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十七日，明宣宗接到來自寧夏衛城慶王朱栴的請罪奏疏。原來當年七月初八，新即位的朱瞻基給其母后、明仁宗皇后張氏上尊號：皇太后，并昭告天下。慶王在接到詔書的第一時間上疏稱賀。賀表發出之后，卻收到禮部所定表文格式文書，發現自己的賀表有所違制，遂再次上疏向皇帝請罪并作解釋。

誠孝張皇后劇照

慶王及時稱賀何錯之有，何況發現問題后立馬自行請罪。明宣宗還能說什么，只能回信進行寬慰、表揚，將問題都扣到禮部頭上，稱這都是禮部行動遲緩所致，叔祖無需介懷。

“癸丑慶王栴奏：‘伏惟皇太后榮進尊號，臣忻忭之極，即奉箋上賀。昨得禮部所降儀式，當用表文，臣栴不學過誤，敢陳首謝。’上復書曰：‘承喻箋文之誤，實是禮部行移稽緩。叔祖乃自引為過，謙德之至，非所敢承幸，不以介意?！?/strong>”（《明宣宗實錄》）

那么在奉上一事中表現的可圈可點，連皇帝都要道一聲“謙德之至”的慶王朱栴，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呢？在歷史上又有何表現？

第一位不與勛貴聯姻親王

朱栴（音zhān），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初九，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生母貴人余氏。他出生前八天，當年正旦，明太祖第二次大封親王，在娘肚子里多待了些時日的他完美地錯過本輪冊封。直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十四日，才在明朝第三次大封親王時，被冊封為慶王，此時他年已14。

進入洪武后期，藩王御邊已成為大明的基本國策，成為慶王的朱栴自然不會例外。當年五月十二日，朱栴六兄弟一道被派往山東臨清接受軍事特訓，熟悉自己的護衛軍，為之國做準備。離其受封為王不足一月之數，同步組建的慶藩護衛名寧夏中護衛。

明初諸王的封號、護衛軍名，與他們的藩地存在關聯。可朱栴的封號慶王，與王府護衛寧夏中護衛之間毫無關聯，這是怎么回事？寧夏衛城在西夏時稱興慶府，朱栴的封號是否來源于此呢？

答案是否定的。

朱栴本人在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給新皇帝明宣宗的奏疏中，明確提出他的初始藩地為慶陽府：“洪武中自慶陽徙居韋州，洪武三十四年十二月復令移居寧夏……”。

既然慶藩封國慶陽府，其護衛軍自當稱慶陽護衛或北地護衛，為何卻是寧夏護衛？只能說明太祖的心思太活絡，由于與慶陽府緊鄰的平涼府有安王朱楹，經過短暫考量，對慶王的藩地做出調整，讓他頂到更關鍵的寧夏衛城。是以護衛名稱隨之發生改變。那又為何會一度駐留韋州（今寧夏同心縣韋州鎮）呢？

慶王朱栴雕像

明初藩王之國的正常流程為，先進行軍事訓練，與自己的護衛軍形成默契，而后成婚，之后才輪到之國?？?strong>受藍玉案影響，明太祖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月提早一步讓尚未成婚的肅王朱楧（音yīng、yǎng或yàng）、遼王朱植、慶王朱栴和寧王朱權四王之國，以便在即將到來的動蕩中，穩住北方邊疆。

“癸亥，詔肅王楧、遼王植、慶王栴、寧王權之國。初，命肅王都甘肅，遼王都廣寧，慶王都寧夏，寧王都大寧。至是，甘肅以陜西各衛調戍士馬未集，命肅王且駐平涼，廣寧以宮殿未成，命遼王且駐大淩河北，寧夏以糧餉未敷，命慶王且駐慶陽北古韋州城，以就延安、綏德租賦，惟寧王就國。”（《明太祖實錄》）

朱栴之國的時間太過倉促，寧夏城內的慶王府雖已完工，可供應不足，只能暫時駐扎在地處慶陽、寧夏衛交界處的韋州，以方便從延綏運糧供給。

按照《祖訓錄》規定，藩王有定期朝覲的義務，朱栴之國后多次赴京朝覲。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的這次朝覲過程中，明太祖終于想起兒子的婚姻大事。當年十二月初二，指揮孫繼達之女被冊封為慶王妃。

