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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對話|“乘風十載”十周年系列訪談第一期:做優服務科技創新功能 培育知產審判優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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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自2024年11月23日起,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聯合推出“乘風十載”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成立十周年系列訪談,與“司法追光者”們論卓越之道,溯法治初心。

今天,“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官方微信公眾號推送系列訪談實錄第一期:“做優服務科技創新功能,培育知產審判優選地”

訪談嘉賓


錢光文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

二級高級法官

知識產權綜合審判二庭庭長


高衛萍

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審判庭法官


張偉君

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訪談實錄


訪談現場

主持人:今天我們將要帶大家走進的是即將成立十周年的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上海知識產權法院,這是一家特別的法院。

2014年12月28日,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作為全國首批三家知識產權法院之一,正式揭牌成立。十年來,立足國家發展戰略和上海工作大局,上海知產法院著力破解維權“舉證難、周期長、賠償低”的難題,助力上海努力建成國際知識產權保護高地,爭當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排頭兵。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二級高級法官、知識產權綜合審判二庭庭長錢光文,錢庭,你好。

錢光文: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好。

主持人:上海三中院刑事審判庭法官高衛萍,高法官好。

高衛萍: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好。

主持人: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張偉君,張教授你好。

張偉君: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好。

主持人:歡迎三位嘉賓。三位嘉賓一位是知識產權法院的法官,一位是三中院刑事審判庭法官,還有一位是高校學者,請大家先用簡潔的語言,來介紹或是形容一下,你們互相之間是什么關系?在知識產權保護中,承擔什么角色?

錢光文:我所在的部門是知識產權綜合審判二庭。之所以叫綜合審判,原因在于我們審理的案件不僅僅包括民事案件,還包括行政案件。那么作為一名法官,我認為我們的工作職責和使命就在于如何依法嚴格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利,有效地打擊制止知識產權侵權,充分發揮知識產權服務科創的功能,努力培育知識產權審判優選地。

主持人:您從事知識產權的法官方面的審判工作大概多長時間了?

錢光文:有20多年了。

主持人:期待您接下來的分享。高法官,如果讓您形容一下的話,您覺得是承擔什么樣的角色?

高衛萍:我所在的部門是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的刑庭。刑庭主要審理的案件類型之一就包括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嚴厲打擊知識產權的刑事違法犯罪行為。

主持人:那張教授您作為高校學者,是不是在看待問題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身份或者思考角度?

張偉君:是的,我是一名高校從事知識產權法教學和科研的老師。一般意義上,老師的主要職責是從事法學的理論研究。但是實際上在法律理論的研究中,我一直非常關注司法實踐中的一些個案審判,對于教學、科研都有很重要的引導和啟示作用。

主持人:三中院和知產法院是同一天掛牌成立的。翻看資料,我覺得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是順應了“天時地利人和”。這方面三位長期從事知識產權的法律工作者一定深有感觸。各位能不能結合自身的經歷談一談你們的感受?錢庭,我知道在知識產權法院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已經在了。

錢光文:對,剛才主持人提到了“天時地利人和”,其實我個人也有同樣的想法。

所謂“天時”,我覺得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的必然需求。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歷了產業的轉型,首先從剛開始的勞動密集型的“三來一補”,到后來一些大基建大投資的資本密集型,尤其到國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高科技企業開始蓬勃發展,這時候有一個內生的動力就是要加強創新,只有創新驅動發展才是時代的主旋律

講到“地利”,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集成電路設計、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的高科技企業集聚區,這些企業對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非常迫切的需求。在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上海時指出,上海要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同時上海也承擔著推進自貿區建設和國家科創中心建設兩大戰略。

所謂“人和”,1994年上海高院、中院以及浦東法院率先設立知識產權審判庭,此后一些基層法院也建成了審判庭,20年的審判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審判經驗,培養了大量的知識產權審判人才。

主持人:“天時地利和人和”,也是我們社會發展到了一定階段自然而然催生出來的。但是我聽說當時從決定要做這個事情到真正在做,中間間隔的時間并不長。錢庭,您當時就在籌備組當中嗎?

