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九一八事變作為中國人民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的開端，歷來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其研究內容涵蓋事變的起因與影響、國共兩黨在事變前后的活動、事變發生時的國際關系、事變主要人物與事變的關系以及東北軍民的抗日斗爭等領域，可謂層出不窮。在此之中，事變的兩位焦點人物張學良與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的責任及原因是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各位學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于張、蔣二人的責任，傳統視野中大陸學者普遍將不抵抗的責任歸之于蔣介石，認為蔣介石應該負主要的責任。易顯石在《九一八事變史》一書中提到“蔣介石下令不抵抗”“張學良執行不抵抗” ，這一觀點此后被多次引用，張友坤在《蔣介石、張學良與“不抵抗主義”》一文中也持此觀點。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不抵抗命令出自張學良，張學良應對此負責，王書君《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唐德剛訪問、王書君著述，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是該觀點的代表性著作。此外，有學者則認為不抵抗主義源自蔣介石和張學良“力避沖突”的共識，二人均應對此負責。而在臺灣方面，學者大都將不抵抗的主要責任歸咎于張學良，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李云漢《“九一八”事變前后蔣總統的對日政策》等，都持這一觀點。在張、蔣二人作出不抵抗的原因研究上，著述最早可見于上世紀30年代中日關系史學者王蕓生主筆的《大公報》專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后出版成冊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此后，該方面研究多集中于上世紀90年代。有學者認為張、蔣二人對基本形勢的判斷錯誤和對日畏戰心理是其作出不抵抗的原因。有學者指出，張學良對東北國防力量缺乏信心從而避免與日本人直接沖突、東北邊防薄弱、蔣介石和張學良在關內面臨新的挑戰等都是不抵抗政策產生的原因。有學者則認為張學良實行不抵抗的原因是聽命中央、依賴國聯、寄希望于全國共同抗戰、以和止戰、保存實力。除傳統觀點外，還有學者指出蔣介石有意削弱東北軍，企圖犧牲東北引誘日本反蘇以及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冒險性估計不足是張學良作出不抵抗的原因。

日軍攻占奉天城

對此，筆者擬就原有研究成果及個人閱讀所想，辨析九一八事變中張、蔣二人的責任及其實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提出些許自身淺見。

張、蔣二人對九一八事變應該承擔何種責任

（一）張學良對事變負有首要且直接的責任

筆者認為，張學良對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的迅速淪陷負有首要且直接的責任。1990年6月和8月，張學良兩度接受日本NHK電視臺采訪時曾言：“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么做，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此后同年，張學良在接受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采訪時也說道：“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碧频聞偫^而有意提醒張學良，傳聞中蔣介石于九一八當晚曾給他發有不抵抗命令的電報即“銑電”時，張學良仍矢口否認此電報的存在。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與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等人的談話中，再次說明：“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虿贿€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币陨先齽t張學良的口述，出自本人之口，不似為替蔣介石開脫責任而做的敷衍回答，可信度較高。況且，當時距離蔣介石去世已有十多年，張學良已重新獲得人身上的自由，也無需再如被囚禁時一般擔心自身言論對生命安全的威脅。故而上述口述基本可以證實，九一八事變當晚，不抵抗主義命令的發出者即是張學良本人。此外，通過現有史料和其他當事人的回憶，同樣也可證實張學良對不抵抗命令的指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長的榮臻在九一八事變后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九一八事變當晚，向張學良請示應對方法，（張）副總司令諭仍取不抵抗主義”。另一位當事人，時任遼寧省主席的臧式毅于1951年7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的交代材料中，在談及九一八事變的應對方法時寫道：“會同總司令部留守參謀長榮臻急電北京，向張學良總司令報告并請示應付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義。”而在事變后，張學良本人在接受天津《大公報》記者采訪時也承認：“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于庫房”。與此同時，九一八事變的另一位焦點人物蔣介石卻于當日早晨乘坐軍艦前往南昌督師“剿共”，未在南京，故而也就不存在傳統觀點所言“不抵抗命令是蔣介石發出的”。后世學者通過解讀蔣介石的日記和張、蔣二人來往的電報，得出的論斷是“蔣介石最快也是19日才從上海發來的電報中得知事變的消息，隨后發電報指示張學良‘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蔣介石19日寫下的日記是‘昨夜得知倭寇無故襲擊我沈陽兵工廠……’也說明他是第二天才得知事變的消息?！本C上所述，張學良才是不抵抗命令的直接發出者，正是在此命令下，東北軍幾未作絲毫的抵抗便讓日軍一夜間迅速占領沈陽，進而威逼東北其他區域。對此，張學良難辭其咎。

