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多部女性題材影視作品和觀眾見面，從《墜落的審判》《出走的決心》到《山花爛漫時》《好東西》，女性主義作品同女性主義書籍一樣有燎原之勢，越來越多的女性被鼓勵走出被禁錮的語境，發出自己的聲音。

歡喜首映已獨播上線聚焦70年代歌舞女郎生存狀態的丹麥劇集《歌舞女郎》。

在剛剛落下帷幕的2024年丹麥電視電影羅伯特獎中，《歌舞女郎》獲得最佳劇集在內的六項提名。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女權運動席卷歐洲，《歌舞女郎》發生的70年代，各種女權運動更是如火如荼。

在《歌舞女郎》片頭，當時的女性身著紅色絲襪上街，對應的便是丹麥效仿紐約的紅襪運動。女人們留腋毛、穿背帶褲，拒絕被服美役裹挾。

《歌舞女郎》靈感來源丹麥真實歌舞女郎的故事。

當時的歌舞女郎們雖仍是以身材為招牌的視覺名伶，但她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明白在不平等的世界，絕不能以忍讓，讓渡自己的權利。

唱歌跳舞的曼妙女郎，是用后丟棄的玩物，還是專業舞者？

她們是自甘墮落，還是也值得被看見？

《歌舞女郎》不僅關注性別不公的種種現象，更看到“女權”內部的分裂。

不同于“墮落—覺醒—呼吁”的口號式樣板，它在8集的故事中給出了更多元、更包容的解釋。

八名女郎思想各異

“覺醒之路”道阻且長

《歌舞女郎》圍繞八名性格各異的女郎而展開。

中心人物蘇茜和丈夫本是一對舞蹈搭檔。

因一次事故，丈夫終止舞蹈事業，此后便一直以理發手藝養活全家。

丈夫暴躁多疑，蘇茜常被打得鼻青臉腫。

為了女兒的心理健康，蘇茜把私房錢藏在浴室的棉球盒里，希望找到歌舞女郎的工作后，用工資給自己和孩子找個新家，徹底逃離渣男。

然而，蘇茜過了海選這關，卻敗在了薪酬待遇上。

劇團最有梗、最能帶來收入的角兒今年準備出走，今年能不能賣出票都是問題。

歌舞女郎的這季收入降至4000克朗，但同臺演出的男性樂隊成員，仍能和去年保持一個水平。

蘇茜準備聯合其他女郎反對，但被財務個個擊破后，她們的維權夢破碎了。

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即使是4000克朗，在當時也是一筆錢，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舞者不愿得罪上層。

就這樣，蘇茜看好的房子沒有了。

她只能繼續攢錢，等著下次逃走的機會。

娛樂劇團的性別權利意識并非非常落后，劇團允許女性表演、參與討論，給女性一定的工作空間。

但這樣的空間極其有限，歌舞女郎八人擠在一個小小的排練間內，最熱的時候只有一個風扇。

她們海選時被要求當眾換衣服，男性成員可以撫摸她們的乳房打招呼，她們也需要在后臺服務劇團的媒體和VIP。

在劇團老板眼里，歌舞女郎的作用是袒胸露乳滿足男性觀眾的窺視欲，做八個令人滿意的花瓶。

為此，他特別叮囑女郎，在跳舞時故意掉衣服，裝作是意外，讓客人盡興而歸。

另外，八名女郎的背景、性格也做了設定。

中心人物蘇茜是一名家庭主婦，也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烏拉貝麗特專業強，但超齡嚴重，被各處挑挑揀揀。

喬伊陪朋友海選，意外發現編舞天賦，對“女權”不感興趣，只對自眼前利益感興趣。

狄安娜是舞蹈隊長，她有男友，但她對性取向產生疑問。

薇貝克是一名進步女青年，但她對女權的理解困在理論上，被隔壁的團體頭頭迷住后，她馬上跟女權割席了……

劇集還有一些可圈可點的配角。

蘇茜的母親知道女兒被揍卻幫著女婿說話。

劇團的男性表演者因為女性表演者表演得更好就“破防”了。

媒體來劇團提前看戲，他們的采訪問題卻更像是一場性騷擾表演秀。

歧視無處不在，但他們總會巧妙包裝成是你的錯。

《歌舞女郎》也反類型地關注到了“女權”內部分化的聲音。

劇中的女人們并不是什么完美的覺醒樣本。

她們批評“戀愛腦”，但也陷入結婚生子的迷思中。

她們反抗劇團，但總有人忍不住想去告密。

她們也接受著女權組織的批判，但女性一定要打扮的模糊性別才是進步嗎？為什么女權最終變成了女性之間批判彼此不夠“覺醒”的混戰？

如果你也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疑問，《歌舞女郎》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觀察樣本。

