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職工董事參與審計委員會，既有助于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深化發展，也有利于審計委員會職能的發揮。為了保障預期價值的實現，應當完善審計委員會中職工委員的選任機制，改善履職保障機制，健全相關激勵約束機制

文/劉衛鋒 廖世杰

無論是作為公司內部專門監督機構的監事會，還是被視為外部獨立監督主體的獨立董事，在我國公司治理中所發揮的實際作用都不盡如人意。為了擺脫公司監督制度失效的窘境，新公司法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根據新公司法第六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一條，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可以在董事會中設置由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行使監事會職權，并不再設監事或者監事會，以免疊床架屋。

與此同時，這一可選式監督機構設置模式的引入改變了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方式。據新公司法第六十八條，職工300人以上的有限公司，除設監事會并有公司職工代表外，其董事會中應當有職工代表。而據新公司法第六十九條，公司享有是否在審計委員會中給予職工董事席位的選擇自由。

對于審計委員會是否有必要納入職工董事的問題，存在不同看法。有學者認為，在董事會成員已經包含職工代表的情況下，審計委員會中不納入職工董事并不導致公司監督體系的削弱。也有學者主張，為了鼓勵民主監督、確保監督權與決策權相互制衡，公司在選擇審計委員會替代監事會時應當確保原監事會中的職工監事轉為審計委員會委員。既然新公司法已經為職工董事進入審計委員會打開通道，并將選擇權留給公司，那么留待探究的問題在于：職工董事參與審計委員會是否具有獨特價值，以及如何保障該獨特價值由應然轉化為實然？

陷入“失聲”困境的職工監事

職工監事制度與職工董事參與審計委員會制度類似，都是公司職工代表參與公司專門監督機構運行的渠道。對職工監事制度的實際運行情況進行梳理，對造成該實際運行狀況的成因進行分析，將有利于理解職工董事參與審計委員會制度的優勢和價值，也將為其完善提供指引。

職工監事制度的立法演進

自1993年公司法起，我國確立了雙層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在設立董事會行使公司經營管理職權外，另設監事會專司公司監督職責。在此基礎上，我國公司法既延續職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傳統，又借鑒德日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制度經驗，引入了職工監事制度，作為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重要平臺。1993年公司法第五十二條以及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有限公司與股份公司依法設立監事會的，其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適當比例的職工代表，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民主選舉產生。

問題在于，立法所謂“適當比例”的表述過于籠統，導致無論何種規模體量的公司一概僅設置一名職工監事的席位以求形式上符合立法要求，致使鼓勵職工參與公司治理、強化公司職工保護力度的立法目的不能完整實現。為了彌補這一缺陷，2005年公司法增設了監事會中職工代表成員的最低比例要求；同時，關于職工監事產生方式的規定更加具體化了，操作性更強。此后至今，公司法涉及職工監事的規則內容并未發生變化。

制度運行效果不盡如人意

總體看，我國職工監事制度的實際運行效果不盡如人意。有經濟學者運用2008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制造業國有上市公司的數據，對國企職工參與公司治理與公司績效的相關性進行實證研究，其研究結論指出，公司職工監事的比例與公司績效之間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關系。另有學者以2005年至2015年上市央企及其子公司數據為樣本，探究我國職工監事與企業經濟民主及企業內收入分配的相關性問題，結論認為，職工監事未能起到縮小企業高管與職工收入差距的經濟民主作用，職工監事存在形式化問題。

而從中國證監會行政執法情況看，有的公眾公司職工監事未能發揮應有的公司內部監督作用，更有甚者，與受監督者同流合污，侵害其所代表的職工群體的利益。一家證券咨詢機構所做的監事行政處罰分析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做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中，有30家公司的57名監事受到處罰。上述受罰監事中不乏職工監事的身影。例如，澄星股份信息披露違法案件中，時任職工監事吳某英被證券執法機關認定為直接責任人員受處罰，因其在履職過程中未盡勤勉義務。又如，金晶科技職工監事張某因從事短線交易所任職公司股票的行為被證券執法機關立案查處。

