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縱橫》編輯部

【導讀】普遍認為，特朗普代表著美國國內的收縮性力量。隨著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爆發重重危機，美國這一舊全球化秩序的締造者不得不在戰略上進行收縮，對全球事務采取更加保守與退縮的姿態。特朗普再次勝選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一個新的窗口期，敦促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新的國際秩序，思考如何重構全球化，尤其是本輪重構全球化進程的特色時代、技術、產業背景。這將是事關中國經濟發展內外部空間、以及多極化世界形成的重要戰略性問題。互聯網帶來的技術變革構成我們當今正在經歷的全球變局的重要一環，而我們在重構全球化的進程中卻對這一因素缺乏足夠的重視和理解。

歷史告訴我們，全球化的進程一直與信息技術進步密不可分。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全球的生產鏈條得以擴張，全球性的生產要素能夠被更充分的利用，更廣闊的市場得以形成，創造了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但與此同時，信息技術也深陷在世界體系中。一方面，全球化的資本本就是信息技術嵌入全球經濟的過程的基礎；另一方面，信息技術又只有在一個與之匹配的全球化體系中才能平穩運作。恰如本文指出的，美國如今的亂局、2008年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廣泛危機，部分原因就是由于當前的世界秩序沒能與信息技術“和平相處”。?

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技術代表了信息技術的最新階段。本文指出，縱觀過去，互聯網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最重要的貢獻是通過技術創新，改變了產業鏈、供應鏈的生產組織方式，提高了組織效率，將原先許多難以納入社會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組織了起來。在重構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到互聯網技術帶來的生產組織方式的改變，會為新的全球化秩序帶來的新的可能性，并在重構全球化進程中充分利用這一可能性。???????

對于互聯網企業與其他中國的科技企業來說，伴隨著國內經濟轉型壓力，“不出海就出局”已經成為共識。但恰如本文指出，對互聯網企業來說，一個安全且有發展潛力的海外、投資發展空間，必然同中國推動的新型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關。細數過往三十年，中國互聯網企業的發展壯大同中國的發展戰略密不可分，同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龐大消費市場密不可分，可以說是“與收入增長最快的群體一同增長”的典例。展望未來的三十年，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要想真正成為全球化的企業，必須超越僅僅向歐美市場輸出消費端產品的舊模式，轉而思考如何伴隨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在全球更廣闊的市場完成更全面的數字技術出海。一方面，繼續與此后三十年世界經濟中“收入增長最快的群體一同增長”；另一方面，依靠中國的產業鏈向外擴張帶來的經濟合作，在波詭云譎的國際關系中找到更加安全、可控、穩定的發展空間。???????????????

本文系《文化縱橫》新媒體欄目特稿，感謝作者授權發表，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重構全球化時代的

中國互聯網企業

信息技術一直是經濟增長、商業擴張和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組織起最前沿的信息技術的互聯網企業更是推動經濟增長、促進高質量發展、重構全球化的重要商業主體。

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歷程一直同國家的發展進程深度綁定。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經濟騰飛，國內經濟強筋健骨，各類企業也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深度參與到全球化的生產貿易秩序中。互聯網企業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通過創新技術與商業模式為中國經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轉型提供了重要動能；也借助供應鏈、技術、人才等優勢，通過內容、資本、電商等形式參與到全球經濟貿易秩序中。

如今，中國面臨的發展議題有了重要變化，互聯網企業也正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在西方內部政治經濟危機推動下，舊有全球化秩序正在收縮；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成長，各國正在試圖為全球化尋找新的可能性與發展空間。新舊全球化秩序碰撞之間，作為全球化重要微觀力量的互聯網企業也在遭遇著嚴峻挑戰——從在美國長臂管轄下屢受鉗制的華為、中興，再到遭受不公正待遇的TikTok、WeChat。各類事件表明：互聯網企業在全球化轉型秩序中的戰略重要性不可忽視，作為全球化力量的互聯網企業也需要找到一個能夠安放自己經濟利益的安全且有潛力的投資空間。

互聯網企業身處的時代背景正在發生巨變，歷史正在向我們拋出新的問題。從國家層面思考，如何用好互聯網企業這一股鮮活的全球化力量，推動新型全球化秩序生成，將是重要的戰略問題。從互聯網企業自身出發，如何在重構全球化的背景下認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構建或重構全球化戰略，是在當下以及未來許多年都必須處理的核心戰略問題。