明太祖以一個碗開局，家族力量薄弱，為鞏固皇權，建國之初多與淮西集團老兄弟聯姻，從皇太子朱標這個嫡長子到代王朱桂這個老十三，一路下來所有皇子的老丈人都是勛貴。

可隨著太子薨逝，為保皇位順利傳承，明太祖發動藍玉案對勛貴下手。以此為基點，其后的皇子除幾個特例外，都與軍中都督、指揮一級的中層軍官家庭結親。永樂以后，隨著削藩的推進，藩王轉化為沒有實權的吉祥物，王妃逐漸平民化，通常從藩地內擇取平民女子為親王妃，同時授予其父五城兵馬司指揮的虛銜。

藍玉案后成婚的皇子中，倫序在朱栴之前的遼王朱植成婚于同年九月，他屬于少數特例，王妃為武定侯郭英之女，而郭英是明太祖預留給皇太孫朱允炆的武將班底領袖之一，這也可能是靖難起后，他會奉召棄守藩地，返回南京的一大原因。

銀川鼓樓

至于老十四肅王朱楧，與朱栴同月成婚，王妃同樣是孫繼達之女。也就是說朱栴與十四哥即是兄弟，也是連襟。只是不知道明太祖怎么想的，直到當月十三日才冊封肅王妃，比慶王妃晚了十一天。如此一來，大明有史以來第一位不與勛貴聯姻的親王頭銜，就落到了慶王頭上。

經過明太祖調配，洪武末期大明王朝的北方邊疆上，星羅棋布的駐扎著九位藩王，分別為：秦王朱樉、晉王朱棡、燕王朱棣、代王朱桂、肅王朱楧、遼王朱植、寧王朱權、谷王朱橞和慶王朱栴，世稱九大塞王。每位塞王手中都擁有三護衛官兵，并獲得戰時調動周邊官軍的特權。慶藩的寧夏三護衛成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月，明太祖下詔成立慶王護衛指揮使司，改慶陽衛為寧夏左護衛、寧夏衛為寧夏右護衛。

當年六月，曹國公李景隆奉命整飭陜西屬衛士馬，明太祖特地關照慶陽、寧夏、延安、綏德諸衛由慶王親自整飭，無需他插手。算確認了朱栴對這幾個地方的軍事領導權。只是不同于肅王所在的河西走廊，及晉燕等六王所在的燕山山前山后和遼東地區，寧夏所在西套地區，雖然戰略位置重要，可當時并非主戰場。朱栴就藩后，當地一直沒有爆發大的戰事，使得他成為九大塞王中，唯一一個未經戰火考驗的藩王。

唯一可以外出避暑的親王

朱栴不已軍事見長，卻如同十一哥蜀王朱椿一般長袖善舞。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駕崩，皇太孫朱允炆于靈前繼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一上臺就違背對祖父的承諾，掀起削藩浪潮，最終引發四叔起兵靖難。在這一背景下，藩王們被廢的被廢，內遷的內遷，亦或停止就藩。唯獨朱栴逆勢而動，于洪武三十四年（即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由韋州北遷預定的藩地寧夏衛城。可見他與大侄子處的還不錯。

慶王府別院麗景園舊址：麗景公園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以弱勝強，在曹國公李景隆、谷王朱橞的迎接下，由金川門殺入南京城，建文帝在皇宮中縱火后下落不明。隨即朱棣祭祀明孝陵，正式稱帝，廢建文年號，改用洪武。

得知皇位意外更迭，朱栴第一時間承認四哥的正統性，并于當年九月初九風塵仆仆地趕到南京朝覲新皇。其后朝覲不斷，終永樂朝赴京朝覲多達六次。深知四哥心病所在的他，還非常體貼的主動上交護衛，只保留起家的寧夏中護衛。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朝廷改寧夏左護衛為寧夏衛、寧夏右護衛為寧夏中衛。

朱栴的識時務，令明成祖很是滿意，不嗇賞賜，在其他兄弟為歲祿問題苦苦掙扎時，他的歲祿卻由洪武朝的五百石，提升到親王理論上的極限值一萬石（可能有部分折色，在洪熙朝補滿），只低于嫡出的五哥周王朱橚。

恭謙換來的最大好處是，獲得可以每年前往舊居地韋州避暑的特權?！俺勺嫔浦?，令歲一至韋州度夏?！保ā睹魇贰ち袀鞯谖濉罚┦谴竺魑ㄒ灰粋€獲得外出避暑特權的親王。這項特權從永樂朝，跨越洪熙朝，延續到宣德朝依然有效。