四大成因引發履職困境

1.作為任職平臺的監事會整體運行效果不彰，導致職工監事缺乏履職空間。根據公司法規定，除規模較小或者股東人數較少的有限公司可以不設監事、股份公司可僅設一名監事單獨履職外，監事會作為一個整體以集體決議的方式行使相應職權。

監事會集體履職模式利弊俱有。有利之處在于，可以充分利用監事會與董事會齊平的法定地位，增強行使內部監督權的權威。不利之處在于，監事會的履職行為受到監事會內部多數派主導，少數派缺乏作為空間，一定程度上影響監事會的執行效率。根據公司法第七十六條、第一百三十條，有限公司與股份公司依法組建監事會的，其職工代表比例不低于所有成員的三分之一，具體比例由公司自治。出于減輕成本、保持股東對監事會的控制權等因素考慮，公司章程所定的監事會成員的職工代表比例難以超過二分之一。因此，職工監事能否順利履職，依賴于監事會整體的運行狀況。然而，我國監事會的整體運行狀況不甚理想。核心原因是公司控制股東、實際控制人對公司過度控制，導致監事會徒有其表。在控制股東、實際控制人（“雙控人”）的強力操縱下，股東會成了“大股東會”，監事會的多數成員由“雙控人”選任，成為其利益代表。因此，當“雙控人”行為侵害公司利益時，作為監事會少數派的職工監事自然陷入“失聲”困境。

2.職工監事獨立性缺失、代表性存疑，導致其履職效果不佳。監事會作為監督機構發揮作用的前提在于，監事會成員與被監督者之間不存在影響其公正履職的利益關系。然而實際上，職工監事被認為普遍缺乏獨立性。一項基于國有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表明，絕大多數的職工監事由工會主席、紀委書記、廠長、經理等具有較高職級的企業職工擔任，少有一般職工擔任職工監事的情形。普遍出身中高管理層的職工監事，離企業主更近，離基層職工更遠，容易被資方“俘獲”，可能缺乏相對于被監督者的獨立性和對職工群體的代表性。

此種職工監事來源現狀的形成與現存的職工監事選任機制有關。公司法規定，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選舉，其中“其他形式”的含義沒有得到明確解釋，引發實踐中的理解混亂。公司控制方可能利用“其他形式”選出對己有利的職工監事。

3.支持職工監事正常履職的內外部條件不夠充分。第一，從內部條件來看，很多職工監事不具備履職所需的會計、法律、公司業務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履職效果不佳。第二，職工監事的履職行動缺乏外部條件支持。很多公司的監事會被視為臨時機構，監事多為兼職，難以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深入了解公司信息，履職難免浮于表面。第三，職工監事履職缺乏職業保障機制。作為公司雇員的職工監事，被賦予監督作為雇主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職責，其履職行動容易受到被監督者的干擾。

4.激勵約束機制尚不完善，職工監事履職乏力。第一，對職工監事的物質激勵不足，導致其履職動力不足。相應激勵手段不應是單純道德性的，而應當以適當的物質激勵為基礎，否則將違背私人的基本經濟理性。第二，職工監事的監督、責任等約束制度不完善，致使其履職不符預期。公司法及其他相關下位法律規范沒有對職工監事的監督機制做出應有安排，職工監事的履職活動缺少合理的考核監督。第三，我國公司法對公司監事的責任制度設計，一方面體現出責任強化的傾向，另一方面缺乏科學的問責標準，存在權責脫節的問題。有學者就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監事的行政處罰案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由于對公司內部監督責任體系的困境缺乏認識以及科學的責任認定準則的缺失，針對上市公司監事的行政處罰出現尺度不清、不確定性大的現象。

職工代表參與治理迎新機遇

我國職工監事制度的實踐效果不如預期的事實，是否意味著職工代表參與公司內部專門監督機構的制度本身是無價值的？蓋棺論定為時尚早。造成職工監事制度運行不暢的原因，主要是職工監事履職保障機制的不完備。就域外經驗而言，德國的監事會職工參與共決制經歷近百年發展歷程，雖遭遇困境，仍不斷進行改良，絲毫無廢除的跡象。在我國公司法目前的單層制改革中，職工董事得以參與全新的審計委員會，這既有利于審計委員會職能的發揮，也成為職工代表參與公司監督制度發展的機遇。