▍中國互聯網企業面臨的時代變局

自中國全功能接入互聯網至今的30年間，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已經成長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引擎之一。自世界信息技術革命展開的40余年間，全球的互聯網企業獲得了長足發展，信息技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但從信息技術革命之初到如今，各類互聯網企業面臨的時代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理解這一時代變局，才能更好定位中國互聯網企業。

互聯網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最重要的貢獻是通過技術創新，改變了產業鏈、供應鏈的生產組織方式，提高了組織效率，將原先許多難以納入社會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組織了起來。由此，中國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動力、新的發展空間。一方面，從共享經濟到零工經濟，互聯網成功將原先難以組織的各類零碎的生產要素，例如私人車輛、零碎勞動力、用戶注意力、數據等，成功納入社會生產與價值創造過程；另一方面，傳統的生產過程因技術提供的信息能力得以提升效率，能夠采取更靈活的生產組織方式，各類柔性供應鏈、彈性供應鏈涌現，大規模個性化定制得以興起，超越以往大工廠式的標準化產品，既吸納了更多勞動力，也創造了更大的市場需求，為經濟發展打開了新需求與新空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互聯網企業“為擴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間，為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引擎，為就業創業提供了新渠道，為公共服務提供了新支撐”。

如果我們將視野拉長，不難發現，信息技術對于全球化的影響同樣在于，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鏈條得以擴張，全球性的生產要素得以被更充分的利用，更廣闊的市場得以形成，全球經濟因此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20世紀8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出現之前，全球的價值生產主要集中在G7國家，通信與信息技術革命使得生產能夠超越國家，以產業鏈為單位在全球組織生產。以往，G7國家的制造商們通常采購國內的中間投入品來制造產成品并銷往世界各地，除一些必要原材料外，生產基本以國家為單位組織。信息技術革命使得生產過程可以“打碎”，通過跨國性的生產網絡的方式組織，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由此承接了發達國家的部分工業轉移，來自發達國家的知識得以同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推動了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階段。2000～2008 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平均而言占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全球產出和消費增長的70%，幾乎是上世紀 80 年代的兩倍（數據源自IMF《世界經濟展望》2017.4）。新型市場國家的生產要素與消費市場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信息技術是促成聯結的力量，是吸納更多生產要素、創造更多經濟發展空間的力量。但信息技術并非“沒有國界”，反而深陷在世界體系中。一方面，信息技術能夠嵌入全球經濟，本就是全球化的產物，全球化的資本是信息技術嵌入全球經濟過程的基礎。信息技術誕生之初曾出現過眾多標準不同的通信網絡，網絡之間難以互聯互通，各國圍繞全球通信秩序展開過激烈的地緣政治斗爭。恰恰是美國跨國資本向全球擴張的利益訴求，最終推動了全球通信網絡標準的統一與因特網（the Internet）的誕生。中國的互聯網最初的發展也高度依賴美國的技術與國際金融資本，思科、微軟、IBM等公司都曾深度參與中國互聯網的建設，眾多互聯網企業的成長也離不開海外資本的注入。

但另一方面，只有在一個與之匹配的全球化體系中，信息技術才能平穩運作，實現其經濟效果。否則，其結果將是卡爾·波蘭尼指出的“雙向運動”——即經濟自主與全球自由貿易的神話被打破，保護社會的力量再次興起，歷史的鐘擺擺向逆全球化的一面。信息技術在美國的演進歷程就是一個絕佳注腳。20世紀8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首先在美國爆發，軟件、芯片、互聯網等新經濟企業在 20 世紀末成為美國的主導部門，信息技術與互聯網的進步一度將全球化事業推向了高潮，彼時，“世界是平的”，互聯網企業與信息都可以生來“自由”、生而“國際”。但新經濟光鮮的背后，是傳統汽車、電子、機床等傳統制造業的衰落與外遷。正因信息技術進步改變了生產組織的方式，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受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特性的支配，沿著成本最小的路線不斷向海外、尤其向東亞地區轉移。美國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鍍金時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大量美國民眾被排除出生產過程、貧富差距拉大，制造業空心化、基礎設施破敗……來自美國民眾的保守主義呼聲越來越強，信息技術帶來的全球化促使美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全球化秩序陷入震蕩。美國國內對大型科技巨頭的反壟斷議程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為重要的政治選票來源，恰如20世紀美國鍍金時代醞釀出的反壟斷浪潮一樣。

