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之所以能成為偉人，就在于他有很多遠超常人的卓越優點。比如偉人毛澤東年輕時候就表現出遠超常人的強大內心力量。正是靠著這種強大的內心力量，讓他從無數次的打壓中堅強地挺了過來，反而把這種打壓變成磨礪，讓他成長為全世界敬仰的一代偉人。

毛澤東

1928年2月，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得到蓬勃發展，割據區域面積達到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達50多萬，黨、軍隊和政權建設都得到很大發展。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目的是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

當初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是由湖南省委組織的，領導起義的前敵委員會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因而在很長時間里，毛澤東都是向湖南省委報告和請示工作的。但到了1928年春，湖南省委遭到國民黨當局嚴重破壞，湘南特委就接手湖南省委負責指導井岡山的工作。

周魯的職務是湘南特委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他一到井岡山就極力推行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是“槍桿子主義”。甚至誤傳中央開除了毛澤東的黨籍，為禍匪淺。

在那個音訊不通、交通不便的年代，包括毛澤東在內，都以為是中央真的開除了他的黨籍，讓毛澤東一度做了一陣子“黨外人士”，也就意味著自然免除了毛澤東的“前敵委員會書記”以及“黨代表”的職務，被下放到第一師擔任師長。

對這樣突如其來又無處申訴的打擊，毛澤東坦然接受，并沒有因此而動搖自己的革命意志和信念，立即在第一師積極地承擔起了師長的職責。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也保持他向來的清醒，并沒有聽命于湘南特委而真的帶領部隊去配合湘南暴動，而是整訓部隊、搞土改。

不久，傳來消息，大家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并沒有將毛澤東開除黨籍，中央當時的決定是開除毛澤東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卻被周魯誤傳為要開除毛澤東的黨籍。毛澤東終于又可以回部隊發揮領導作用了，這是許多人感到非常開心的事情。

周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1928年4月，湖南省委終于得到慢慢恢復了，又可以正常開展工作了。于是，湖南省委同井岡山的聯系又開始頻繁起來。湖南省委先后派湘東特委委員袁德生、醴陵縣委書記杜修經為巡視員來井岡山指導工作。

起初，湖南省委對井岡山工作的指導還是比較切合實際的，比如，強調井岡山要更加深入湘贛邊界的斗爭，造成群眾割據，并以寧岡作為軍事大本營。對于這些比較切合實際的指導，毛澤東都表示同意。

但到了6月，湖南省委對井岡山的指導卻偏離了正確軌道，要求紅四軍必須集中力量向湘南發展，以與湘南工農暴動相呼應，進而造成湘南割據，實現中央提出的“割據贛邊及湘粵大道的計劃”。

甚至具體命令湘贛邊界特委，由紅四軍攻打永新的敵軍后，立即向湘南發展，提出留下袁文才一營守山，要毛澤東隨軍出發，省委另派楊開明為特委書記。規定紅四軍成立前敵委員會，書記為毛澤東，派杜修經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

3個月前，就是因為奉湘南特委命令進軍湘南而導致井岡山根據地遭受慘重損失，毛澤東對此痛徹心扉，內心非常抵觸湖南省委的這種不切實際的錯誤命令。湖南的國民黨兵力比江西強大很多，湖南省委還要讓紅四軍進軍湘南，這無異于自尋死路。因此毛澤東堅決不同意執行省委的命令，不久，還特意給湖南省委寫了報告，詳細陳述了6條理由。

但遺憾的是，7月，湖南省委巡視員趁毛澤東遠在永新的時機，竟然把一直鬧著想回家鄉的第29團拉向湘南，這個團主要是由湘南農民組成的，他們過不慣山上的艱苦生活。一到湘南，第29團士兵不聽指揮，自行解散回鄉了，只剩下不到200人，只好把他們編入第28團，最終甚至導致國民黨軍隊趁機嚴重摧殘湘贛邊界根據地。這就是“八月失敗”。

杜修經

1928年11月初，蔣介石任命何鍵為湘贛兩省“會剿”代理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率6個旅約3萬兵力，于1929年1月初兵分五路圍剿井岡山根據地。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的封鎖和圍剿，從1929年1月到5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成功開辟了贛南閩西根據地。

但正當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問題又來了。在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紅軍過得非常艱辛，這就導致在部隊甚至領導層里，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上都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分歧。偏偏這時候有一個叫劉安恭的，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他是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來工作的。

劉安恭是留德學生，南昌起義后到蘇聯學過軍事，有帶兵打仗的經驗，作戰勇敢。又來自革命中心蘇聯，談論起國際國內形勢時滔滔不絕、口若懸河，這讓紅四軍中許多人都十分欽佩他。劉安恭沿襲蘇聯“軍事首長負責制”以及側重軍事的觀點，非常瞧不起甚至任意指責、詆毀毛澤東從實際出發而實施的正確建軍主張，由此引發了紅四軍黨內關于建軍原則的一場激烈又持久的爭論。

5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專門討論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種意見認為毛澤東領導的前委“管得太多”，權力過于集中，是書記專政，是家長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意見則認為，在戰事頻繁的情況下，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才更有利于前線作戰，因此不必在前委之下又重疊設立軍委，否則就是“分權主義”了。

由于爭論非常激烈，且沒能達成一致意見，甚至出現了以劉安恭為代表的的對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和指責，導致毛澤東這個前委書記難以繼續正常工作。于是，在6月8日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悲憤之下甚至以書面提出辭去前委書記一職。但這次會議仍然沒能解決這個問題。

6月22日，陳毅主持召開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專門就大家爭論了2個月的這個問題進行徹底的爭論。會議雖然也對一些具體問題作出了正確的決議，但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實行“集權制”（也就是民主集中制）領導，以及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

劉安恭

毛澤東被判定作為前委書記該多負些責任，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甚至大會還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他沒有任何怨言，到閩西特委去指導地方工作了，一到閩西，毛澤東就全身心投入到地方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