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四月，陳賡受傷的腿還未痊愈，走起路來還一瘸一拐。他遵照黨中央的決定，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化名王庸，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擔負著保衛中共中央機關，搜集重要情報和進行反間諜斗爭的艱巨任務。

上海，表面上五光十色，一片繁華，而其內層則是各種勢力犬牙交錯，你爭我斗，無情角逐。帝國主義的巡捕、包探，國民黨的稽查、特務，以及依附于他們的幫會流氓分子，這些人結成一張看不見的網，嚴密注視著可能對他們的統治造成威脅的一切組織，一切活動。我黨的地下組織，當然是他們要捕獲的最大目標。在這種復雜的環境下從事隱蔽斗爭，不僅要有最大的勇氣，更需要的是高度的機智，敏捷。

陳賡這時還只有二十五歲，但他已在斗爭中逐步成熟起來了。在這場特殊的戰斗中，他的忠誠、堅定、果敢、迅捷以及他的知識、經驗，更加得到充分的施展和鍛煉。

由于是在異常艱險的條件下堅持工作，陳賡需要以家庭為依托作掩護，于是他的妻子王根英便搬來和他住在一起。第二年，陳賡夫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他們給他取名知非。為了避開敵探特務的追蹤，他們經常搬家，改名換姓。每次搬家都選擇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僅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的兩年間，他們就搬過五次家，先后在霞飛路、辣斐德路、保定路等地住過。在這段時期，王根英盡心竭力掩護，幫助陳賡，保證他的安全，使他能正常地工作。她自幼生長在上海，對這里的情況非常熟悉。

平時，她細心巧妙地觀察房前尾后的動態，注意著每一個形跡可疑的人，隨時都在考慮如何去應付可能出現的驚險局面。無論是對待警察，巡捕的查間，還是遇到便衣特務的打探，她都能鎮定、機敏地對付過去。小知非逐漸長大了，自己已能說會跑，王根英從不讓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門牌號碼，在孩子面前從來不談起陳賡的真實姓名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陳賡有時把槍帶到家里，睡覺時便壓在枕頭下面。知非人小心大，有天獨自悄悄跑到街上去玩兒，看到“紅頭阿三”(就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槍，忽然想起前幾天看到的爸爸藏在床頭的手槍，天真地說：“紅頭阿三的槍，沒有阿爸的槍好，”巡捕一聽，馬上盯住小知非，緊跟知非到家門口，正好遇到王根英出來找孩子。巡捕問道：“你家有槍吧？”她便想道可能是知非泄露了秘密，馬上機智地回答：“有，有支槍，是他那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因為她說話的神情從容自然，印度巡捕信以為真，于是就走開了。

根據秘密工作的需要，陳賡不僅經常搬家，變換住址，還要時常改變自己的身份，變換自己的形象，幸好他從小長于辭令，口才很好，會說很多方言，在學校里還演過戲，扮演過各種角色，他的才能，為他的工作提供了條件。他在上海工作的這幾年，時而西裝革履，象似租界里常見的西患；時而全副武裝，又成了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有時長袍馬褂，禮帽緞鞋，一副巨商大賈的模樣；有時又身穿短裝，頭戴鴨舌帽，充當敵特捕房的“蟹腳”。平常陳賡愛穿長衫，有時到工廠里工作，又改穿工人服。

當時在馮玉祥的西北軍張自忠師任參謀長的張克俠，在后來回憶一九三O年他在上海與陳賡見面時的印象說：“陳賡同志來時是化了裝的，他穿了一身青緞子褲褂，褲腿用黑緞帶扎緊，樣子很象上海的“小開”，一進門便高聲招呼，十分親切。他英姿勃發，詼諧善談，我先已聽說他在不久前一次戰斗中腿部負傷，問他傷勢是否嚴重，傷口是否復原，他立刻當場表演起來。一會兒縱情跳躍，一會兒又下蹲屈腿，顯示他的傷腿已經徹底痊愈，我們交談彼此的感受和見聞，十分和諧”。

陳賡置身龍潭虎穴，在錯綜復雜并且極其尖銳，殘酷的隱蔽斗爭中，以超過常人的機智大膽公開和敵探特務周旋，正是由于他的沉著、機敏，敵人對他不但沒有懷疑，而且認定他是自己人，見面時全都親切的叫他“老王”，“王先生”。那時，不論是國民黨特務活動的場所，還是外國侵略者租界的巡捕房，必要時陳賡都能夠隨時出入。