錢光文:對,我原任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等到全國人大正式通過已經到了2014年8月底,我們接到通知時已經到了9月份或者更晚的時間,在年底就要建立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和三中院,時間緊、任務重。當時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選址,大家現在知道上海三中院、知產法院在張衡路,也就是張江的高科技園區。當時的考慮是我們服務于科技創新,一定要放在高科技企業密集的浦東。另外還有大量的工作,包括案件的受理范圍、對外的公示公告等,需要很多的文案工作。當時幾乎是每天都在加班,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上海三中院、知產法院的籌備工作。

主持人: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完成籌備工作,這個過程中有沒有一些事情是您覺得比較難忘的?

錢光文: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收案超過3萬件,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剛去的時候在立案庭工作,整個上海三中院的第一案就是知識產權案件,而且是一個發明專利的案件,由我親自立案,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

主持人:“探索”一詞在這十年間貫穿始終,前方并沒有太多參照物,過程當中是先有這樣一個背景,再一點點去把框架搭建起來?

錢光文:上海三中院、知產法院是因改革而生的法院,實際上承擔了黨中央交給知識產權法院改革先行先試的任務,按照知識產權專業化的審判規律探索推進改革,建立專業化的審判組織。尤其在此前還設立了技術調查室,這是一個新的機構,主要目的是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技術查明制度體系。

主持人:您覺得還有一些什么樣的機制也是在這十年中不斷探索出來的?

錢光文:建院十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踐行改革的使命和任務,圍繞上海“五個中心”工作大局出臺服務性文件,比如2015年6月2日,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出臺服務保障科創中心建設的26條意見。2020年,出臺《關于服務保障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建設、進一步促進營商環境優化的實施意見》總共18條措施。

同時我們還跟與上海市張江高新區管委會和上海市浦東新區知識產權局、中國(浦東)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建立合作機制,設立了兩個法官工作室,深入自貿區、張江管委會所轄全市“1區22園”,了解企業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際需求,為創新創業企業提供零距離的知識產權法律宣傳和服務,提高創新創業主體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知識產權創造、運用、管理和保護水平。

主持人:前面也提到,在選址的時候就考慮到那邊高新企業最多,所以我想可能你們也是去到了最需要知產法院存在的地方。其實前面在介紹幾位嘉賓身份的時候,可能很多聽眾和我一樣會好奇,三中院、知產法院都審理知識產權案件,兩家法院是如何分工的?你們互相之間是如何協作的?

高衛萍:現階段是“合署辦公”的運行模式。知產的民事和行政案件主要是由上海知產法院進行審理,知產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由三中院的刑庭進行審理。

主持人:同樣的知識產權案件,在什么情況之下由知產法院受理,又在什么情況之下由三中院的刑庭受理?

錢光文:一般來講,民事案件是民事平等主體之間的訴訟,即民事糾紛,但如果到了刑事庭,一般涉嫌刑事犯罪,需要公安機關介入立案偵查,可能還有檢察院的公訴,犯罪行為更加嚴重、社會危害性更大,需要公權力進行調整,不用公權力調整可能不足以打擊震懾這些犯罪行為。

主持人:張教授,對您來說不管說是三中院辦理的案件,還是知產法院辦理的案件,您都有關注,甚至可能成為您在上課過程中的一些分析案例,是嗎?

張偉君:是的,包括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在內的,我國當時三家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以及它們后面的一些工作,確實使知識產權審判的專業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從我自己的感受來看,跟傳統的民法、刑法相比,知識產權法確實是一個比較新的學科,它的很多問題具有很高的專業性,所以成立知識產權法院體現了司法改革的專業化審判的方向,也培養出一批非常優秀的專業法官。知識產權法院和三中院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法院,但是實際上從知識產權保護的角度來講,無論是民事、行政保護還是刑事保護,目的都在于制止侵權行為,在審判的邏輯和理念上其實是有一致性的,那么這樣一個平臺的搭建、審判機構的成立非常有助于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不管是民事還是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能有更多的統一標準、統一理念,我覺得這也是成立這樣一個法院的意義。

主持人: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成立后,一切從零開始。剛成立的一年左右時間,你們可以說非常忙碌。從審判質效上來看,2015年,法院受理各類知產案件1641件,審結各類案件1047件。而2023年,法院已經受理各類知產案件6588件,審結各類案件6591件。十年來,你們審理的案件中,有哪些類型?有哪些變化?為了提高審判的質效,你們形成了哪些工作方法和機制?

