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智能回答”說軍統局四任局長分別是賀耀祖、錢大鈞、戴笠、毛人鳳,禁不住為以智能回答為依據的同行捏了一把汗:這個答案至少錯了一半,以此為依據,寫出東西來是要扣分的。
筆者能看出這個回答有問題,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當然都知道:戴笠到死也只是軍統局副局長,毛人鳳一輩子也沒當過軍統局正局長,軍統最后一任正局長和保密局首任正局長都是鄭介民,毛人鳳是保密局第二任局長。
我們翻閱史料還會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西安事變后,老蔣獲釋后回到南京,下飛機的第一件事就是下達命令,讓戴笠扣押了他的“漢卿盟弟”、逮捕了一個軍統局正局長和一個太保、一個中將:“晏道剛不盡職責,曾擴情不明廉恥,著撤職查辦!交戴笠執行!”
曾擴情是“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黃埔一期生,原本深受老蔣信任和器重,晏道剛更曾經是老蔣身邊的紅人,我們在很多紅軍長征的影視作品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本人也寫過這方面的回憶文章。
被戴笠逮捕時,曾擴情是西北“剿總”司令部政訓處長(蔣系的政訓處長權力極大),晏道剛是西北“剿總”中將參謀長,他們異口同聲喊冤,戴笠還算客氣:
“委員長這口氣還沒有出來,不殺你們的頭就已經夠寬容了。你們比不了人家錢大鈞,人家身上有槍眼,你們有嗎?”
錢大鈞身上為什么會有槍眼兒,他為什么還是軍統局局長,以及老蔣為什么抓他,這還得從軍統局“分家”說起。
錢大鈞還當過軍統局正局長,很多史料都沒有記載,但是沈醉回憶錄中有:“1938年3月2日,蔣介石提出了增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
,以徐恩曾為局長,原由陳立夫任局長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則全部交給戴笠。由于戴不僅在國民黨內的資歷太淺,而且在黃埔學生中的期別也低
,蔣介石想要超升他,又怕別的部下不服氣,只好叫他任副局長,負實際責任,而由蔣介石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軍統局局長。所以歷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的賀耀組、錢大鈞、林蔚,都兼軍統局局長。”
“軍統”原本就是個籠統的概念,有人說陳立夫和張治中也是“軍統局長”,那顯然指的是“老軍統”,跟戴笠為“老板”,賀耀組、錢大鈞、林蔚為“甩手掌故”的軍統不完全是一回事。
錢大鈞當“軍統局局長”的時候,“主業”是老蔣的“侍從室”第一處中將主任,老蔣去西安,錢大鈞自然要跟著去。
就在蔣介石專列停在臨潼車站的第三天,張學良向錢大鈞提出:“委員長專列機車車頭氣泵有點兒毛病,需到西安車站維修,時間不長,很快就會修回來。”
錢大鈞一向跟張學良私交極好,想也沒想就答應了,而且也沒有向老蔣匯報,于是事后有政敵說正是錢大鈞放走了專列,才讓老蔣失去了逃跑的機會。
專列車頭走不走,老蔣都跑不掉,而且錢大鈞在12月12日凌晨那場亂戰中也受了傷,所以老蔣“親審”錢大鈞的時候,錢大鈞馬上申訴:
“自從陪委員長到西安,日夜隨侍不離一步,對張、楊兵諫事前毫無所知。槍聲響起,我便直奔委員長臥室救護,可未到門口即中流彈倒地。委員長不信,可當場驗傷和血衣。”
錢大鈞扯開上衣露出槍傷,戴笠也沒有落井下石,而是拿來了錢大鈞的血衣為“局長”作證,老蔣只好長嘆一聲:“將錢大鈞暫調離侍從室到杭州去休養一段時間。”
錢大鈞的老部下錢東亮(不是本家侄子,他們不是一個地方的人)在《錢大鈞談西安事變》中描述了錢大鈞中彈的經過:那天凌晨五點多,錢大鈞應道槍聲,還以為是哪個士兵槍支走火,后來聽到槍聲越來越密集,這才發覺大事不妙,錢大鈞趕緊往老蔣的臥室跑,跑進去才發現老蔣已經逃了,錢大鈞追到貴妃池,忽然被一枚流彈擊中,當成就坐在地上起不來了。
