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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易數讀

在劉慈欣的筆下，一位鄉村教師被賦予了拯救地球的英雄角色；然而，在現實世界里，這些默默奉獻的鄉村教育者卻往往難以自救。

回望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教育曾綻放出耀眼的光芒，幾乎每個村莊都擁有自己的小學，鄉鎮則紛紛興辦中學，為眾多農村學子鋪就了一條在家門口通往大學的“希望之路”。然而，這份輝煌并未持續太久，隨著千禧年的鐘聲敲響，鄉村教育的困境也悄然浮現。進入21世紀以來，每天都有大約43所村小黯然退場，這一數字令人痛心疾首。

在這冰冷的數據背后，我們看到的是緊鎖的鐵門、積滿灰塵的課桌，以及那日漸稀疏的讀書聲。學生紛紛離開鄉村，家長踏上進城務工的征途，而鄉村教師也在無奈中流失四方。

面對這樣的困境，有人選擇了逃離，但也有人懷揣著對教育的滿腔熱忱，毅然決然地走進了大山深處。然而，當這些鄉村教師真正踏入這片土地時，他們很快便意識到，除了自然的大山之外，還有更多更為艱巨、更為現實的挑戰在前方等待著他們。

01

鄉村學校走向消亡

回溯至改革開放前的時代，肩負著掃除文盲的重任，數以百萬計的學校如雨后春筍般在鄉村的每個角落生根發芽，它們成為了周邊鄉村孩子們窺探世界的窗口，引領他們望向更廣闊的天地。

然而，這種快速而無序的發展也為鄉村學校的教育質量埋下了隱患。到了80年代后期，一系列不合格的學校被撤并，農村小學的數量因此大幅減少。

緊接著，隨著2001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的出臺，一場大規模的撤點并校行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在這股浪潮下，農村中小學的數量在短時間內急劇下降。從2000年開始的十年間，幾乎每小時都有四所鄉村學校面臨著消失的命運。

這種快速的裁撤步伐，直到2012年才得到了國務院的緊急制止，明確要求停止盲目的撤并行為。但遺憾的是，此時鄉村中小學的總數已經銳減至2000年的三分之一左右，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和反思。

即便如此， 鄉村教育的衰落趨勢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到了2022年，鄉村中小學的數量已銳減至8.42萬所，與2000年相比，減少了近40萬所，其中農村小學消失的比例更是高達91.9%。

許多鄉村學生正經歷著學校突然消失的無奈，為了追尋更好的教育機會，他們不得不涌入城鎮學校，坐在講臺旁的臨時課桌，或是教室的過道中學習。

在過去的23年里，鄉村中小學的在校生數量急劇減少了九千多萬。根據《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報告2020-2022》的數據，2020年國內義務教育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80.25%，這比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高出了16.36個百分點，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學生在城鎮接受義務教育。

隨著學校的裁撤和生源的減少，鄉村教師也面臨著不同的選擇。一部分能力出眾的教師被城鎮學校挖走，而另一些人則選擇通過考公務員、從商或外出打工等方式離開教育領域。

實際上，鄉村教師的“退場”早在改革開放后就已悄然開始。從1978年到2000年，鄉村中小學的專任教師數量減少了143.03萬人，這一數據無疑揭示了鄉村教育面臨的嚴峻挑戰。

然而，在經歷了大規模撤點并校的23年間，專任教師數量的減少卻更為驚人，達到了322.56萬，流失率高達59%，這一數字是之前減少人數的兩倍之多。

為了應對這一嚴峻形勢，國家啟動了特崗計劃，旨在招募高校畢業生前往中西部貧困縣的農村學校任教。這一舉措對于逐漸走向衰敗的鄉村教育而言，無疑是一劑強心針，但仍舊顯得杯水車薪。

根據《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報告2020-2022》的數據顯示，2020年鄉村地區55歲以上的教師占比高達8.8%，這一比例比城區高出了5.5個百分點。而在那些尚未實施特崗計劃的縣份，老齡教師的占比更是驚人，達到了33.8%。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教師與其說是在教書育人，不如說是在勉強維持學校的運轉，更像是在進行養老生活。

當骨干教師紛紛跳槽，青年教師選擇轉行后，那些通過特崗計劃來到鄉村的老師們也只是短暫地經過了這片大山，最終還是離開了這片沉疴痼疾纏身的鄉村學校，留下了更多的無奈與遺憾。

02

鄉村教師淪為“三無產品”

教師這一職業，以其自帶的寒暑假和穩定的工作時間，成為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工作。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的火爆程度，就如同一張“父母開心證”的必通關卡，無不透露出教師行業的熱門與吸引力。

然而，令人詫異的是，盡管鄉村教師享有政策的扶持和編制的保障，卻為何仍讓不少人直呼“逃離”？

通過深入統計社交平臺上的相關討論，我們發現，鄉村教師所面臨的三大難題——工作壓力巨大、環境條件惡劣以及薪資待遇偏低，正是將許多人推向離職邊緣的主要原因。這些挑戰如同一道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讓許多有志于投身鄉村教育的人才望而卻步。