舊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沒能和代表全球化力量與先進生產力的信息技術和平相處，沒能順應新的生產組織方式調節舊有的治理體系，由此導致了全球化秩序的動蕩。二戰后，美國建立了有利于資本跨國流動的世界秩序，通過《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叩開各國市場，并利用國際收支逆差確立美元金融霸權。然而，長期的美元逆差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引發周期性經濟危機，同時造成美國自50年代以來持續的資本外流。這一內生于美元霸權秩序的資本外流趨勢，同20世紀80年代信息技術進步帶來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新布局耦合，共同推動了美國中西部銹帶問題的出現與美國國內社會的極端撕裂，將美國推向了全球化的對立面。俄烏沖突、巴以沖突爆發，世界秩序也因此邁向了碎片化，傳統的國際治理體系與治理規則受到巨大威脅，中國出海的互聯網企業也在這一進程中不斷遭受打擊壓迫。新信息技術原本應該用于聯結更多的生產要素與市場，創造更多的生產力與經濟價值，成為推動發展的重要力量，卻因為美國締造的全球秩序的內在的結構性矛盾而反而變成了逆全球化與保護主義的誘因。

全球化秩序的動蕩深刻影響到了當前中國互聯網企業在國內的發展路徑。改革開放后，中國依靠自身規模龐大的市場、勞動力與資源加入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并成為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美國經濟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甚至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一詞來描述上一輪全球化秩序中中美經濟共生關系的關鍵地位。中國的企業也搭上了由此帶來的資本、技術與內需增長的快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這一發展模式的動蕩不可避免地給中國與中國企業帶來了較大的經濟壓力與挑戰，中國與中國企業中國與中國企業都必須尋找新的發展模式與發展空間。互聯網企業過去幾年面臨的經濟壓力、各種降本增效的決策，都說明在互聯網企業在國內的發展已經從擴張式增長轉向收縮式增長。

在國內國際雙重變局下，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早已深感壓力，這一壓力也反映在影響了互聯網企業的出海戰略。2015年，伴隨著在國內的巨大成功，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意識到了自身已經有資本、有技術參與到全球市場的角逐，并開啟了一輪重要的出海潮。但隨著百年變局的縱深展開，全球化布局對中國互聯網企業而言，不再是可否的抉擇，而是關乎生存的時代命題。在中國生長三十年后，國內發展空間暫時遇到瓶頸。2021年后，中國互聯網企業廣泛出現了對外投資萎縮、新業務開展進度緩慢等問題。獨角獸數量整體的減少、創投市場的低迷，以及隨之出現的內卷式競爭讓互聯網企業廣受批評，甚至導致了互聯網企業與社會的一系列摩擦。能否通過出海擴展新的用戶場景，增加業務規模、改變業務形態，變成了互聯網企業打開自身戰略空間的重要支撐。中國互聯網企業正在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要么在全球化浪潮中開辟新的增長曲線，要么在內卷的泥潭中逐漸失去競爭優勢。

互聯網企業不得不更多邁向海外的同時，也更加劇烈地受到全球化秩序動蕩帶來的不確定性的沖擊。中國互聯網企業在美國的遭遇最具代表性。以Shein、Temu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在美國的成功與危機事實上都與全球化秩序的動蕩息息相關。Shein、Temu之所以能夠在美國獲得成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國一直難以抑制的高通貨膨脹率。對在工廠倒閉、工業蕭條和工資長期停滯的美國人來說，Shein、Temu倚靠中國產業鏈出海帶來的廉價商品成為穩定美國民生的重要支撐。但即便有穩民生的壓力，美國政府依舊在不斷嘗試加征關稅、廢除對廉價商品極為有利的“美國個人消費者購買800美元以下商品免稅”的政策，屢屢提出要終結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以重振供應鏈，即便很可能實質上損害消費者與美國在高價值行業上的創新力。TikTok遭遇的更直接且嚴苛的打擊，更是徹底暴露出了中國企業因為美國戰略收縮而遭遇的巨大不確定性。可以說，以Shein、Temu、TikTok為代表的出海企業在美國的成功與風險，都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衰落動蕩過程中的注腳，注定面臨著不確定的風險。