錢大鈞告訴錢東亮:“以下情況,我是從匯報中得來的……侍從副官去報告蔣,說蔣孝先被打死了,他憤怒而悲傷。接著,又告訴他錢大鈞受傷。他只哼了一聲。這一聲哼表示了什么呢?我想想真傷心,死跟他大半輩子,只落得一聲哼。不過,我們侍從人員沒有保護好他的安全,也確實是負有責任的。”
錢大鈞挨了一槍,這才免于被老蔣打入大牢,曾擴情和晏道剛就沒那么幸運了,直到今天,那邊編修的史料,還說晏道剛要為老蔣被抓負主要責任:“晏這個人官氣很重,到西安后,日事游宴作樂,置本身之工作(搜集情報)不顧。張楊亦投其所好,指派專人陪晏打牌、宴游。如果晏道剛這種做法是為了敷衍張楊,猶有情可原,但本身工作總交給部屬去做,連這點他都忽略了,故迄事變之前,晏毫無情報可言,亦無任何報告,真是誤事不少。”
錢大鈞最后又被老蔣起復委用,晏道剛和曾擴情都被老蔣關押,釋放后也不再掌握實權,晏道剛毅然反蔣,所以解放后也基本沒有受到任何打擊(只是在1958年戴了一段時間帽子,1959年就摘了),而曾擴情則是在1959年第一批獲得特赦,這位十三太保中的“老大”,胡宗南、戴笠、沈醉口中的“擴大哥”,又一次選擇失誤:留在京里的王耀武杜聿明等人都當了文史專員,分配了住房,每月有一二百元工資,曾擴情則被兒子接回了沈陽。
曾擴情能考入黃埔,還是李大釗向周主任寫信介紹的,當年的考試,蔣先云第一,曾擴情第二,他們和陳賡一樣,一開始都站在周主任一邊,最后因為立場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曾擴情被老蔣逮捕,也曾大喊冤枉,但是戴笠告訴他的“擴大哥”:“你跟張學良聯合發表聲明,校長知道了!”
曾擴情一聽就蔫了,因為他當時確實曾對張學良表示同情和理解,還曾公開發表講話,而且還給黃埔同學賀衷寒、胡宗南等人寫信,讓他們不要對西安動武。
曾擴情在《西安事變回憶》一文中也復述了他在那段時間的特殊經歷:“周先生在盧廣績陪同下,特來省銀行開導我。談話之后,使我明白他不僅無絲毫報復之心,而且是專為保全蔣介石的性命,并爭取他同全國人民一起,為抗日救亡而奮斗。周先生的講話給予我很大的啟示,從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見解。因此,我愿為事變的和平解決,盡我一點應盡之責。”
曾擴情承認自己做了三件事:第一,向全國廣播,希望南京派人到西安同張、楊兩將軍開誠協商;第二,給在西北的黃埔同學寫信,表示要想校長平安回去,只可以文說,而不可以武爭,還引用了“奔車之上無仲尼”之說;第三,給老蔣寫了一封親筆信并請張學良轉交,表示自己“未盡到事先察覺和防范之責,致有事變之發生,因有張副司令、楊主任兩人的殷勤照顧,我雖未能隨侍在側,也很為安心,萬望為國珍重”。
老蔣看了張學良轉來的信,氣得假牙都要咬碎了,曾擴情卻可以認為那是他一生中最正確的一次選擇,雖然丟了“大太保”的特殊地位,但畢竟為團結抗戰做出了貢獻:“我在西安事變中,雖然被周恩來先生的偉大啟示所鼓舞,進行了一些活動,但實際仍然是從個人的利害出發。我認為:只有按照上述活動,才可能保住蔣介石的生命,從而也帶來我的安全。不料蔣介石為了發泄他被扣押的怨氣,下手令一道,指明“晏道剛不盡職責,曾擴情不明廉恥,著撤職查辦,交戴笠執行。
于是,我就被關在羊皮巷看守所內,直到抗戰發生,南京快要淪陷時,我才經保釋而出。“
當年的胡宗南還比較講義氣,他找了十幾個黃埔一期生聯名具保,戴笠也對“況大哥”十分照顧,所以老蔣才沒有最后痛下殺手。
西安事變,老蔣秋后算賬,不但扣押了張學良,還讓副局長戴笠抓軍統局正局長錢大鈞、“復興社十三太保”的老大曾擴情、圍剿紅軍時給他當參謀長的晏道剛,最后卻只有錢大鈞一人“喊冤”成功,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對這三個人被抓,又會作何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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