提高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效能

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出，公司目的并不是單一的股東利益最大化，還包含對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保護。公司債權人、供應商等其他利益相關者可以通過合同安排、交叉股權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相比之下，公司職工通過合同、股權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的能力較弱，因此公司法有必要為公司職工提供法定的參與公司治理的渠道。我國公司職工群體主要通過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制度渠道，參與公司經營決策、監督等公司治理活動。

新公司法背景下，承接監事會職能的審計委員會較監事會具有一些不同的優勢。第一，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更強。根據新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股份公司設三人以上審計委員會成員而不設監事會的，其成員的半數以上應當為獨立董事。第二，審計委員會的整體專業性更強。目前，我國的獨立董事多由大學學者、律師等社會精英擔任。整體來看，審計委員會成員的專業素養較目前的監事會監事更優。第三，審計委員會更加靠近公司經營管理的核心地帶。監事會運行乏力的一大原因在于，遠離企業經營決策中心，存在被邊緣化的問題。審計委員會的成員憑借董事會成員身份，能克服這一問題，更具有履職優勢。職工董事參與審計委員會，一方面能夠利用審計委員會的平臺優勢，另一方面可將職工董事對公司決策的參與以及職工監事對公司監督的參與結合起來，從而深化職工的公司治理參與程度，增強職工利益保護力度。

有利于審計委員會職能發揮

依據新公司法，審計委員會承接監事會的法定職權。為了履行好監督職能，審計委員會的成員配置應當多樣化。除了參與董事會經營決策、進行一般監督外，根據監事會法定職能范圍可知，審計委員會的特別監督職權可以概括為：公司業務監督權、公司財務監督權、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人事監督權、作為配套性的程序性權力和訴訟代表權等。審計委員會廣泛多樣的職權設置，要求審計委員會的成員分別具有不同領域的專業能力，從而讓審計委員會整體具有充分的履職能力。

參考德國法律對監事會成員組成的要求，我國審計委員會成員配置，應當從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的具體目標出發，要求審計委員會成員具備與公司業務有關的專業知識、行業經驗、國際視野、財務會計以及公司合規內控等方面的知識。職工董事作為審計委員會的一員，能夠增強審計委員會整體的合格履職能力。第一，選拔具有豐富業務經驗和行業知識的職工董事進入審計委員會，將彌補獨董對所任職公司專業領域知識背景的不足。第二，職工董事的加入將強化審計委員會的信息收集能力，創造更好的履職條件。職工董事作為公司內部人士，掌握著關于公司內部發展過程的更加詳盡和原始的信息，這些信息對于理解公司的財政狀況和對公司進行有效的監督都是有益的。第三，審計委員會中的獨董可能同時任職多家公司，在特定公司履職上的時間、精力有限，職工董事作為審計委員會成員具有更加良好的履職條件，使得審計委員會能更持續地關注公司發展狀況，做到合格履職。

完善路徑發揮職工委員作用

完善選任機制，保障職工委員具有相應任職資格

目前職工監事的選任機制尚不完善，職工監事存在獨立性、代表性、專業性不足的問題，影響了其作用的正常發揮。為避免審計委員會的職工委員出現類似問題，應當對其選任機制進行優化。

第一，為了改變職工委員因“貴族化”而出現獨立性、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應當對職工委員的來源結構進行調整。首先，職工委員的來源不應僅來自公司內部職工，在保障內部職工參與的前提下，可引入獨立于公司的地方工會代表，以增強職工委員的獨立性。公司職工與供職公司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公司職工對供職公司具有一定的人身從屬性和財產從屬性。因此，包含公司工會領導在內的公司職工，在任職職工委員期間，履行監督職責難免受制于公司上級管理者。為改善職工監事獨立性不足的弊端，德國法引入“工會代表制”，職工監事不僅可由公司職工擔任，也可以由工會代表擔任。新公司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了職工董事必須由公司職工通過民主選舉方式決出，但未明確職工董事必須由公司職工擔任。參考德國“工會代表制”經驗，我國可通過修改下位法關于職工董事任職資格規定，將地方工會推薦人選納入公司職工董事候選人范圍之中，之后經由公司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等民主選舉方式成為職工董事，從而掃除其成為職工委員的阻礙。其次，職工委員席位的公司內部分配結構也應做出調整，保證基層職工占一定比例，確保職工委員能夠切實代表基層職工的利益。此外，為了保證基層職工委員具有合格履職能力，應當設置一定的任職條件，例如學歷水平、本公司工作年限、接受任職培訓等。