舊全球化秩序的動蕩為中國互聯網企業帶來巨大不確定的同時，新的全球化秩序正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漸生成。這構成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國際化面臨的最重要的時代背景與發展機遇。逆全球化潮流在使世界經濟體系碎片化的同時，也在推動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重組。這其中，尤其以中國的“一帶一路”為全球性供應鏈產業鏈重組提供了充足的發展空間。一方面，中國以十四億人脫離貧困、邁入小康的巨大市場的對外開放，不僅可以遏制保護主義，還可以為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創造就業和居民收入機會，使其踏上中國內需擴大的快車。另一方面，中國完備的基礎工業能力與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的供應鏈網絡具有極強的韌性，能夠將其他國家的生產要素結合起來，以“一帶一路”為基礎形成全產業鏈競爭優勢，拉動相關國家的共同富裕與發展。

能夠將信息技術整合進生產過程中的互聯網企業，將可能成為新全球化秩序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并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與歐美市場相對，更容易進入的東南亞、非洲、中東則開始承接越來越全面的數字技術出海，包括在歐美市場進入壁壘很高的通信網絡、云計算、數字支付、數字金融等等項目。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提供的不僅僅是消費端的產品，而是在全面推動當地的數字化轉型，正在深入改變當地的生產組織方式、社會組織方式。

中國科技企業也正在加入這個進程中：華為云2023年為南部非洲14個國家提供云服務，正在持續加強海外投入的騰訊云今年在中東地區收入同比增長高達85%。面向東南亞與“一帶一路”的數字化技術與服務出海也將隨著中國打造的全球性供應鏈的興起而獲得更加旺盛的需求，從產品應用出海到數字基礎設施出海，中國科技企業正在嘗試參與塑造全球數字產業。

▍互聯網企業與重構全球化的雙向賦能

正因處于新舊全球化的夾縫中，中國的互聯網企業面臨著復雜的政治經濟局面，面臨著“我是誰”“我該向什么方向發展”的戰略性追問。可以說，中國的互聯網企業的戰略從未如此緊密地和中國的國家戰略轉型結合在一起。在中國推進重構全球化的戰略進程中，互聯網企業所代表的先進技術與生產組織方式，一方面將順著中國重構全球化進程指示出的新的全球性供應鏈網絡找到新的發展空間和歷史機遇，另一方面也將成為中國重構全球化戰略的重要微觀力量。

（一）新型全球化：互聯網企業的安全發展空間

在解讀中國企業獨特的發展路徑時，曹遠征特別指出，中國企業在發展路徑上之所以呈現“規模最大化”特征而非“利潤最大化”特征，并迅速發展以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一個核心邏輯就在于充分利用了中國的超大規模性，并“與收入增長最快的群體一起成長”。作為新興經濟體，中國在發展之初就面臨著“資本外匯雙缺口”問題。除引入外資，對中國本土企業來說，要想快速發展就不得不借入資本、負債經營，才能把企業規模做大，但也使高杠桿成為常態，并隱含著快速去杠桿導致金融危機的巨大風險，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就是慘痛的教訓。但中國始終沒有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其秘訣就在于過去30年間，在競爭中生存下來中國企業始終同堅持“收入增長最快的群體一起成長”，不斷改進自身產品以適銷對路，其現金流始終為正。由此，中國企業以14億人口提供的巨大規模性為基礎，走上了一條規模取勝的道路，規模效益不斷遞增、邊際成本不斷下降，為中國企業負債經營、快速發展的發展模式提供了有力支撐，塑造了中國強大的工業能力。

對于尤其以規模取勝、贏家通吃的互聯網企業來說，中國市場的超大規模性與過去三十年購買力極速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大規模出現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至關重要。