在鄉村學校普遍面臨教師短缺的背景下，教師們不得不承擔起超乎尋常的工作負擔。一項覆蓋全國18個省35個縣的調研揭示，鄉村教師平均需負責2.08個班級的教學，更有接近45%的教師需同時教授三門或更多學科。除了繁重的授課任務，教師們還需在課后批改作業、備課，并應對接連不斷的檢查，以及參與扶貧、反詐騙、禁毒、消防等多項工作，真正的教學時間僅占其周工作時間20%，而周工作時間高達53.35小時。

當教師們結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迎接他們的往往是更加艱苦的生活環境：簡陋的家具、漏風的房門、不穩固的鐵床、雜亂的辦公桌，以及隨處可見的蟑螂和老鼠。

地理位置偏遠，加之薪資水平不盡人意，使得鄉村教師的處境更加艱難。以廣東省某市為例，僅有30.5%的教師能夠獲得足以抵消偏遠地區影響的補助。特崗教師的境遇更為窘迫，盡管政策上承諾同工同酬，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河南省2019年的一項調查指出，48.8%的小學特崗教師薪資低于當地教師。

在物質待遇匱乏的同時，鄉村教師還常常面臨來自家長的不理解。在一些落后地區，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許多人并不相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鄉村教師的社會地位自然也就不高。

為了改善現狀，提高薪資，鄉村教師需要努力晉升更高的職稱，但這條路相較于城鎮教師而言，卻更加崎嶇難行。

盡管在連續工作10年的情況下，城鎮與鄉村教師在獲得一級教師職稱的機會上相差無幾，但若將時間跨度延長至30年，城區教師獲得一級職稱的機會則比鄉村教師高出13.7個百分點。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的調研數據進一步揭示了鄉村教師在職稱晉升上的困境，鄉村學校中，有16.5%的教師超過15年未能晉升職稱，這一比例遠高于城鎮學校。

鄉村教師們不僅承擔著超負荷的教學任務，還面臨著微薄的薪資待遇，以及晉升道路上的重重困難。有網友無奈地表示，自己從事農村教師工作近一年，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三無產品”——沒錢、沒閑、沒地位。

03

進城實則是進入新的圍城

教育的崇高理想在現實的重壓下逐漸變得支離破碎，難以維系。

盡管大山隔絕了鄉村教師與外界的便捷聯系，卻未能阻擋他們心中逃離的念頭。一項針對云南省5342名鄉村教師的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教師離職意愿大多處于中等以上水平。

在面對離職的抉擇時，49.4%的教師仍希望繼續從事教育事業，而22%的教師則選擇轉行，放棄事業編制這一“鐵飯碗”。值得注意的是，轉行的人群中，超過一半的人將目光投向了公務員這一被視為“鐵飯碗盡頭”的職業。

特別是通過特崗計劃進入鄉村的青年教師，許多人將鄉村教師視為就業壓力下的臨時避風港，一個鍍金的跳板。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利用政策支持迅速離開，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

對于那些希望在教育系統內調動的教師來說，37.8%的人表示，只要離家近，其他條件都可以不考慮。這反映了鄉村教師在面對現實困境時，對于家庭和個人生活的無奈與妥協。

更為顯著的是，超過55%的教師渴望調往城區或城郊的學校，而僅有2.6%的教師愿意調動到其他鄉村學校。

離開鄉村學校，鄉村教師們面臨著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是向城市進發，二是返回家鄉。這兩條路都似乎預示著更加光明的未來。

就如同農民深知一畝三分地難以挖出金子，想要賺錢就必須進城一樣，鄉村教師們也明白，想要獲得更好的發展，就必須向上走。然而，令人諷刺的是，當他們真正走進城市，卻發現到手的工資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少。

以小學階段教師為例，盡管城鎮教師的人均月實發工資在總體上低于鄉村教師，但城區教師的月補貼卻遠遠不及鄉村教師的四分之一。這似乎驗證了一個道理：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消費，額外的收入往往難以帶回家鄉。在城鎮，地處繁華地段的優勢取代了國家的補貼；而在鄉村，額外的補助又常常被遙遠的通勤費用所消耗。

然而，與城市教師相比，鄉村教師對工資的滿意度卻相對較高。東北師范大學對1.4萬名教師的調查顯示，對薪酬不滿意的城市中小學教師占比高達59%，比鄉村教師高出10.4個百分點。

盡管工資有所減少，但城市教師卻面臨著更快的教學節奏和更高的教學要求。在“巨校大班”中，學生的成績直接與教師的教學能力掛鉤，這無疑增加了教師的壓力。此外，他們還需要應對更為復雜的職場人際關系，有時甚至對領導和同事產生強烈的不滿。

對于那些選擇進城的鄉村教師來說，他們還需要按照城市標準重新評定職稱。原先在鄉村獲得的區級榮譽在城市中可能不再被認可，需要獲得市級榮譽才能滿足評定要求。面對更加激烈的競爭環境，他們多年的付出有時似乎一下子歸了零。

鄉村教師的進城之路充滿了挑戰和不確定性，但盡管如此，仍然有許多人渴望獲得鄉村教師的編制。在當前“無編為大”的背景下，鄉村編制似乎比城區的代課工作更具吸引力。畢竟，先端上鐵飯碗才是最重要的，至于碗里有沒有飯，那就另當別論了。

來源：網易數讀

編輯：林欣藍

審核：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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