錢光文:好的,主持人。我作為知識產權法院的親歷者,在籌備的時候我們也做了計算,當時主要根據兩個中院,即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的情況,預測可能一年收案是1000件左右,結果沒想到在2015年第一年收案就超過了1600件,此后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案件的數量越來越多,這是一個趨勢。

此外,有三個特點比較顯著,第一是技術領域越來越新,所涉及的技術專業性越來越強,新一代的信息技術、基因測試、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的新興領域的知識產權案件明顯增加。

第二是覆蓋的地域范圍越來越廣,涉外案件的數量和涉及的國家也越來越多,美國、德國、日本、韓國、法國等幾十個國家都有涉及。

第三是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十年來受理的眾多世界知名企業和行業領先者,例如拉菲公司、3M、華為。從涉訴標的上看,民事最高標的1.9億元,刑事最高犯罪金額達11億。

主持人:技術領域新、覆蓋地域越來越廣,還有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其實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給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們必須不停地學習、不斷地進步,才足以應對具備這三個特點的案件。高法官,這十年您有怎樣的感受?

高衛萍:十年以來,知產刑事案件呈現的增長模式也是大幅度上升的。我總結了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是系統化、鏈條式、跨區域的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團的犯罪日益突出;第二是依托互聯網犯罪的模式不斷增多;另外隨著犯罪分子的反偵查意識不斷增強,采取的犯罪手段更為隱蔽,導致在查證案件過程中的難度不斷增加,新類型案件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審理難度不斷加大

主持人:所以十年來壓力大嗎?

高衛萍:這兩年壓力比較大,因為侵犯著作權的案件和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案件較多,導致法官在認定這些技術方面的問題難度特別大,尤其是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案件中,控辯雙方爭議大,所以在服判息訴方面,對于法官來講挑戰嚴峻,我們的壓力與日俱增。

主持人:知產的刑事案件對法官的辦理周期是有要求的,對嗎?

高衛萍:刑事案件是有一定審限的,一般來講,一審案件的審限是三個月。前段時間我們審理了一起侵犯商業秘密的案件,因為這個案件主要涉及芯片方面的信息內容,案件涉及人數也特別多,案件審理之后,這個案件是報延長審限的。這種情況下,辯護人對外宣稱法院判不了這個案件,所以對于我們來說挑戰非常大。

主持人:提到知識產權案件,我不知道此時此刻收聽節目的各位聽眾和網友,你們能夠在腦海當中回想到哪一件,但是在節目之前我在跟各位嘉賓溝通的時候,我發現他們辦理過的很多案件,其實是在這十年中不僅僅是法律領域上來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接下來想請錢法官、高法官舉一些案例分享一下。

錢光文:好的,主持人。前不久上海知識產權局、上海市數據局,制定并發布了有關數據產品知識產權登記的辦法,涉及數據的知識產權問題。在2017年,有一個涉及數據權益保護的案例,關于大眾點評上食客對用餐環境、菜肴的評論,如果放在著作權的框架下,可能它構成不了一個作品,但大量的點評信息其實具有一定的財產價值,能為大眾點評的企業帶來利益。

主持人:這樣理解對嗎?現在部分餐廳會和平臺合作,企業與平臺合作,所以平臺會推薦企業好評,存在可操作空間。

錢光文:對,在案件中,百度地圖、百度知道大量抓取了大眾點評相關點評信息。

主持人:就是把大眾點評里面平臺自身以及網友發的評論搬到自己的平臺上。

錢光文:從表面上看似乎對于消費者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在導航時就可以直接看到要去的飯店的一些消費者評論。

主持人:這樣只用打開一個APP。

錢光文:對,就不用再打開大眾點評APP了,那么會導致大眾點評的營業額、廣告收入大幅下降。在當時這種情況下,立法沒有明確規定這種行為到底構不構成侵權,如果構成侵權應該適用什么樣的法律。剛才講到著作權顯然不適合,點評構成不了一個作品,那么怎么辦?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框架下,或許它可能構成一個反不正當競爭意義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因為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法益第一是經營者的權益,第二是消費者的權益,第三是社會的公眾利益。在這個案子中似乎消費者的利益沒有被損害,但從長遠來看,大量的抓取行為會導致搜集加工數據的企業、平臺沒有更多的積極性投入人力物力做這項工作。

主持人:可能我想去尋求更加豐富多樣的信息,但發現我無論去哪個平臺,可能都是同質化的信息。

錢光文:這會導致這些點評信息減少甚至消失,最后損害的還是消費者的利益。百度這樣的行為已經實質性地代替了大眾點評的一些功能,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在2017年我們就做出了判決,認為構成侵權,構成了不正當競爭行為。這個案件具有開拓性,因為在當時對于數據權益的屬性,大家存在很多的爭議,該案樹立了裁判規則,對以后的案件審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樣本。

