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8日,天擦黑的時候,十三縱隊一一七團三營到敦坊,構筑了阻擊陣地,敵人的部隊上來了,他們組織了火力,四個炮兵群向一一七團陣地猛烈攻擊,先向一一七團正南九連陣地啃了半天,啃不動,又轉到東南啃八連了。
八連的陣地離村還有100多米遠,是在一條由東向西的小渠里修的,中間有一條三塊大石板拼成的小橋。戰士們的單人掩體,都挖在橋西邊,而渠是很淺的,匍匐前進,稍不注意便暴露了目標。橋東面,五六十米遠的地方,有一個轉向西南的大拐彎,敵人順著水渠運動到那里了,一個多排的兵力,不講究任何隊形,沖到離八連只有三四十米遠了,八連長一梭機槍打倒了一個掛著望遠鏡、手拿紅旗的敵連長。馬上,第一個排長又拿起他的紅旗往前沖,戰士們一排手榴彈打過去,又把他打倒了。第三個才拿起那個紅旗時,又被打倒了,這樣才把敵人打下去。
第二次,敵人又從壕溝里運動上來,再不敢大模大樣,不講究隊形了,而是采取小組動作。戰士們只能看見他們的鋼盔和刺刀,八連機槍打了兩梭子彈后,又把敵人打退了。這時,敵人飛機來掃射了幾次,八連長犧牲了,營長命令二排長代理副連長,前面卻只剩下了十四五人,二排長害怕人少會丟掉陣地,早就連派三個人下去聯絡了。但此時仍不見音信,他馬上確定了一班長代理排長,親自找指揮員去聯絡,但是,炮火與飛機掃射是那樣的猛烈,他派去的三個人都犧牲和掛彩了,三排長前進了幾步也中彈犧牲了。
二班長代理了排長,不一會兒,又被敵人的冷槍打中犧牲了。這時,戰士們并不驚慌,他們很沉痛地對副班長說:“干部們都犧牲了,就剩下你一個副班長了,你負責指揮我們吧!”李俊祥馬上答應:“好!大家要聽我的,就剩下我們這十來個人了,我們學習李海水吧!”大家都在默默地聽著他講話,接著提出了共同的口號:人在陣地在,決不丟陣地。李俊祥把六支步槍分成了三組,張忠元和一個戰士在橋北,郭振義、王老虎在橋南,蔡來保和左保小在中間,每組負責一個方向,監視敵人。機槍放在后側,把所有的梭子都壓滿,等大批的敵人沖上來再打,少數敵人上來只用冷槍打,不準用機槍,好節省子彈,又把所用犧牲和掛彩的同志的手榴彈拿來,等待著敵人。
敵人吃了兩次虧,不敢貿然前進了,一連幾次的小進攻都被李俊祥他們打退,但敵人的炮火仍舊是非常猛烈的,王海成的帽子被敵人的子彈打掉,張忠元被土埋住又爬出來,飛機順著水渠直掃了兩次,水渠邊一棵柳樹枝被打斷,葉子都掃光了,戰士們每個人的背包上,都打穿了窟窿。但是,這十來個人仍舊毫不動搖地堅持戰斗。
戰斗沉寂了片刻,敵人仍向前運動,在側面友鄰陣地上,冒起了一片光,敵人的衣服燒著了,狼狽地逃竄。李俊祥看見了,馬上告訴大家:“這是八縱隊,他們抄到敵人的側翼了。看!他們打燃燒彈了。”戰士們都知道燃燒彈是我們打臨汾得來的。于是,戰士們高興了。八縱隊攻下祁縣趕上來了,敵人已在四面包圍之中了。
不一會兒,上級把敵人被圍的形勢簡圖傳到了火線,戰士們看著地圖,越打越有勁了。
黃昏以前,五連又增加十幾個人上來,敵人攻正東七連的陣地未攻動,吹起了沖鋒號。李俊祥說:“又是那老一套,敵人要退了。”果然不一會兒,敵人猛烈地向我們陣地上打了幾排炮后,便縮回去了。這一縮使它被包圍得緊緊的,再也不能伸展了,突也突不出,跑也跑不動。十三縱隊一一七團三營,在八縱隊的配合下,取得了敦坊阻擊戰的勝利。
同時,肖文玖集團的大行二分區四十二團、四十三團、榆次獨立團在車輛一線阻擊敵人。趙承綬發現車輞地區的徐向前部隊是個“地方游擊隊”,是戰斗力唯一的“薄弱地段”,決心要作拚死掙扎,妄圖從車輞陣地“突破一個缺口”。