一方面，中國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的產業得以以低成本迅速發展，即利用規模經濟提高了生產力、又利用范圍經濟建立了全產業鏈的競爭力，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也最具有競爭力的國家，也推動了消費者收入的進一步增長。這一特征對互聯網企業有重要意義。第一，中國的互聯網企業的蓬勃發展本身就建立在國家建設的超大規模基礎設施基礎上，中國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為互聯網的規模經濟提供了重要前提，譬如村村通工程促成的互聯網、公路等基礎設施使得電商在中國能夠實現如此大的普惠性與規模性；第二，對許多出海企業來說，中國的強大產業鏈與產業體系極大增強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Shein等快時尚行業所依賴的中國紡織供應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第三，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對中國互聯網技術的迭代創新有重要意義，中國人口基數龐大，海量的高頻次重復任務能夠推高自動化（數字化）的價值,超大規模市場帶來的大規模的產出和應用能夠有效分擔技術前期的高額投入，推動投資與技術迭代沒，移動支付、微信小程序之所以能在中國率先獲得成功就可歸功于此。例如，早在2021年微信小程序的月活就超過了4億，這一產品形態也走向了海外，例如今年新加坡最大共享單車平臺 Anywheel 上線小程序，成為和具體使用場景相結合的中國數字創新典范。這些因素也都促成了中國互聯網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中國的互聯網平臺的快速崛起同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密切相關。從2000年到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了201.23%，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抓住特定時段收入快速增長的消費群體的消費需求的互聯網企業往往能夠突出重圍、快速崛起。例如，近期風頭正盛的拼多多，能夠迅速崛起為市值第一的企業，恰恰是因為他們抓住了中國最大規模的下沉市場，與中國收入增長最快的農民群體連接在一起，憂其所憂，不僅可使工業品下鄉，而且也使農產品進城，這是充分利用了中國的超大規模性的結果。

過去二十年中國的快速增長為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打下了一個堅實且安全的發展空間，但隨著國內經濟轉型壓力凸顯與全球化秩序動蕩，“不出海就出局”逐漸成為新時期的發展共識。但出海同樣需要找準發展空間。一個安全且有發展潛力的海外投資、發展空間，必然同中國推動的新型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關。

對于互聯網企業來說，“一帶一路”是中國超大規模性的自然延伸，也將是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中新的“收入增長最快的群體”。隨著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經濟體的交通基礎設施與信息基礎設施情況正在獲得歷史性改善，相關經濟體參與國際貿易與全球產業分工的條件也在日漸完備。例如，自20世紀末中非數字基礎設施開展以來，中國建設了非洲一半以上無線站點及高速移動寬帶網絡，累計鋪設超過20萬公里光纖，幫助600萬家庭實現寬帶上網，服務超過9億非洲人民。這同中國曾經推行的“村村通”工程一樣，將為中國互聯網企業在海外發展的打下基礎。

由此帶動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巨大市場，對于試圖出海的中國互聯網企業而言也將可能是新的“收入增長最快的群體”。當前，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持續延宕，全球再次出現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中國也在積極推動產業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轉移，尤其是產品組裝環節許多已經轉向國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說，承接中國的產業轉移有利于增加國內收入，增加國內消費需求，擴大市場規模；同時，相關國家制成品向中國出口可以利用中國的大規模市場實現規模經濟，促成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隨著“一帶一路”帶來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中國正在將越來越多上一輪全球化中沒能被組織開發出來的生產要素與市場納入全球化生產進程中，這將會推動相關國家的經濟進一步增長。麥肯錫2017年曾預測，到2050年，共建“一帶一路”有望新增中產階層 30 億人。同這30億人一同成長，將中國的互聯網產品鋪向全世界，是中國互聯網企業的重要機遇。

同時，隨著國際產業競爭已經脫離國家間競爭來到產業鏈競爭階段，順著一條穩固且有韌性的產業鏈進行投資對于出海企業來說是相對來說更為安全的策略。在中美競爭導致全球經濟碎片化的當下，由于中國內部超大規模性導致的產業鏈溢出所形成的新的全球產業鏈正在崛起。中國擁有從手工制造到高新技術的完整工業體系、世界一流的基礎工業能力國可以將上海合作組織中亞西亞各國為代表資源優勢，和RCEP東亞各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聯結在一起，形成縱貫歐亞大陸的“一帶一路”全產業鏈競爭優勢。西亞、中亞、東亞等發展中國家，可以其資源稟賦優勢嵌入這一產業鏈，從而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產業鏈合作所帶來的利益共享與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是波詭云譎的國際關系中更容易把握的確定性。