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戲院里開會，有許多共產黨員參加，租界巡捕和國民黨特務不知從哪里得到了消息，突然包圍了現場，情況緊包異常。陳賡當時也在那里。為了掩護同志們安全轉移，他靈機一動，走出去和那些前來圍捕的警探“合作”，充當“觸腳，”獨自把守著一個出口，悄悄地將一些黨員放走，就是這樣，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陳賡依靠黨組織，通過各種社會關系，掌握了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的某些探目特務，甚至還掌握了個別在蔣介石左右的人。

由于“知己知彼”，能夠隨時掌握敵人的動向，上海黨的秘密工作在這一時期進行得比較順利。曾有多次，黨的機關眼看要被破壞了，由于事先知道了消息，同志們及時地轉移，巧妙地避開敵人的搜捕，這其中不能不說有陳賡的一份功勞。

陳賡在同敵人周旋的時候，根據黨的指示，經常單槍匹馬，冒著極大的風險，深入敵人的心臟，嚴厲地懲治那些背叛黨、危害革命的叛徒。陳賡的活動，使得敵人聞風喪膽。國民黨特務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陳賡的名字又恨又怕，千方百計地想捕捉他、殺害他，曾為他的頭顱懸了巨額的賞格，但卻無法找到他的影子。他們不知道那個常和他們來往的“王先生”，就是他們日謀夜算的那個大名鼎鼎的共產黨人陳賡。

陳賡深深懂得，深入敵人偵察機關，是地下黨反擊敵人陰謀破壞最有效的隱蔽斗爭。沒有這種斗爭，黨就不能在敵人統治區生存，必然要被敵人搞垮。要打入敵人的偵察機關，在上海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國民黨的警、憲機關和黨部；另一個是帝國主義在租界設立的巡捕房。于是，陳賡在經過調查研究之后，首先在國民黨專業的反共領導機關內建立了第一個反間諜關系——楊登瀛，使上海的敵探機關置于特科的控制之下。

此外，在陳賡的領導下，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位同志也打進了國民黨的最高特務機關，掌握了國民黨全國特務機關的全部活動。這樣，由于陳賡和同志們的努力，當時在國民黨特務機關，警察局，警備司令部、憲兵隊、黨部以及社會上的幫會、地痞、流氓、租界里的包探，巡捕當中，到處都有我們的人和同情者或被我們所利有的關系活動著，隨時能在政治、軍事、經濟及國際等各個方面，為我黨提供非常及時而有價值的情報。我們有了這么多的關系，不僅消息靈通、而且常能辦成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有一次一個同志外出，身上帶的重要文件，不慎在電車上被竊，特科就利用在流氓里面的關系去找，結果不出兩天，就把文件找回來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在中央特科主持日常工作的顧順章，到武漢執行任務時，竟違反秘密工作的規定，用“化廣奇”的藝名，在一家劇院登臺表演魔術，結果被叛徒認出被捕。在被捕的當天，他就叛變了。他聲稱有重要情報要到南京面見蔣介石。敵武漢行營呈義何成設問南京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證報顧順章己被捕招供，擬將顧急速解往南京。但最先看到電報的卻是擔任徐恩曾機要秘書的中共中央特科成員錢壯飛。他用密碼譯出電文，馬上乘車到上海告訴了陳賡，這真是千鈞一發！

顧順章掌握的秘密太多了：他熟知我黨中央領導人和秘密機關的地址，了解我黨打入敵人內部的許多地下工作者的名單，熟知我地下交通線路和接頭方法……。陳賡立即找周恩來，聶榮臻等緊急磋商，決定立即轉移黨的主要領導人和秘密機關；撤銷顧順章所熟悉的聯絡點和聯絡方法；與顧順章接觸較多的人員隱蔽起來或轉移外地；切斷顧順章可能利用的一切重要關系。所有這些應急措施，都在極短的時間內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了。等到四月二十七日敵人按照顧順章提供的情報進行大搜捕時，我地下組織和地下人員已先走一著。一場近在眉睫的大難，化險為夷。

顧順章叛變以前，和顧工作關系最密切的就是陳賡。周恩來在疏散有關同志先后離開上海時候，叫陳賡立即隱蔽起來，從此情報科長“王庸”，就不復存在了。這年六月，陳賡和陳養山等離開上海到天津工作了一段時間。

陳賡離開上海的時候才只有二十八歲，這個時期，陳懷著赤膽忠心，深入龍潭虎穴，歷盡千難萬險，經受了驚濤駭浪的考驗，在政治上迅速成長起來。由于他工作的性質所決定在這一時期的活動，至今還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我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鱗半爪。但僅從這些事例中，陳賡的機智勇敢可略見一敵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