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如何執行司法審判的程序？宋代的普通法法典和特別法法典有何區別？宋代的民事裁判是同案同判還是異判？

由法史學者戴建國教授精心導讀的《知宋·宋代之司法》帶你走進宋人的法律世界，揭開宋代司法的神秘面紗，領略宋代法律文明之光——

本文摘編自《知宋·宋代之司法》

有刪減

宋代法制對立法極為重視，在立法程序、立法技術、立法規則方面都有許多創舉。在中國歷史上，宋代第一次在司法職能部門大理寺、刑部之外建立起專門的法典修纂機構——編敕所。這是宋代立法制度完備的一個標志。宋代在立法活動中設置專門機構，對法典詳加討論，汲取既往法精華，根據社會發展需求，及時調整不適應條款，重視當代法的完善。立法過程中廣泛征求修改意見，這種舉措可以集思廣益、減少立法失誤、提高立法效率，反映出宋代立法的慎重。

宋代法典

的修纂

宋代法典的修纂分成兩大部分：一是普通法法典，二是特別法法典。宋制定有周密詳備的特別法。《宋史》卷一九九《刑法志》曰：“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一路、一州、一縣敕是專門針對某路、某州、某縣制定的，不具備全國普遍適用的意義。仁宗慶歷時，一路敕有一千八百二十七條，一州、一縣敕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一條。宋各地或因土俗風情不同，或事各有異，立法不能一概而論，故有地方特別法修纂。宋人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有天下通行之法，有數路共行之法，有一路一州一縣一司專行之法，皆因其不齊而為之制，同歸于治而已。”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曾奏曰：“近據中書、門下后省修成《尚書六曹條貫》，共計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寺監在外；又據編修諸司敕式所，申修到《敕令格式》一千余卷冊。雖有官吏強力勤敏者，恐不能遍觀而詳覽。”司馬光所言三千六百九十四冊《尚書六曹條貫》和一千余卷冊《敕令格式》，乃諸司特別法，不包括尚書省之外的各寺、監等特別法以及各地的一路、一州、一縣特別法，可見宋特別法數量之多。宋代的司法適用原則，在法律體系的結構方面，特別法效力優于普通法；在法律形式上，敕的效力優于律。統治階級的法律總是以當代法為其法制核心，為其價值取向。當代法通常以皇帝的詔敕為法源。由于中國傳統社會專制皇權的特點，當代法優于既往法，具有優先適用的法律效力。

汲取歷史經驗

重視法制建設

宋對法制建設的重視，源于統治集團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汲取，重視法，講究法。宋仁宗有一份賜竇州知州毛應佺的《慮囚敕書》，從中可見宋代皇帝對法制的重視。

敕書云：“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飾灑掃獄房，嘗須凈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吃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畫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克，無使罪人或至饑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嘗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

作為最高統治者，如此細密地叮囑一位知州官員處理錄囚之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反映出宋統治集團對司法的重視。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了下層官吏。

史載歐陽修父親歐陽觀，真宗時任綿州推官，“留心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爰書，屢廢而嘆。夫人鄭氏問之，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況求而有得邪。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陳太素，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詳斷官，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余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原人情，以傅法意，眾皆釋然，自以為不及……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于我也。’……太素家行修治，尤喜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曲當法，所以亂也”。

在宋代，正是這樣的官員，對促進宋代司法進步貢獻良多。

▲電視劇《大宋提刑官》劇照，圖源網絡

宋代的

司法審判程序

宋代的司法審判實行鞫、讞、議分司制和翻異別勘制，把案件的審訊、量刑、覆議程序分開，分別交予不同的官員承擔，互不相干，獨立行使職權，防止營私舞弊。“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冤告者，則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亦即犯人翻供不伏，便移司交由其他官重新推勘，原先的審訊官不得再參與。如案件情況復雜，移司別推的次數可不受限制。乾道三年（1167），孝宗降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持巧心設貳端者有禁。朕選任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來，顧以獄情白于執政，探取旨意以為輕重，甚亡謂也。夫人臣舉要，有司致詳，閱實之初，五聽參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當而已，而又何咨焉。”廷尉即大理寺卿。大理寺擔負審理京師和地方重大案件的重任。孝宗告誡大理寺官員獨立進行審判，不要迎合上司旨意，以免妨礙司法公正。這一詔令充分反映了宋代司法審判的原則。宋代詳備的司法程序為減少冤假錯案、緩和階級矛盾、鞏固宋代的中央集權統治，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中國法制史上獨具特色。基于重在防弊的“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治國方針而設計制定的鞫、讞、議分司制和翻異別勘制，客觀上蘊含著法官獨立審判的精神，是宋代對中國古代法制建設的一大貢獻，不失為一個時代的杰出創舉。