張學良

筆者前文已述，張學良在事后接受記者采訪，談及不抵抗的原因時，給出的理由是自身判斷失誤，以為日本仍與往常一般進行軍事挑釁，未想到其會擴大事態。筆者認為，如果說張學良在事變發生之初未看出日本的侵略野心而不予抵抗還尚能理解，那么事變進一步擴大為局部的侵略戰爭時他仍未進行有效的抵抗，則未免令人頗為費解——黑龍江省的淪陷和錦州的失守便是如此。

在嫩江橋戰役爆發的前夕，10月14日，偽軍張海鵬部向嫩江橋進攻，張學良即令守軍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爛地方。于不聽令，炸毀江橋，阻止了偽軍前進。11月4日，日軍進犯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要地嫩江橋，江橋戰役爆發。時任黑龍江省代理主席、軍事總指揮的馬占山組織守軍英勇抗擊來犯之敵，但終因寡不敵眾，19日，齊齊哈爾陷落，馬占山敗走海倫。此戰，作為東北當局最高軍政長官的張學良除發電報勉勵馬占山“飭死守，勿退卻”外，并未對其予以實際支持，仍希望國聯能制止日軍的侵略行徑。當時，駐防錦州的東北軍正規部隊有十九旅、二十旅、十二旅等部，人數約在 2萬以上，加上警備隊、騎兵旅、教導隊、便衣隊等，總數不下 5萬人，然而張學良為了不給日軍進攻錦州留下口實，竟按兵不動，坐視黑龍江省會陷落，此種不抵抗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如此看來，江橋戰役結束后，張學良受到社會各界的聲討，亦算是合情合理的，甚至可謂是對其過失予以寬大處理了。

日軍占領齊齊哈爾后，又即將奪取錦州。此時，張學良傾向于采納顧維鈞提出的“錦州中立化”方案，即在日軍向英、美、法三國擔保不進入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內，并不干涉該地域內中國行政機關及警察，且此種擔保被各國認為滿意時，中國軍隊可由錦州撤至山海關。但是，張學良忽視了該方案日本需向英美法三國進行擔保這一前提，而單獨與日方進行交涉。結果，日方對該方案并沒有太大興趣，顯然，日本的意圖是要奪取錦州，進而占領整個東北。更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張學良在與日方進行談判時，已開始安排軍隊撤出錦州。顧維鈞聞訊后，即于12月3日致電勸阻張學良：“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日，顧又與宋子文聯名再次電張：“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御?！?日，蔣介石也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勿撤退?！睘榱私o張足夠的底氣，9日，蔣又告訴張“已令航空第一隊3日內到達北平,歸副司令指揮。”但事實上，張于7日即已向日方作出主動撤退的承諾。對此，張學良的理由是“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強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幸之理”。他要求國府速增撥現款及軍火以為實際支持，否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縱使殫竭愚誠，亦必無濟于事”。此后，盡管中央政府一再敦促張學良守衛錦州，但由于得不到中央實際的援助，1932年1月2日，駐守錦州的東北軍全部撤離，次日，日軍兵不血刃地奪取了錦州。筆者認為，在錦州防御問題上，盡管中央政府未對張學良予以實際上的支持，但其作為手握重權的封疆大吏，如此輕易地將自己的行在拱手讓與侵略者，這一舉動不應是地方最高軍政軍政長官所為。況且，在中央已多次電令的情況下仍擅自撤兵，棄國土于不顧，已然是嚴重抗命。