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朱栴上疏朝廷，奏稱藩地寧夏地勢低下潮濕、土地鹽堿化嚴重、水源苦咸，請求準許他遷居韋州舊地。

神奇得是，自永樂以來，出于削藩的目的，遼王、寧王、谷王等多位塞王內遷，沈王、韓王等未之國的準塞王改封內地，可如今慶王主動請求內遷，朝廷竟然不同意。為此，明宣宗還以“嗣位之初，國家諸事一遵皇祖之舊，不敢輙有踰越”來進行搪塞，要求他遵循舊制每年往來寧夏與韋州。

同心縣韋州鎮康濟寺塔

究其原因，乃是朝廷看重其手中寧夏中護衛的實力。雖然朱栴為此有過征戰，但寧夏中護衛實力強勁，是寧夏守軍的重要補充力量，朝廷不可能任由其離開。

碰壁過后，朱栴也明白了這一點，故于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再次上疏朝廷，提請準許他遷居韋州，作為交換條件，他愿意將寧夏中護衛留在寧夏衛城。見叔祖如此識趣，明宣宗也不再為難與他，當即準許慶藩遷居韋州。

韋州北距寧夏衛城300里，南距另一軍事重鎮固原也是300里，東南距慶陽府城400里，周邊沒有大的城池，只有一些小型軍事據點。本身又處于鄂爾多斯高原西部與黃土高原北部的銜接地帶，風大沙多，氣候干燥。所以雖然屬于陜西溝通寧夏交通要道上的重鎮，可宜居程度遠不及朱栴口中嫌棄的寧夏衛城。

因此在韋州苦熬兩年多，慶王殿下終于熬不住了，遂于宣德五年（1530年）閏十二月上疏朝廷，請求準許他重回寧夏衛城，并一如既往地每年夏季赴韋州避暑。明宣宗給予準許。

“壬戌慶王栴奏：‘欲挈家還居寧夏，如永樂洪熙故事，往來于韋州游畋?！蠌蜁鴱闹?。”（《明宣宗實錄》）

經此一事，外出避暑的權利雖然得以保留，可朱栴表現的更為謹慎，去韋州之前往往會提前跟朝廷打招呼。比如宣德七年（1532年）十二月，他上疏朝廷，就次年外出避暑一事提出申請。

“辛卯，慶王栴奏：欲于明年二月往韋州。上復書曰：‘韋州之行，悉從所便。但今虜酋既斃部曲離散稍稍近邊，出入須用防慎。叔祖識慮深遠，固不待言，然親親之誼，不得不陳?！?/strong>”（《明宣宗實錄》）

來自朝廷、來自總兵的打壓

宣德朝，朱栴一再上疏請求內遷韋州，一則是基于他對舊藩地頗有感情，比如永樂八年（1410年），慶王妃孫氏去世，慶王沒有將她就近安葬于賀蘭山，反而不惜大動干戈的歸葬韋州以西的蠡山（即今寧夏羅山，又稱螺山）。二來是基于永樂以后朝廷削藩的現狀。

同心縣羅山風景區

史書稱慶王朱栴“忠孝出天性”，可即便如此，依然難逃朝廷與皇帝的敲打。永樂七年（1409年）九月，明成祖從各地抽調軍隊，著手準備第一次親征漠北，慶藩護衛同樣在被抽調之列，由寧陽伯陳懋負責從陜西都司及秦、慶二藩護衛之中抽調一萬九千人赴北京，跟隨他明年御駕親征。

宣德二年（1427年）七月，寧夏總兵、都督同知陳懷奉命剿捕松潘叛蠻，慶府護衛被抽調一千人隨征。宣德七年（1432年）五月，明宣宗就西北邊防問題，要求兵部侍郎王驥會同成國公朱勇等協商整理，王驥等人在奏疏中提及，慶藩護衛被抽調遠戍者達一萬一千七百余人。寧夏中護衛規模為五千六百人，算上余丁，規模也就一萬大幾，此舉幾乎是將慶藩家底抽干。估計朝廷也覺得手段太過粗暴，在朱栴的奏請下，于當年七月同意減免半數。

自古名馬出塞上，北宋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丟了大部分草場資源。世居塞上的慶藩與肅藩、楚藩同為大明宗室三大戰馬供應商（擁有大量戰馬的是遠在湖廣的楚藩，而非建國西安的秦藩，想不到吧），舊藩地韋州周邊水草豐茂，是一處不可多得的優質馬場，為此慶藩北遷時，慶藩群牧千戶所被留在當地。