尸檢、書輔

與大赦

宋代司法極為重視尸體檢驗。宋慈說：“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宋制定了嚴格的檢驗制度，有報檢、初檢、覆檢程序。檢驗官依規定必須填寫檢驗狀、檢驗格目和正背人形圖三項法律文書。覆檢官與初檢官各自獨立檢驗。南宋時法醫檢驗技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宋慈所著《洗冤集錄》，集宋代檢驗技術和經驗之大成，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系統的法醫學著作，充分體現了宋代法醫學所取得的成就。

▲電視劇《御賜小仵作》中的尸體檢驗，圖源網絡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還出現了承辦公證業務的書鋪。書鋪是被政府認可，并受政府管理的民間店家。書鋪代人起草訴訟狀，非書鋪所寫，官府則不予受理。書鋪可以證明婚約、田產買賣契約的真實性，還可為案件當事人及囚犯書寫供狀，為參加禮部試的舉人辦理應考手續，并為參加吏部銓試者和參選者辦理驗證手續。書鋪為滿足社會日常司法活動需求、維護宋代社會秩序發揮了積極作用。

“大赦”是宋代國家大典形式之一，具有巨大的政策包容性，“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除了蠲免逋欠、減免刑罰、推恩施賞外，赦書還承載了國家重大政策信息的發布重任，包含有國家申禁處分信息以及“申敕監司、郡守，督責官吏及時舉職”的“督責”職能，以便及時調整社會關系。南郊、明堂大赦的固定化是宋代大赦制度的一個重要變化，特別是明堂大赦成為宋代大赦的組成部分。

宋政府還制定了較為周密的民事法律制度，如戶婚、田宅、典權、錢債、契約、繼承等制度。國家以法律形式保護民眾的財產所有權和一定的人身自由權，這對調整生產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總結

宋政府制定的各種法典和法律制度是宋代司法活動賴以進行的基礎。但在司法實踐中，還需要考察司法官員是如何運用這些法律來解決問題的，研究司法官員在法律具體實施過程中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考察法律實施后的社會效果，把所謂“死法”和“活法”結合起來研究，注重法的動態和法的功能研究。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發生的阿云案是一件影響宋代法律制度的重要案件。圍繞此案牽涉的自首法理，宋朝廷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間不同意見針鋒相對，為的是尋找一條更合理的法制之路。這一普通案件，竟然影響宋代最高統治集團的法律決策長達十九年之久，在中國法制史上甚為罕見，反映了宋代對法制建設的重視。

法史學家徐道鄰評論說，北宋皇帝，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四代祖孫，都是知道尊重法律和愛護法律的統治者，形成了優良傳統。“南渡之后，經過高宗、孝宗兩代的不斷努力，這個傳統，依然又繼續健康發展，一直到元人渡江而止。”宋朝創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隨著宋朝的亡，有很大一部分在元以后逐漸消失，成為歷史絕響。然而千年后的今天，當我們走進宋人的法律世界，仍能領略到這些制度閃爍著的法制文明的光芒。

最后交代一下本書編選思路和選文依據。宋代法律史研究，與其他學科相比，起步較晚。20世紀上半葉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力度也不夠。進入80年代以來，宋代法律史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成果極為豐碩。根據本書編撰體例要求，成果選編不可能面面俱到，故考慮以一個選題為主，從某個方面切入，從海量研究成果中擇取最能反映宋代法律制度特色的學術文章，組合為一書。我以為這一主題非宋代司法制度莫屬，于是圍繞這一主題，選編了海內外中國學者的十四篇成果。選文重在開拓性、原創性、代表性，力求突出學術性和系統性。限于本書篇幅和編者水平，許多學者的優秀成果未能編入，這是深以為憾的。全書分三編：第一編為宋代的司法審判機制，第二編為宋代基層社會的法律日常，第三編為宋代司法裁判的價值理念。期盼通過本書選編的文章，讀者能夠窺斑知豹，從中了解宋代的法制文明，并進而加深對宋代歷史的認知。

知宋·宋代之司法

主編 戴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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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知宋”系列邀請國內相關領域頂尖學者選編宋代各方面研究經典論文，并增加導論、編者按，深入研究宋韻文化的基本形態，準確闡釋宋韻文化的精神實質。本書為該系列之一種，重點探討宋代法律制度、法律理念、法律實踐。

宋代大力加強法制建設，一方面承襲唐代之制，另一方面又進行改革，創立了頗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全書分三編：第一編為“宋代的司法審判機制”，第二編為“宋代基層社會的法律日常”，第三編為“宋代司法裁判的價值理念”，共選論文14篇，內容豐富，邏輯嚴謹。

戴建國

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理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主持人，《全宋筆記》及“宋代筆記研究叢書”主編，《文獻通考》整理主持人，“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之《宋史》修訂主持人。主要著作有《秩序之間:唐宋法典與制度研究》《宋代法制研究叢稿》《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社會》《宋代刑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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