此外，從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中央政府與張學良東北當局的關系上看，同樣也能說明張應對東北淪陷負主要責任。1928年東北易幟后，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東北當局名義上服從中央政府的管轄，但實際上仍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在外交上，1929年中東路事件后，張學良自行委派代表蔡運升赴伯力與蘇聯進行談判，簽署《伯力協議書》以向蘇聯求和。當此事上報南京中央政府后，中央議決：“《伯力協議書》已逾中東路案范圍，不予批準?！?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伯力會議，蔡運升越權瀆職，應從嚴議處。” 1930年11月12日-12月4日，張學良出席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與蔣介石商定后，東北外交才完全歸中央辦理，但在內部仍征詢張學良的意見。在軍事上，東北軍名義上屬于國民革命軍序列，但編制和裝備等均自成體系，完全聽命于張學良，中央政府不能調動其一兵一卒。張學良晚年回憶時還自詡：“東北軍較蔣介石的中央軍占很大優勢?！痹谪斦矫妫瑬|北的軍政費用自行收支，獨自發行貨幣奉票。曾任遼寧省財政局長的張振鷺證實，東北既不向南京中央財政部借款，中央也不接濟東北財政。1930年，張學良入關取得華北地盤后，成立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將國稅收入撥付自己的陸?？哲姼彼玖钚袪I軍需處，并不向中央上繳。對此，蔣介石曾言：“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于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以說非革命勢力范圍以內之地。”張學良除了在東北當局擁有絕對權力外，在中央同樣也擔任陸?？哲姼彼玖睢顸h中央執行委員等要職，權傾一時，儼然是國民政府的二號人物。1931年4月19日，張學良還向外國記者宣布：“今后發出軍事命令時，決定余與蔣介石連署宣布?！比绱丝磥?，張學良與蔣介石二人之間形式上是上下級的關系，實際上卻是彼此平行的同盟關系。那么，張學良在應對九一八事變時，完全可利用自身職權之便抵抗日本人的進攻而無需受中央政府的節制。然而事與愿違的是，張選擇了利用職權之便忤逆中央的命令，對日一再妥協退讓，最終使東北陷入侵略者之手，多年的苦心經營也就此毀于一旦。

綜上所述，從張學良自身的口述、事變后的行動及其職權地位上看，他對東北的淪陷理應負有首要且直接的責任。

（二）蔣介石對事變負有連帶責任

承認張學良在事變中負有首要且直接的責任，并不代表蔣介石與不抵抗主義沒有絲毫的關系。傳統觀點認為蔣介石對不抵抗主義負有主要責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給張學良發出含有不抵抗命令的電報，并且他曾于9月12日前往石家莊與張學良會面，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但根據臺灣學者劉維開考證，該電報幾不見于大陸、臺灣及其他各國所藏的蔣介石檔案中，需要存疑。另外，根據蔣介石《事略稿本》記載，9月12日整日蔣介石均在南京活動，“蔣張會面說”不能成立。事實上，早在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時，蔣介石與國民黨中央便萌生出對日妥協退讓的念頭，可謂是不抵抗主義的濫觴。1928年5月1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會議議至下午四時，決取不抵抗主義，宣告中外，而各軍渡河北伐，完成革命為唯一方針。故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須至最后亡國之時，乃求最后歷史之光榮?！睗蠎K案后，對日隱忍避讓的思想逐步成為蔣介石對日政策的指導思想。但值得一提的是，蔣也并未因此完全放棄對日抗爭，只不過是被逼至無路可退之時方會如此，在和平的希望尚未完全破滅時，他主要采取的還是對日隱忍避讓的政策。因此，當1931年7月發生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時，蔣介石囑咐張學良：“現非對日作戰之時?！?月12日，監察院長于右任也致電張學良：“當前國事以平定內亂為先，希望東北同志體會此意，切勿輕舉?！憋@然，上述兩者的目的都是要張學良對日隱忍避讓，從本質上說，也是不抵抗主義的體現（按蔣的想法，他當然是不希望立刻和日本發生沖突乃至開戰，那么所采取的方法當然就是面對挑釁不實施抵抗）。此后的9月6日，張學良向東北各政要發出一份電報指令：“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釁，我方務須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即遵從了蔣介石與中央政府的不抵抗主義，這對其日后對發出不抵抗命令有著重大影響。不得不說，蔣介石和中央政府雖然在事變時未直接下達不抵抗的命令，但其由來已久的對日隱忍避讓政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張學良對局勢的判斷，并使其發展成行動上的不抵抗，無論如何，蔣和中央政府也無法脫開這一連帶關系。

