內其他國家一個艱難的選擇題，那就是跟隨蘇聯還是跟隨中國。

對于一些在地理上遠離東北亞亦或是早早就已經表現出傾向的國家來說，這樣一道選擇題做起來并不算復雜，但對越南來說這道題則顯得頗為棘手。

首先從其自身來說，越南自從趕走了美國人實現了南北統一之后，在政治模式和技術引進方面很大程度上都在依靠蘇聯甚至都可以說越南就是一個“小號”的蘇聯，看上去選擇戰隊蘇聯是他們的最優解。

但事實并沒有看上去那么簡單，因為越南雖然和蘇聯保持著甚為親密的關系，然而這兩個國家畢竟沒有直接接壤，相反越南和此次爭端當中的另一個“主角”中國卻是唇齒相依，如果貿然選擇倒向蘇聯，那么地廣人多的中國顯然有可能在任何時刻發動對于越南的軍事打擊。

其實早在中蘇開始產生齟齬的時候，中國就已經充分考慮過越南方面的動態。從我們的角度來說自然了解越南夾在大國當中的難處，所以越南雖然表態站在蘇聯一方，中國方面卻也沒有對其有任何實質性的舉動。

假如按照這樣的形勢發展下去，中越之間也只會存在理論上的敵對而不至于有任何實質性的摩擦，然而此時越共最高領導人黎筍的動作卻讓失態走向了不可控制。

作為越南開國領袖胡志明繼任者的黎筍，內心里一直希望其能夠有和胡志明一樣的巨大威望和號召力。

在他的認知當中胡志明之所以能夠成為國家圖騰式的人物，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他在軍事上領導了對抗越南殖民者和美國侵略者的武裝斗爭。黎筍在繼任之初越南國內的局勢已然趨近平穩。

但黎筍卻狹隘地認為這樣的穩定并不利于他樹立起在越南國內的崇高的個人威望，他必須像胡志明一樣靠著在戰場上的作為來做出一番“大事業”。在看到蘇聯和中國的爭端愈演愈烈之后，黎筍認為這是一個“建功立業”的好時機。

所以從七十年代中后期開始，越南方面便以各種各樣的借口制造與我方西南守衛部隊的摩擦。

但一來此時中國尚在十年混亂時期當中，黨和軍方高層無暇對于這種零星的挑釁做出太多的回應，二來中國始終堅持在談判桌上解決問題的方式盡量不將矛盾訴諸于武力，所以在此期間對于越南的囂張多有忍讓。

然而這樣的克制在越南眼中卻無疑是一種“示弱”，所以從1979年起，越南方面愈加肆無忌憚，甚至派出全副武裝的主力部隊將國界不斷推移，這顯然超出了中國的忍耐極限。

一年之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中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國策，將國家的重心放到了經濟發展層面。

而這一切的前提便是要有一個極為穩定的內外部環境，越南的舉動顯然觸及了我們的底線，所以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們集體決定動用武力來對越南實施懲戒，小平同志則以一個形象的比喻來形容此次對于越南方面的出兵，那就是“小孩子淘氣了，要打屁股來懲罰”。

只是小平同志的形容雖然顯得輕松而幽默，但當時我軍面臨的困難卻也是不容被忽視的。

首先我國國內剛剛從十年的混亂時期當中走出來，在那十年當中軍隊需要應付各種各樣運動的騷擾，在基本作訓和武器裝備的更新迭代方面已然落后于世界主流，甚至可以說是“久疏戰陣”。

再則我們的對手雖然看上去只是越南一個小國家，然而在其背后卻有著強大的蘇聯為其撐腰，這兩個位于中國南北方向的國家如果一旦同時出兵中國無疑會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當中。

不過為人決絕果斷的小平同志卻已經看穿了當時的形勢，由于歐美等強國的牽制加之冷戰以來蘇聯方面投入了太多的金錢和精力，所以其絕不至于去冒著國家根本安全動搖的風險來大規模和中國動武，最多不過是對越南方面提供一些武器裝備上的幫助。

而面對我國軍力的現狀，小平同志則決定啟用一批建國前戰爭時期的老將，希望靠著他們在軍隊的威信和經驗來讓戰爭朝著有利于我們的方向走去，就這樣楊得志、許世友和張铚秀等紅軍時期的名將重新披掛上陣，率領東西兩路軍朝著越南部隊發起了反擊。

在戰爭初期，我們中國部隊確實因為久疏戰陣和武器裝備落伍等因素而一度落入下風。

但楊得志等人畢竟是大風大浪當中走出來的名將，在對于戰場環境盡數掌握之后，他們發揮自身在經驗上的優勢，拿出來了自己“壓箱底”的戰術，利用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進行殲滅戰等戰法將越南軍隊打得節節敗退，甚至退回到了原本己方的國境線以內。

本來在將戰線推到越南境內之后，我軍就已經決定就此收手，然而被驚嚇到如驚弓之鳥的黎筍卻認為中國軍隊即將要大舉進兵其首都河內。

為了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我軍，黎筍不惜讓前線越軍將被國際社會禁止的化學毒氣投入戰場，此舉不僅給我軍帶來了較大的傷亡更是讓邊境的兩國人民大受其害。

為了不讓越南人再荼毒邊民，我軍決定以大規模炮擊的方式消滅越南軍隊有生力量，1979年3月4日我軍在300門火炮的掩護下占領越南的北大門諒山，但我軍畢竟不同于侵略者，所以在占領諒山之后大部隊隨即撤退。

哪知這一寬仁之舉卻使得越方以為是中國軍隊膽怯之故，黎筍甚至公開叫囂“中國的實控線北移一百公里”。

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方面意識到只有徹底打服越南才能夠永久保持西南邊陲安定。

所以從1981年開始我軍主動出擊在法卡山等地的兩山地區與越軍進行輪戰，楊得志將軍親自下達了作戰的命令。

終于在1984年的時候越南主動提出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邊境拉鋸戰，兩山邊境地區也獲得了久違的寧靜。

1986年，執掌越南最高權力17年的黎筍逝世，他曾經要求中國控制線北移一百公里的言論也成為了歷史上的一個笑柄。

如今的中越邊境雖然平靜到看不出曾經的槍林彈雨，但這段往事卻又應該對我們新一代中國人時刻有所警醒，畢竟這樣的和平生活是靠著先輩的血與汗所換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