主持人:現在回首,過去十年中辦結的很多案件都具有前瞻性。高法官其實你也曾經辦理過一些我們很熟悉的知產刑事案件。

高衛萍:是的,知產刑事案件可能數量不是特別多,但是社會關注度特別高、國內外影響特別大的案件有很多,比如像樂高案、人人影視字幕組案、流浪地球案、熱血傳奇案都是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案件。

主持人:剛才列舉的這幾個案件中,首先我們先來說說人人影視案。

高衛萍:人人影視字幕組案對于70后和80后來說,是非常耳熟能詳的。被告人梁某某,包括他旗下的一些技術人員和運營人員,他們早期都是一些海外影視劇的愛好者,這些人員是出于自己的興趣愛好對海外影視劇進行專業化的翻譯,用戶可以得到免費的翻譯服務,而且不收取任何費用。但是隨著用戶量、流量的不斷增加,被告人就想從中謀取非法利益。從2018年開始,他自己就開設很多家公司,在境外也租用了一些服務器,通過在境外的一些盜版論壇網站上下載盜版的海外影視劇,或者通過直接錄制的方式,將這些下載后的影視劇拷在自己的服務器上,以供用戶進行免費下載或觀看。在這個案件中,它的盈利模式跟以往的這種犯罪案件的盈利模式有所區別,以捐贈的名義收取會員費。

主持人:捐贈怎么理解?

高衛萍:他對外標榜可以象征性地付費,也可以不付費。

主持人:是否付費影響觀眾觀看他們的內容嗎?

高衛萍:付費,即所謂的捐贈后,觀眾得到的服務和觀看的內容范圍是不一樣的。

主持人:更廣了,但又不是說觀眾不去做捐贈的行為就沒有辦法收看,所以它有中間地帶。而且捐贈的收費行為,我就想到現在有一些文章或者視頻下面會有打賞,這個也是自發性的,其實不打賞也能看,還有一些投幣等行為,如今非常正規,但是在這個案件當中它是一個非法行為。

高衛萍:對犯罪分子來說是有非法牟利的意識在,因此我們認為它是符合刑法規定的以營利為目的的主觀目的,另外私底下還有一些廣告招商業務,以及銷售載有這些盜版影視劇的移動硬盤的業務,三個方面加在一起,達到非法牟利的目的。

主持人:這起案件當時做出了什么樣的判決?

高衛萍:最終被告人梁某某作為案件主犯,他認罪認罰,最后根據整個案件事實,這個案件涉及的影視劇部數和非法經營數額都非常高,部數達到了3萬多部,非法經營數額達到了1200余萬元,但是考慮到初期是非營利的模式,到后期的非法牟利模式,綜合考慮整個犯罪事實,包括他的認罪悔罪態度,最終對主犯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的刑罰。

主持人:當時這起案件的宣判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輿論。

高衛萍:是的,宣判之后,這個案件直接登上熱搜榜第一條。

主持人:有時候確實會這樣,大眾看到的那一面和真正他在法律意義上是否產生了違規違法操作,包括侵占他人的權益,是存在著一些信息差需要我們去跟大家對稱的。這起案件很有標志性,還有一些案件可能在調查過程當中,其實也涉及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屬性。

高衛萍:是的,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這兩年審理的盜版“加密狗”案件,這個案件對于之后的類案審判非常有借鑒意義,也評選為202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和中國法院十大知識產權案件。這個案件中被告人劉某生他是一個長期從事醫療設備軟件維修的人員,他知道飛利浦公司、通用醫療公司等會在設計的醫療設備軟件中設置一定的安全防護系統,必須持證上崗的、授權的專業維修人員,才能進入后臺去維修醫療設備。劉某生他發現這樣的一個商機,利用他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請教其他一些專業人士,自行制作了一個盜版“加密狗”,使用了盜版“加密狗”之后,他就可以破解權利人為醫療設備軟件設置的保護措施,牟取非法利益。為什么說這個案件對于后續的一些類案有借鑒意義?在1997年刑法第217條侵犯著作權罪中,沒有把故意破壞權利人為著作權所設置的保護措施列入侵權的情形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特地將這種行為手段列入侵犯著作權的范圍之中,這起案件就是全國范圍之內所審理的首起案件,所以這個案件判決之后效果非常好,也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認可。

主持人:剛才聽兩位法官在介紹過去審理的一些案件的時候,很多的案件可能初聽會覺得好像跟我們老百姓的生活或者利益沒有什么直接的利害關系,比如提到的大眾點評,還有人人影視,但是長久來看,可能損害了其他企業的利益,可能讓我們的選擇越來越少。所以張教授您在聽兩位法官介紹這些案例的時候,您有一些什么樣的感受呢?