其次，蔣介石及中央政府在事變發生后的行為，也說明了其同樣要為東北的淪陷負責。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于19日向張學良發電，指示其在向外宣傳時要“反駁日軍污蔑中國軍隊炸毀鐵路而發動事變的借口”，但對如何抵御日軍的侵略，卻未作出任何指示。21日，蔣介石回到南京，召開國民黨黨政軍要員會議，明確要把依賴國聯作為主要對策：“余主張以日本侵占東三省事實先行提交國際聯盟與簽約非戰公約諸國，此時唯有訴諸于公理，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于相當程度，乃出以最后自衛之行動?！?2日，蔣介石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將該對策公之于眾，要民眾“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贝撕?，國聯于9月30日和10月24日通過了兩份令日本撤軍的決議，但日本仍不為所動，反而繼續朝黑龍江等地進犯。事實上，由于國聯各國與日本均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利益關系，故而也僅能從道義上對日本的侵略行為予以譴責，卻并不能對其施以有效的制裁措施。至此，蔣介石及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國聯調停的幻想也宣告破滅。至日軍進逼錦州時，蔣介石及中央政府也僅是通過口頭上的電報命令張學良實行抵抗，卻未能作出實際援助的行動，使張學良幾未作任何抵抗便放棄防御，對此也難辭其咎。然而蔣最錯誤的一點是，在事變發生之后，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無論如何也難以服眾。

縱觀整個事變的前后，由于蔣及中央政府此前一直實行對日避戰忍讓的政策，使日本感到有機可乘，故而為其發動事變提供了外部條件。事變發生后，蔣及中央政府多將時間精力花費在寄希望于國聯調停的外交途徑上，而未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實際上是默認了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同時，蔣介石未及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更無形中助長了侵略者發動全面侵華的囂張氣焰，是無論如何也難避后人責難的。

張學良與蔣介石

張、蔣二人實行不抵抗的原因辨析

筆者認為，張、蔣二人實行不抵抗，有對日畏戰，擔心無力抵抗的共性，也有二人在各自利益考量下的特殊性，是需要辯證分析的。二人作出不抵抗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基于當時中國羸弱的現實狀況，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需要辯證地加以看待。

（一） 張、蔣二人不抵抗的共性

張、蔣二人不抵抗的共性在于兩人都認為當時進行對日作戰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取勝的。張學良曾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沖突，以公理為周旋。”蔣介石則更為夸張地說：“如果貿然和日本開戰，日本可以在十天之內完全占領我們中國一切重要地區，就可以滅亡我們中國。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和日本開戰，簡直是癡人說夢！”此種心理固然與中國近代以來在反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有密切關系，在抗戰勝利之前，中國尚未取得一場反侵略戰爭的完全勝利。另外，從九一八前后中日兩國的國情對比來看，這種不抵抗的心理也并非是完全不合常理的。

1928年東北易幟后，中國僅是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內部各派系之間的斗爭仍未停止，1930年接著又爆發了中原大戰。該混戰持續6個月，造成30萬軍民傷亡，軍費開支占國家年收入的85%，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此后的1931年，國民黨內部因“約法之爭”發生寧粵分裂。7月，粵方煽動原本受張學良節制的石友三發動叛亂。為平定叛亂，張學良從關外抽調大量精銳進入關內，造成東北防務空虛，其中遼寧省駐軍至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僅有5萬人，給日本乘虛而入提供了機會。與此同時，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為重新實現國民黨內的統一，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與廣州政府進行協商談判，延誤了抵抗日本入侵的準備。蔣介石對此曾感嘆道：“是倭寇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省矣。嗚呼，痛哉！夫我內亂不止，叛變既無悔禍之意……而況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敗已極，雖已強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道出了他對當時中國時局的無奈。而在軍事力量上，至1937年前夕，中國也僅能生產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等均不能生產，飛機和艦艇的生產部件仍依賴進口，更遑論在剛結束軍閥混戰的1931年前后能有比這更高的裝備生產能力來支持大規模的戰爭。盡管中國在官兵的數量上要多于日軍，但由于編制不統一，各派系自行其是，造成官兵在素質上參差不齊，與日本相去甚遠，這在全面抗戰爆發后是多有體現的。與之相反，日本通過建立大量的壟斷組織，把經濟引向戰爭軌道，較快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困擾。1931-1937年，日本工業增長的速度是9.9%。至1937年，裝備制造能力已達到了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船艦制造能力45萬噸，顯然做足了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準備。即便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入侵東北的日軍僅有2-3萬人，但其武器裝備和官兵素質在中國軍隊之上，若中日全面戰爭在當時打響，日本也定會持續增兵，后來的淞滬會戰即體現了日本在戰爭初期強大的戰爭動員能力。而中國內部在尚未一致對外之時，是難以完全壓制日本侵略，使其陷入持久戰的泥潭中的。因此，筆者認為，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中國對日進行全面戰爭的準備尚未充分，隱忍退讓也是一種實屬無奈的緩兵之計。