第二，優化選任規則，避免企業利用規則漏洞。應嚴格解釋新公司法第六十八條中“其他形式”的含義，“其他形式”應指與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實質相當的民主方式。實踐中，企業對“其他形式”存在不同理解，例如將其解釋為非正式溝通或者公司指定等方式。為了避免公司濫用“其他形式”達到規避民主選舉制度的目的，應當嚴格限制對“其他形式”的解釋。

改善履職保障機制，改善職工委員的履職條件

第一，建立審計委員會履職輔助人制度，幫助職工委員履行監督職責。審計委員會具有內容廣泛的監督職責，需要持續關注公司各方面狀況。審計委員會成員多為兼職，僅憑自身有限的履職活動難以完成監督職責。參考日本公司監督法律的幫助人員制度，設立監事會的公司可設置幫助人員以保證有效監督。鑒于相似的公司監督實踐需要，我國可以考慮引進履職輔助人制度，公司可根據實際需要為審計委員會設置適量的專門工作人員，輔助職工董事等審計委員會成員履行監督工作。

第二，完善對職工委員的合法權益保護機制，保障職工委員的履職活動不受不當干涉，免除其履職后顧之憂。作為監督者的職工委員與作為受監督者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之間在公司科層地位上的差距，使得職工委員的履職行為容易受到被監督者的干擾。因此，法律應當明確規定職工委員任職期間及卸任后一段時間內公司不得無故與之解除勞動合同，能解除勞動合同時需取得職工大會、職工代表大會書面同意。

健全激勵約束機制，對過錯進行差異化問責

為了增強職工委員的自發履職動力，應當健全職工董事擔任審計委員會成員的薪酬激勵規則。第一，完善職工委員的薪酬確定規則，保持職工委員薪酬確定的獨立性。為避免公司管理者的干預，職工委員報酬方案的確定應當聽取職工大會或者職工代表大會的意見，并由公司章程規定或者由股東會決定。第二，職工委員的薪酬應當包含固定津貼以及與公司業績相掛鉤的浮動獎勵。固定津貼用于回報職工委員為履行職責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浮動獎勵用于鼓勵其與公司休戚與共，激發其履職積極性。

若職工委員因違背信義義務而擔責，應當對其進行差異化問責，堅持權責一致、過責相當。審計委員會以集體形式行使職權，應當以集體方式承擔責任。然而，由于審計委員會成員的預設職能、履職情況存在差異，集體承擔責任并不意味著各成員所應當承擔的責任一律相同。新公司法提供了差異化追責的制度，即在關于董監高的責任規則中，強調了有過錯的董監高承擔責任。因此，對于職工委員的問責，在衡量其過錯程度時，應當考慮其代表職工利益參與監督的職能預設和具體的履職情況，根據其過錯程度追究責任。

公司可依據股東會決議，限制職工委員責任。限制職工委員責任的目的在于，避免職工委員承擔過重的任職風險，提高適格人才任職履職的積極性。職工委員作為工薪者，憑借履職從公司獲取對應報酬。倘若職工委員因違反注意義務而承擔責任的風險過高，以至于與其能夠獲得的報酬相比失衡，職工委員就難以成為合算的職業選擇。公司可通過股東會決議的方式，限制職工委員應當承擔的賠償責任數額。公司對職工委員責任的限制僅應適用于職工委員對公司責任的范圍，并以職工委員違反注意義務和主觀上的過失適用條件。

劉衛鋒系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商法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兼中國證券法學研究會理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管理委員會委員、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等；廖世杰系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