張偉君:我也深有感觸,三中院和知識產權法院這么多年的司法審判,我想用三個字眼來歸納我的感受。

第一個是嚴格保護,知識產權保護跟其他財產權的保護不太一樣,它確實很難,因為它是一個無形的財產,無形的財產其實很容易被侵犯。如果司法的保護不能夠跟上的話,我們會面臨很多侵權現象,侵權的背后其實就是各種市場的混亂,不正當的競爭行為會大量地涌現,從而會對營商環境帶來很大的破壞。

第二個是創新探索,知識產權保護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新型的問題很多,有的時候在實踐中現有的法律跟不上現實的需要,法院面對這樣一些新問題,必須作出裁判,包括剛才錢庭講到的數據保護,雖然我們沒有明確的立法,但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來保護數據方面已經成為一個大家司法實踐中的共識。

第三個是獨立裁判,我感受比較深的案件是前些年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審判的芬迪的案子,也是非常典型的案件。芬迪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國際服飾品牌,在上海有很多的專賣店,這個案子是它本身進口的商品未必是假冒貨,是從國外進口的正品,也就是所謂的平行進口的商品。但是進口之后,上海周邊的奧特萊斯店有一家企業開設了從外觀上看很像芬迪專賣店的一個店鋪,店鋪的裝飾、店招等跟芬迪專賣店高度相似。這里存在一個疑難問題,在于它賣的商品是正品,但是它的行為是否依然構成對芬迪的侵權?一審判決認為因為賣的是正品,所以認為這不構成侵權。從專業的角度來講,確實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因為雖然賣的是正品,但是消費者到奧特萊斯店里看到這樣一個店鋪,他會覺得這是芬迪的專賣店,所以會造成相關公眾的誤解或者混淆,如果大家都這樣子做的話,依然會對品牌的聲譽造成不良影響,所以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二審的裁判中,就做出了獨立的裁判,認為這構成侵權行為,而且雖然最終這個案子到上海高院再審,還是維持了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二審的裁判結論,這也就是獨立審判的意義。

主持人:張教授總結的這三個關鍵詞,我覺得非常準確,能夠對三中院和知識產權法院經歷的案件,包括他們在審判過程中去保持的標準和態度。我們在提到知識產權案件的時候,都有想到專業性非常高,對于法官來說提出了太多的要求,所以我想除了我們法官自身以外,在有些時刻去合理地借助外力來提高辦案的質量和效率也很重要。所以比較好奇,為了增強知產審判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怎樣去利用社會資源來參與矛盾的化解?

錢光文:作為法官我們主要學的是法律,但我們遇到的問題可能不限于法律,有很多的技術問題,而且技術問題各個門類也特別多,可能是通信領域、機械領域、生物醫藥等多方面,即便有理工科學習的背景,也不可能所有領域都了解,所以我們必須借助外力來為我們服務。

十年來我們建立了至少有三個“朋友圈”。第一個是多元解紛。什么叫多元解紛?就是司法資源實際上是稀缺的,那么案子送到法院來以后,一些實際上爭議不是很大的案件,完全可以通過訴前的委托調解的方式來解決,這樣可以節省很多寶貴的司法資源,實際上我們法院也是這樣做的,截至現在我們已經跟23家調解組織、行業協會簽署了合作協議,進行一些委托調解,叫作訴前的委派調解、訴中的委托調解,借助他們的力量調解一些爭議不大的案件。通過這種方式還有什么好處?原來大家可能是侵權與被侵權的關系,通過調解以后成了合作與授權的關系,實現了雙贏。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案例,比如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仲裁與調解,以及和上海中心保持合作的關系,因為這些都是世界級的仲裁調解機構,很多的調解員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者專家等。曾經有起涉及發明專利的案件,委托他們進行調解,后來得到了非常圓滿的解決。他們的國外代理律師曾經在英國的知識產權雜志上發表文章,對此次合作模式予以了高度的贊揚。

第二個“朋友圈”針對技術問題如何查明,因為法官畢竟不能樣樣都懂,所以需要借助技術調查官的力量,但是還不夠,還有一些領域可能涉及不到,所以設立了技術專家庫,涉及某一個特別的門類,在專家庫里面能找到相應的技術專家進行技術咨詢。

主持人:技術專家庫是通過什么樣的形式和法院產生合作的?