肖文玖,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吉水縣,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二十軍副官處勤務員,紅三軍第九師二團連指導員,紅一軍團補充一師營教導員,第二團政委、紅一軍團第二師無線電隊政委,二師教導營指導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第二軍分區四團政委,平西軍分區政委,第十一軍分區司令員。解放戰爭開始,任晉察冀軍區二縱五旅旅長、七旅旅長、北岳軍區副司令員。
在肖文玖的戰爭生涯中,搞政治工作的時間長于搞軍事指揮工作。但是他有智有謀,作戰英勇,決定了他從晉中戰役以后,一直從事軍事指揮工作。當徐向前司令員下達了圍殲趙承綬的命令時,再次要求肖文玖集團堅決把敵人堵住,他說“只要你肖文玖集團守住車輞一線,殲滅趙承綬就有把握了”。
肖文玖當即表示:“沒問題,人在陣地在,不管花多大代價,決不讓敵人從我們陣地上突出去!”
曾參加車輞阻擊戰的李建安回憶道:
黃昏,部隊到達目的地——車輞村時,偵察員報告,敵軍前衛部隊已抵達車輞村西南近十里的西范一線,潰退下來的大批敵軍即將拼命壓過來。緊張的戰局態勢告訴我們,我野戰大軍尚在千里之外,遠水難滅近火,我部如不迅速予以有效地阻擊,垂死的敵人很可能從此處逃之夭夭。眼下,由于近百里的急行軍,部隊已人疲馬乏,個個氣喘吁吁,熱汗滿身,但軍情如此緊急,哪容有半點遲疑和怠慢呀!
在村東一里外開闊的野地里,部隊迅速集結,進行著最長一次戰前準備。當時,我在團部工作,只見在夕照下,每個指戰員都急速將胸章扯下,在背面的空格里匆匆地鎮寫著自己的性名、籍貫以及部隊番號等,由于當時的條件所限,部隊沒進行過血型檢查,“血型”一欄只好空著。三連長王樹森是個地道的文盲,斗大的字認不了一籮筐。填寫胸章這等事兒,可難倒了這個五尺高的漢子。無奈,一溜小跑來到我跟前,麻利地遞上一支甜頭煙,“秀才!幫幫忙,俺說你寫,把這空空給咱填滿。”
正在這時,一陣人聲噪動,原來是團里一個軍務參謀讓民工把數百副棺材齊刷刷地擺在部隊集結地附近的一條土坎上。對此,大伙心里明白,“要戰斗,就會有犧牲,熱血男兒戰死疆場不是什么稀罕事兒。”但是,把這么多棺材在戰前就擺在參戰部隊的眼跟前,這可是少見的,難怪要引起戰士們的注意了。團政委見狀就把那個參謀叫到面前,“你看,能不能把它擺得遠一點兒呢?這種工作要考慮到部隊戰前的思想情緒么!”
盡管政委的話很婉轉,可那個參謀還是窘紅了臉,好像做了一件大錯事一般。王樹森見此情景便擠上前去笑著解圍道:“政委,我看那,這是樁好事哩!俺們這些窮棒子們,有哪個的祖輩死后有福份躺這等好材料的箱箱呢!這回俺要是為革命光榮了,能夠到這里面是俺的福氣。”說著,他走過去拍著一副獨木柳棺材,“俺先預訂下這副吧,政委點點頭,我王樹森就心滿意足了。”
望著這位堅強而樂觀的基層指揮員,政委無言地在他肩上拍了拍,眼眶濕潤了,不知什么時候,受到感染的戰士已圍攏成一大圈,人人臉上顯現出激奮的情感,是視死如歸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是熱血青年的悲壯情懷?一時難以說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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