（二） 張、蔣二人不抵抗的特殊性

筆者認為，張學良的不抵抗，很大程度上出于其保存東北軍實力，寄希望于全國抗戰的意圖。

這一意圖最早可追溯至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東北易幟后，張學良試圖采取武力收回蘇聯對中東鐵路所擁有的特權，蔣介石也極力慫恿張學良的這一做法，表示：“舍一致對俄外無出路。如有必要，全國軍隊可以隨時增援也?！笨墒?，當東北軍與蘇聯交戰時，蔣介石并未派兵予以支援，僅接濟東北軍餉200萬元編遣庫券，還不是現款。結果，由于蘇聯方面使用了更為先進的武器，且投入了大量兵力，東北軍因此迅速敗下陣來，不得不與蘇聯求和。事后張學良回憶起這件事時，說：“那仗打得慘了，我們有一個旅全滅，是姓韓的，韓光地的旅，全滅?！敝袞|路事件暴露了東北軍外強中干的弱點，讓張學良對東北軍武裝力量的信心受到嚴重打擊。至此之后，張便逐漸產生了對外作戰的畏懼心理，轉而力求保存自身實力。當1930年張學良取得華北地盤后，即以“養病”為由，長期留在北平，并在此設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東北事務交由張作相、臧式毅、榮臻等人具體處置，自己只是遙控，該舉動逐步顯露出張已有東北丟失后退往華北的心理準備。九一八事變發生后的19日凌晨，張學良在接到榮臻的電話后召開軍事會議并發表講話：“日人圖謀東北由來已久，這次挑釁的舉動，來勢很大，可能再興起大的戰爭。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僅是一個聯隊，它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隨后，張在會見力主對日抵抗的東北軍官兵時再次重申其立場：“我愛中國，更愛東北。如果失去東北，我心永遠不安。但余實不愿用他人的生命財產為余個人犧牲，更不愿以多年相隨、屢共患難的部屬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頭銜。”基于這一保存實力的思想，張學良所希望的當然是全國抗戰，愿為玉碎（在全國抗戰中犧牲）而不作瓦碎（單獨抵抗而犧牲）。他表示：“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比欢?，由于國民政府中央未對其予以實際援助，張學良擔心當年中東路事件的“慘劇”又將重新上演，因此，從黑龍江淪陷到錦州失守，他均未做出抵抗，終成世人眼中的“不抵抗將軍”。此外，前人曾根據張學良自身的口述“事變發生時認為日軍仍是軍事挑釁，對形勢判斷失誤才發出不抵抗命令的”而認為其不抵抗的原因之一是對形勢的判斷失誤。對于這一點，筆者在前文已述張學良的這一判斷固然與蔣介石長期以來對日避戰忍讓政策的影響有關，但再觀察事變發生前張學良的言論與行為，張的敘述仍值得商榷。張除了在日本擴大侵略規模后坐視黑龍江淪陷和棄防錦州外，早在事變之前，他便已對日軍的動向有所察覺。1931年7月2日萬寶山事件發生后的7月6日，張學良收到時任國民政府外交次長的王家禎從“東京諸友”那里獲得的日本對華政策的報告。該報告大致指出了日本將用武力侵略東北的打算。根據這個情報和日本借萬寶山事件大肆制造事端的情勢，張學良認識到日本“推展其大陸政策，有急侵滿蒙之意”。 此后，張又得到了大量有關日方動向的情報。如8 月9 日，他在給協助張作相料理東北政務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秘書廳廳長吳家象的電報中，轉述從日本得到的情報：“日本政府擬乘我國時局不靖，欲一手解決所謂滿蒙問題。日本當局“虎視耽耽，往往藉口我官憲侵犯日本既得權及壓迫鮮人，欲使沖突發生，然后乘機動兵，其陰謀甚大?！眹裾v朝鮮總領事張維城也連續報告：“連日日報登載中村大尉事件，鼓吹武力解決。日本政府擬移駐內地師團于朝鮮、滿洲各五千人，共一萬人?！倍鴮τ谌毡驹跂|北不斷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蓄意挑起事端的情況，東北軍上層也十分清楚。至事變前數日，沈陽政界已傳出“日本將向東北勢力發動”的消息。因此，張學良的對日動向可謂是掌握得十分清晰的。事變發生后的9月20日，張學良在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時也談到：“此事發生，在日本已有數星期之煽動，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睆埣热灰亚逦卣莆樟巳哲姷膭酉颍瑓s依舊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其說辭“對形勢判斷失誤”也未免有為保存自身實力而開脫的嫌疑。這固然與軍閥視軍隊為自身私有財產的共性思想有關。奉軍作為東北軍的前身，乃是北洋時期的一大地方實力派，也是張作霖留給張學良最為寶貴的一筆遺產。正是東北軍強大的武裝力量，才使得蔣介石及其他各派系在中原大戰時對其進行極力拉攏，以圖為自身在斗爭中獲勝創造優勢?？梢哉f，張學良能獲得蔣介石的青睞，成為國民政府的二號人物，與他視為身家性命的東北軍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他當然也就不愿在單獨抵抗的情況下葬送東北軍而失去權勢地位。