錢光文:主要根據案件需要,從科協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專院校以及科研機構,把比較專業、頂尖的專家納入專家庫,跟他們進行簽約。

主持人:覆蓋的范圍很廣。

錢光文:對,還有陪審員制度。一般的陪審員制度可能老百姓樸素的價值觀就可以了,但對于知識產權來講恐怕還不行,因為涉及很多技術問題,所以我們想到是不是需要專家陪審員,即具備專業背景的陪審員,跟法官一起參與審理案件,法官發揮法律專長,專業陪審員發揮專業專長,共同審理案件,所以叫專家陪審員制度。還有一些特別疑難復雜的案件,可以通過技術鑒定的方式,對有些案件涉及的技術問題,雙方的爭議很大,就找一個獨立的有權威性的鑒定部門進行鑒定,這樣也可以作為一項證據在法庭上被采用。

第三個“朋友圈”即高校合作,張偉君教授今天也來了,他的加入實際上也是其中的一個“碩果”,他在法院這邊還有一個工作站。

主持人:張教授,您是在什么時候加入朋友圈的?

張偉君:教授工作站其實是一個最新的探索,全國有10個教授在上海各個基層法院掛牌成立教授工作站,一起探討一些前沿的法律問題,解決司法30年間一些理論上的熱點難點問題。我作為其中之一,在上海三中院和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掛牌,我的辦公室就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的辦公室里面。上海三中院、知識產權法院舉辦教授工作站的成立儀式,席院長、劉院長一起出席了揭牌儀式,大家一起交流了將來工作站的工作設想。說句玩笑話,我是一個法科生,從我開始學法律的那天起,我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法官,可能這也是很多法科生的夢想,但是很遺憾我沒有成為法官,所以我那天開玩笑說這完成了我少年時代的一個夢想,我相信將來教授工作站可以成為一個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相結合的很好的平臺

主持人:錢庭,我們“朋友圈”真的是越做越大。

錢光文:對,正如剛才張教授所講,法律是一個實踐性、實務性非常強的一門學科,它不是純理論的,一定要有實務的支持。從學者的角度看,他們需要我們的案例,但從司法審判者的角度來講,我們也需要高校提供一些前沿的司法動態以及國外的案例來開拓視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我們先后跟上海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大學的知識產權學院、上海交通大學的凱原法學院都簽訂了合作協議,有時候我們會請他們共同研判一些新類型的疑難復雜案件。

主持人:對,高校還擁有這個時代里最富有活力的一群年輕人,這也跟知識產權的一大特點——涉及許多新技術,是緊密相關的,在合作的過程中,雙方能夠有一些非常良性的互動和交流。

主持人:我關注到在2016年9月,全國人大代表董明珠在上海知產法院參加調研時指出:企業贏了官司、輸了市場。因為市場瞬息萬變,知識產權案件訴訟周期長,對廣大民營企業來說實在“耗不起”。如何盡最大努力來提高訴訟效率?這方面,知產法院有哪些具體舉措?

錢光文:這個的確是制裁審判的一個痛點跟難點,為此法院從三個方面著手做了一些工作上的改進。

第一個方面是繁簡分流。知識產權案件雖然量很大,但是的確有一些案件是程序類的案件,比如說管轄異議等程序類的案件,還有一些類型化的案件,即裁判的標準已經很成熟。這種案件實際上不需要動用特別的審判力量,那么我們可以做一個簡易的程序,比如電子送達、在線審理、簡化文書,目的都為了提高審判效率。從去年7月快審團隊成立以來,解決了1/3以上的類型化案件,審判的平均天數已經壓縮到只有44天,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第二個方面是從機制上找效率。比如知識產權很多案件涉及保全,保全做得好壞跟案件的審理密切相關,如果證據保全做得非常好,那么下面的工作就非常順暢。

主持人:您提到的“保全”是什么意思?