（二）互聯網企業與中國重構全球化的實踐

對于中國而言，要想在美西方圍追堵截之中穩定經濟民生，減弱逆全球化潮流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推進新型全球化是一個必然的選擇。這就要求中國將經濟循環將延伸到世界各地，推動更多南方國家融入發展潮流，強化全球產業鏈韌性，抵抗來自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力量。在這個進程中，信息技術以及組織起信息技術的互聯網企業的參與至關重要。

一方面，互聯網企業是技術創新的最前沿，也是生產組織變革創新的最前沿。縱觀世界技術-經濟發展史，每一次霸權轉移都伴隨著組織能力的創新。喬萬尼·阿里吉在《漫長的20世紀》中指出，在霸權轉移進程中，新的世界秩序會發展出更強的組織能力，以促進、組織和調節一個規模與范圍比前一次更大的新的資本主義擴張。企業往往是這一組織能力創新的重要承載者，每一次技術進步與霸權輪替都會創造出偉大的企業與新的生產組織方式，改變全球的經濟貿易方式。當今世界恰好又到了一個霸權輪替周期。當世界正從美國霸權邁向一個多極化的世界秩序，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企業已經展現出非凡的組織能力與技術能力。平臺型生產組織同上一輪占主導地位的福特主義或豐田主義在生產組織上有重要區別，依托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它能夠更精準的協調生產與消費，為生產者提供更多的確定性，也因此能夠組織起許多小規模的生產者，組織起許多以往無法組織起的生產要素，改造了生產組織的樣態。這一生產組織的改變，在國內，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極大改變了當代的生產生活方式。正因其非凡的組織能力，我們看到許多出海的互聯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極有競爭力，從WeChat、Temu、Shein、TikTok、阿里速賣通等，這些新的生產組織形態與企業形態在重構全球化的進程中，對中國的生產力全球布局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蓬勃發展為生產組織的創新提供了新的技術機遇，如何將人工智能技術和具體的產業結合起來，發揮其改造生產組織的優勢，是亟待研究投資的重要領域。

另一方面，互聯網企業不僅僅改變了我們的生產組織方式，還重新塑造了我們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這一點對中國重構全球化的進程、對中國企業出海的進程都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在美國針對TikTok、WeChat的制裁中，許多民眾抗議打出“TikTok Change My Life”的口號，海外華人則針對面向WeChat的禁令提出訴訟，互聯網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與文化生活已經極大程度上改變了民眾的生活方式。隨著互聯網企業代表的生活方式嵌入世界各國社會，促成全球化聯結性的力量將會繼續擴張。當然，如何理解這種生活方式還需要更細致的討論與研究。另一方面，互聯網企業組織起的龐大文化生產力與文化出海也值得我們重視。以騰訊視頻海外版本WeTV為例，截至今年八月，WeTV海外APP總下載量超2億；在東南亞市場的OTT平臺中，用戶時長消費占比第2。游戲、電視劇、短劇……互聯網企業組織起的文化生產與文化出海對擴展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有巨大幫助。當然，中文文化產品的出海仍舊需要一些更有力的概念來進行統籌，在國際上打造統一的中國形象。

▍結語

從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中國的互聯網企業無論是在商業模式上還是技術上，都已經走到了世界前列；在中美技術競爭中，也在起到越來越關鍵的作用。目前，中國互聯網企業出海從社交軟件為代表消費端的應用軟件出海，到電商為代表的組織國內供應鏈生產力出海，再到以云服務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出海，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出海業務鏈條。如何將其同重構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有機結合起來，如何用技術進步賦能新型全球化進程中更公平、合理的全球生產分工，對中國重構全球化的戰略至關重要。

對中國的互聯網企業來說，以往建立在美國硅谷為中心的互聯網時代已經結束了。不僅僅是由于中國互聯網企業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更是因為國際形勢的改變使得“世界是平的”那樣的全球化階段已經成為歷史。隨著舊的全球化秩序的動蕩，中國正在重新定位自身，這一重新定位必然伴隨著國際戰略的推進與國內文化、意識形態與治理制度的全面轉型。企業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反觀自己、重新定位，尋找、開拓能容納自己經濟利益與商業利益的安全的政治空間。

本文系《文化縱橫》新媒體欄目特稿，感謝作者授權發表。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