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聘聘

明·王寵·行書借銀券卷

清代的大學者錢大昕有一首詩《題王雅宜借銀券》：

草堂貲待王録事，少米惠乞李大夫。

分人以財今已罕，稱貸保任古有諸。

詩人多窮乃往例，四壁蕭然了無計。

雅宜山色難療饑，下策區區憑約契。

誰其借者袁與之，白銀五十無零奇。

萬息二千一歲率，貨殖之傳寧吾欺？

年月日子紙尾壓，歲暮責償應不乏。

生平恥食豪家鯖，此來卻費山人押。

風流寸楮偶流傳，筆法圓勁針裹綿。

好事嗟賞歸與趙，評估一字直十千。

褚先生客馬少游，乞我作詩述其由。

歲將暮矣我亦愁，有臺逃責招我不？

這首詩講了一張借據的故事，我們的講述就從這張借據開始。

差不多五百年前的 1528 年，有人因為缺錢，向好友借了五十兩銀子，隨手寫了一張借據，清楚寫明月利、期限等內容：

“ 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壽承作中，借到袁與之白銀五十兩。 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并納還，不致有負。 恐后無憑，書此為證。 嘉靖七年四月　日。 立票人王履吉（押），作中人文壽承（押）。 ”

借據中的立票人王履吉，是明代中葉大名鼎鼎的書法家王寵（ 1494-1533 年）。 這位書法家又字履仁，號雅宜山人，吳縣（江蘇蘇州）人，博學多才，工篆刻，善小楷，行草尤為精妙，與祝允明、文徵明并稱為 “ 吳門三家 ” 。

借據中的證人（作中人）文壽承，即文彭（ 1498—1573 年），是明代大書法家文徵明的長子，以篆刻見長，被譽為文人篆刻的開山鼻祖。 借錢給王履吉的放款人袁與之，即袁褒， “ 袁氏六俊 ” 之一。 袁氏六俊者，表邦正、褧尚之、袞補之、褒與之、袠永之、裘紹之也，老五永之和老三補之是其中最杰出者。

這張借據只有縱24.3厘米、橫20.3厘米大小，短短68字，并非書法作品，照理說無收藏價值，但因為書寫者實在太有名了，被藏家視如拱璧。 晚明以來，達官顯貴、學士名流紛紛為其題跋，包括前面提到的錢大昕《題王雅宜借銀券》。 清代大書法家王杰（1725—1805年）書寫了引首“雅宜手券”四字，遂成為一幅由眾多大家共同完成的藝術珍品。

王國維在其筆記中專門記錄了他見到這幅手券的感受： “考此卷自明時已為世寶，卷中題跋，明人有歸昌世、趙宦光、文柟，國朝有沈德潛、徐良、王際華、孔繼涑、周景柱、邵齊然、張塤、王宸、朱筠、邵晉涵等。 題詩，趙嗣萬七絕一首，錢大昕、錢載七古各一首，朱筠五古一首，曹文埴七律一首,季學錦五古一首，吳壽昌、宋銑七古各一首，周震榮二絕句，邵晉涵七古一首，皆名人也。 ”其實，在王國維觀摩之后，還有晚清的繆荃孫、方藥雨等人題跋，前后共48人，最后成為縱28厘米、橫281.3厘米的巨幅長卷。

題跋中有詩有文，不少是考證和題詠，基本上勾勒出此借券的流傳梗概。 這張借券舊藏顧元方氏，乾隆間歸元和馬香谷（紹基），題詠最多。 后又被上海著名的收藏家徐渭仁(1788—1855年)所藏。 咸豐三年（1853年），小刀會攻陷上海城，徐渭仁“倉卒不及避”，被禁錮在家，用計將所藏珍品送出城外，只有王寵借券仍留在身邊。 咸豐五年（1855年）清兵入城,徐渭仁被通緝，當年四月死于獄中。 徐氏歿后，借券幸存于世，輾轉流傳至今，1989年在紐約拍賣會出現，被北山堂主人、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利榮森（1915—2007年）購得，再轉贈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

這張借據除了書法上的藝術價值以外，還有經濟史上的研究價值。 我們看到敦煌契約文書中，主要以實物借貸為主，比如唐代的《卯年悉董薩部落百姓翟米老便麥契》（參見沙知： 《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這張借據中，有個名叫翟米老的人向寺院告貸，短短4個月要償還一倍的麥子，折算年化利率高達300%，而且還有實物抵押、擔保人。 這樣的高利貸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但在中古時期可能是常態。