錢光文:什么叫“行為保全”?如果在侵權行為具有高度可能被判定構成侵權的情況下,法院可以發一個禁令叫行為保全的裁定,在審判之前就要停止侵權行為,這叫“行為保全”。

還有一種“證據保全”,比如一方指控另一方使用了自己的盜版軟件,光指控是沒用的,需要拿出證據來,怎么拿出來?可以通過保全的方式,查到盜版的軟件。

另外還有“財產保全”,因為最終要落實到案件的執行,如果前面做的工作都很好,但是對方沒有財產可供執行,那么到最后可能贏了官司,但是得不到應得的補償。凍結銀行賬戶、凍結房產,以及對其他的財產進行凍結,對于案件的審理也非常有利。用足保全的機制,非常有利于提高效率。

法院還引用了“先行判決機制”,一個案件通常會有兩個主張,一個是停止侵權,還有一個就是損害賠償。往往可能對于侵權的事實雙方也都認同,法官在這個方面查明可以很早消除判斷,但對于怎么來賠?賠多少?是以權利人的實際損失,還是以被告的違法所得,還是以知識產權的許可費用來進行計算,可能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跟時間,我們可以先對其中的已經查明的事實,比如說侵權行為先做出一個判決,然后再對其他的部分進行判決。

主持人:高法官,您在處理一些知產刑事案件的時候,可能也會面對一些類似的問題,能不能通過一些案件跟我們分享一下?

高衛萍:我們認為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主要是一種經濟類的犯罪,對其判處比較重的附加刑,也就是財產刑,對于他今后再次去犯經濟犯罪達到了一定的懲戒作用。其實我們之前在審理兩起樂高案件時也是這么做的。

在2019年一起樂高案件當中,我們對各個被告人所判處的罰金高達1億元,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波動。我記得同年廣東高院對于同樣涉及樂高的侵犯著作權的民事侵權行為,改變了一審的判決,大幅度提高了他們民事判賠的金額。今年審理了一起二審案件,也是涉及樂高的積木拼搭玩具,非法經營數額高達了11億元,當時一審法院對被告單位判處6億元的天價罰金,主要考慮到幾個因素,一個是剛剛所說的非法經營數額特別巨大,另外兩名被告單位以及兩名主犯之前也因為民事侵權的行為,被廣東當地的法院判處過民事侵權的判決。之后,他們不知悔改,采取了一系列的逃避偵查的手段,最終達到了非常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我們認為主觀惡性程度非常大。對兩名主犯判處了有期徒刑9年和8年的刑罰。這個刑罰已經是貼近了刑法規定的對于侵犯著作權罪有期徒刑的最上限。

主持人:剛才聽各位分享了不少的案子,我相信各位在辦案的過程當中,包括辦之后一定會收到非常多的正向反饋。在前期溝通時,我對來自“小豬佩奇”的感謝信就印象深刻。可以請你們詳細介紹一下嗎?

錢光文:“小豬佩奇”這個案子實際上本身并不復雜,當時被告用了“小豬佩奇”商標在自己的臺燈上。雖然原告是英國公司,但是我們是一樣地平等對待。在這個案件中我們就認定“小豬佩奇”構成了一個馳名商標。既然是馳名商標,肯定在保護的力度、賠償的力度方面都會加大。在我們依法對此案作出判決以后,英國駐滬總領事館、娛樂壹英國有限公司專門寫信到法院表示感謝。他們表示該案的審理極大地保護了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經營的合法權益,是促進中國包括英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體開展進一步繁榮經貿往來的堅實基礎。

主持人:直到現在我們都在說優化營商環境非常重要,也是我們眼下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外商也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知識產權法院很多的參與,其實也為維持非常好的營商環境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和貢獻。

“乘風十載”,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即將開啟下一個十年。對于未來,三位有著哪些計劃或者期待?我覺得每位嘉賓可以通過一兩句話來簡單分享一下。

錢光文:我想十年以后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將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再接再厲,向著建設一流的知識產權法院的目標努力奮進。

高衛萍:在新的時代征程當中,以上海三中院、知產法院的高水平高質量的知產審判,打造知產司法保護的滬申樣本。

張偉君:我將以教授工作站為起點,更好地結合理論和實踐,把三中院司法審判的實踐經驗作為我研究的對象向同學們介紹。

主持人:期待各位未來有更多的交流,可能在將來某一天一年之后兩年之后,我們能夠再次來到這里跟大家分享更新的一些成果和成績。接下來也歡迎各位繼續來關注乘風十載——上海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成立十周年的系列訪談。

責任編輯:奚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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