與張學良相對的另一方蔣介石，他的避戰不抵抗除了出于“攘外必先安內”外，一定程度上也是想通過避戰忍讓使日軍找不到侵華的口實，遲滯其發動全面侵華的攻勢，為國民政府對日作戰贏得準備時間，是一種拖延戰術。

早在濟南慘案發生后，蔣介石便意識到中日之間必有一戰。1928年12月10 日，蔣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北伐成功后最緊要的工作》上說“我們現在只有忍了聲，吞了氣,埋了頭，一點不作聲的用苦工來做事，等到有了力量，再來同他們說話。”半年后，蔣發表《誓雪五三國恥》，進一步告誡說：“須知我們報仇雪恥的敵愾心，決不能暴露出來。我們所有吞敵的氣概，非到最后關頭，是不能有一點流露的，因為那將徒然為敵人所忌，要來對我們下毒手?！边@說明蔣已定下了跟日本進行戰爭以求復仇雪恥的決心，這是他日后堅持抗戰的思想雛形。但與此同時，由于國力不濟，在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前，他又只能在對日沖突中尋求妥協與避讓，力求通過和平方式將損失降到最低。這也是為什么在九一八事變乃至日后的對日沖突中蔣介石都寄希望于國聯調?；蛲ㄟ^與日直接交涉來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可以說，從九一八事變到淞滬會戰后，蔣介石的對日政策經歷了不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堅持抗戰到底不妥協的轉變過程。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在一面向日妥協避讓的同時，也在著手進行抗日的準備。1932年3月，國民黨召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恢復軍事委員會，確立國防領導體制。同年4月，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上，國民黨又提出改革兵役制度的問題，做出將征兵制代替募兵制的決議。1934年12月底，蔣介石派遣賀國光等人入川考察，開始經略西南，以之作為將來抗戰的大后方。至1935年底，國民黨中央勢力已在四川和貴州站穩了腳跟，這為后來的持久抗戰打下了堅實基礎。除此之外，國民政府還采取了大量進口外國軍械裝備、整編軍隊、發展交通、修筑軍事要塞等措施，以應對將來中日兩國間的全面戰爭。盡管蔣介石的妥協退讓政策使中國在局部抗戰初期喪失了大量領土，極大損害了中國的民族尊嚴，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應對日本的全面侵華預留了準備時間，這一點是需要辯證看待的。

綜上所述，張、蔣二人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及事變爆發后的初期，潛移默化中達成了對日忍讓避戰的共識，實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二人的不抵抗又有著對自身利益考量的特殊性，即張學良的保存實力寄希望于全國抗戰意圖與蔣介石的拖延對日作戰意圖。隨著時間推移，這兩種意圖之間的矛盾也逐步顯露出來并激化，成為引發西安事變的一個重要原因。

結語

九一八事變使東北三省13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在三個半月的時間內迅速淪陷，成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的橋頭堡，張學良與蔣介石二人對此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在責難二人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不抵抗政策背后的實施原因并辨析二人實施不抵抗政策的意圖，以求加深對不抵抗主義的認識。歸根到底，二人實施不抵抗政策的原因與近代以來我國羸弱的社會現狀有密切關系，而日本也恰好利用這一弱點發動了侵華戰爭。這時刻警醒著我們：唯有國家內部統一團結，方可抵御外侮，實現民族獨立；唯有實現民族獨立，國家才有富強發展的可能；唯有實現富強發展，國家方能在世界舞臺上發揮作用，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九一八事變遠去的今日，我們仍應居安思危，警鐘長鳴，做到有備無患。

（本文作者：韋國章）

勿忘九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