敦煌借貸契約主要是實物借據，到了明清，銀錢在借貸中就很普遍了。 王寵這張借據就是證明，它規定月息二分，年化利率24%，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不能算太高。 據此我們可知，明朝中期以后，美洲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貨幣經濟發展后給信用市場帶來的顯著變化。

王寵蘇州石刻像

古代書跡的流傳各有傳奇，而一張借債憑據卻得到藏家追捧，恐怕世上很難找出第二例。 當然，王寵為“吳門三家”之一，其書壇名望是重要因素，但顯然不是唯一因素。 收藏家更看重的是書法家的人品。 在明代的書法家中，王寵人品高潔、德藝雙馨，受到后世廣泛贊揚。 雅宜借券的題跋中，就有不少贊揚王寵的人品，如沈德潛、王世維和周景柱的跋中就專門講了王寵的為人。 古代文人將借貸稱為“鄙事”，原本是不屑一提的，若非王寵其人，恐怕一張借據很難流傳五百年。

除了王寵品性高潔，還值得說道的是，雅宜山人和朋友間的友誼。 有人說，袁與之既然是好友，為何還收二分利息？ 細心的朋友觀摩這張借據，可以看出幾個漏洞： 首先，借據系借款人王寵手書，后面有他和證人簽字畫押，卻沒有放款人的簽字和畫押。 其次，借款金額沒有大寫，容易被篡改。 特別是利率“起利二分”的“二”，極易改成“三”。 再次，到期如果違約，也沒有規定。 最后，沒有說明借據一式幾份，由誰保管或持有。 就憑這幾條，很容易作弊。

再者，如果這張借據當事人之間只存在純粹利益關系，這張借據理應在到期后，由借款人收回并加以銷毀，不可能留存至今。 清代著名學者朱筠就有疑問： “噫！ 其言然，則此券之滅久矣，安得流傳三百余年尚在耶？ ”（參見陳烈編： 《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續）》，文物出版社，1999年）。 因此，清代的書法家、金石學家翁方綱認為，這只是朋友之間救急而已，不可能收取利息。 “焉有緩急相假，而待一人焉為之居間，且僅數月之間，而必鰓鰓論息者哉？ ”（參見《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十三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

后人考證，王寵在1510—1531年，進京趕考八次，每次都不第。 嘉靖七年（1528年）是他第七次應試，四月借錢，很可能是為了用作路上盤纏。 可見雅宜山人雖然名重一時，但日常生活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體面，正如前面詩中所說“雅宜山色難療饑”。 而他的好友袁氏六俊，家境就好很多。 袁與之與王履吉年齡相仿，“風流酬酢”，情同手足。 袁與之是一個淡泊名利、輕財好施的人，汪堯峰《袁氏六俊小傳》等文獻都有記載。

綜上分析，有人提出，王寵和朋友間不可能收利息。 清代學者翁方綱就主張這種觀點。 實際上王寵究竟如何還貸，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 僅靠當事人品德，也不能斷定袁與之一定沒收利息。 然而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書法家的作品留傳了下來，不僅讓后人得以一飽眼福，也讓后人為之不斷吟詠、傳頌。 人們贊嘆王寵的書法，也傳頌王寵和好友間的情誼，清代詩人吳壽昌有一首詩《題馬香谷所藏王履吉借券手跡》就這樣寫道：

草堂貲待王録事，少米惠乞李大夫。

雅宜山人品最高，夙尚丘壑懷清操。

陶謝詩格力摹古，鐘王墨妙勤揮毫。

爾時吳中盛風雅，從空壇坫來英髦。

袁家伯仲文父子，一門名譽無凡毛。

山人結交殊不俗，往往觴詠稱吾曹。

即憑遺券證往跡，姓氏落落參翔翱。

因思山人潔持己，不茍一介防貪饕。

乞米大夫豈得已，與錢司業非濫叨。

相須緩急亦偶爾，約劑貸息心勞勞。

此非財賄屑計較，或懼嫌隙由錐刀。

名流瑣事昔爭羨，高人絕藝今重遭。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