劇中人與其說活成了“女權”的樣子，不如說她們終于明白，女人和男人一樣，需要被當成一個個體尊重，這種尊重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樣板需要遵循的。

兩位女性主創自編自導自演

MeToo鼓舞全世界的女人

露易絲·梅里茨和迪特·漢森是《歌舞女郎》劇集的打造者，這兩位年齡超過50歲的女性自編、自導，還出演了整季劇。

作為多年的好搭檔，她們持續為女性權益發聲，批判社會通過洗腦的方式潛移默化地馴化女性放棄自己的權益。

2017年，迪特·漢森在第三次觀看迪爾奇，就是那位在劇中跳槽引發騷亂的大人物的傳記劇時，突然注意到后面的歌舞女郎們衣著暴露、沒有名字，還被打耳光。

懷揣這些歌舞女郎為什么不配被看見的疑問。五年后，在積累了大量采訪資料后，兩位女性制作人交出了她們的作業——《歌舞女郎》。

丹麥歌舞劇歷史悠久，是丹麥引以為豪的傳統之一。

許多這部劇中的人物都是當年真正的佼佼者，比如劇團老板普雷本、被拉來救場的喬根·雷，女性歌唱家莉莉·布羅伯格、演員莉斯貝特·達爾。

70年代對丹麥來說是一個開放且自由的時代，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待過去，那肯定是一個可以公開“厭女”的時代。

在劇集中，有一首把女性比喻成無能者的開場之歌。

歌舞女郎們陶醉地把手放在男性身上撫摸，對男子氣概的崇拜極其露骨，但當時，女性們并沒覺得有什么不妥，并將其中的比喻視作一種幽默的調侃。

澤塔·德·弗里斯是1975年的一名舞女，她就是劇中喬伊的原型，身高不夠的她在參加舞劇第二年就被普雷本開除。

歌舞女郎在當時有著極其嚴苛的外貌、身高要求，而對她們的關注基本都集中在了乳房和屁股上。

在《歌舞女郎》中，為了反抗這種赤裸裸的歧視，舞者的年齡被設定在20歲到40歲之間，但劇中對于年齡和外貌的歧視臺詞，依舊會讓今天的觀眾有被冒犯的感覺。

澤塔·德·弗里斯覺得在那個時候，世俗的觀念還沒有那么敏感。但有一件事還是給她留下了印象，小鹿舞之后，女郎們被要求彎下腰背對鏡頭拍屁股，第二天的報紙將雙版印刷這些屁股，配上每個人的名字和簡介，她感到十分冒犯。這個場面也在《歌舞女郎》中以比較溫和的方式出現。

《歌舞女郎》是一部從頭至尾關注女人，而不是讓女人變成背景板的作品——這是露易絲·梅里茨和迪特·漢森從寫這部劇時就定下的規矩。

2017年起，MeToo運動席卷中、美、日、英、法、韓、澳等國家，女性的團結模糊了國界，她們發聲的勇氣會“傳染”，這場運動深深鼓舞了兩位主創。

她們查閱丹麥上世紀的紅襪運動口號時，發現這些標語和今天并沒有太大區別，換言之，在50年內，女性的權利并沒有得到真正的進步。

這就是為什么她們要在這部劇里面勇敢地發聲：“當我們保持沉默時，我們無法改變任何事情，那么它只會是向內發展的螺旋”。

丹麥歌舞劇的輝煌歷史需要銘記，但正因它如此成功，它更需要在性別視角上得到新的注腳。

《歌舞女郎》

歡喜首映 獨播上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