自永樂朝起，向朝廷提供戰馬是慶藩的一項重要工作。永樂六年（1408年）六月，慶王獻馬一千零九十匹；永樂十九年（1421年）十二月，朱栴因進馬受到賞賜，“鈔二萬錠、彩幣表里各百疋”，從禮單的規格來看，戰馬的數量應當不會小。

進入正統朝，慶藩進獻戰馬的頻次愈發密集。宣德十年（1435年）十一月，小皇帝明英宗給曾叔祖的敕書中提到，慶王供給邊軍戰馬五百匹。正統二年（1437年）八月，因甘肅方面缺馬，明英宗給朱栴去信，要求他提供戰馬數千匹。

“戊寅與慶王栴書曰：‘茲者甘肅總兵等官奏缺馬。聞府中馬多，可選取二三千或四五千付總兵等官，給軍騎操。即遣人赍價奉酬，庶幾御寇有備，邊境獲安，足感盛德之助也。’”（《明英宗實錄》）

朱栴畫像

削導致藩王實權幾乎喪失殆盡，而朝廷的打壓也引發連鎖反應，寧夏城作為軍鎮，軍人的規模遠大于平民百姓，一幫子驕兵悍將逐漸無視慶王權威，慶藩府中也開始出現人心不穩。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的遷藩奏請被否決后，朱栴于十二月再次上疏朝廷，稱自己在寧夏飽受“官軍之兇狡，樂工之頑猾”之苦。明宣宗聞訊，對相關人員作出了處罰，可治標不治本。

宣德元年（1426年）三月，寧夏中護衛百戶姚純、校尉余丁王伴兒等人，控告慶王點閱軍士、制造軍器、購收天文書。前兩項與事涉軍事，后一項看似無關緊要，可在當時牽扯到正統問題，三者合在一起，幾乎是在明言朱栴正緊鑼密鼓的準備謀反。且時間點非常敏感，恰值明宣宗與漢王朱高煦斗法的關鍵時刻，一個不好得品嘗一番庶人的滋味。好在，他平素表現恭謙，宣德時代依然奏請朝覲不斷，明宣宗對他的人品很是信任，才得已過關。但當年五月出使慶藩的內官馬安回京后奏報，慶王因此一直惴惴不安。

其后，宣德十年九月又爆發校尉余丁及護衛軍人潭福海等赴京，控告慶王調集戰馬、私造甲胄等事。正統三年四月，冒出小旗陳咬住誣告之事。這一樁樁事，把朱栴嚇得不輕。

“戊辰，書復慶王栴曰：‘所喻小旗陳咬住誣罔之事，已令錦衣衛及巡按御史究問矣。朕惟曾叔祖為國至親，樂善循理，雖古之賢王莫或過也，必不為奸狡小人所間。已嘗致書釋疑，今云心實驚憂，豈以朕言為不足信乎？尚冀坦情寬意，毋介于懷，庶副朕篤厚親親之意！’”（《明英宗實錄》）

對朱栴造成最大困擾的則是歷任寧夏總兵。宣德三年，他決意遷藩韋州的一大重要原因，便是時任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的態度。他在奏疏中提及慶藩護衛指揮千百戶鎮撫軍校九十五人所種田土性質遭總兵質疑，認為王府侵占田地。實則這些田地是永樂時期劃撥慶藩所有。

陳懋還算收斂，繼任的寧夏總兵史昭對慶藩的欺壓更赤裸裸，力度也更大。

宣德十年，朱栴派人前往宿嵬口（今賀蘭山蘇峪口）燒炭，不成想史昭卻不容許他們燒用，直接將這些人一網打盡，統統收監。王府護衛指揮牧馬回城時，又遭守門軍士鞭撻羞辱。

朱栴圭怒不已，上疏向明英宗討要說法。按制，此等行為屬于大不敬，相關人等都脫不了干系，結果這位曾侄孫很不給面子，以“胡寇密邇塞下”，臻需史昭守衛寧夏為由，僅僅對其“降敕切責”便算了事。別說是史昭本人，連直接參與者都沒處置一人。

銀川南門城樓

雖然明英宗在回信中表示，若史昭繼續怙惡不悛，定罪不饒。結果史昭很快又給朱栴開了個大。正統二年（1437年）八月他上疏彈劾慶王，稱每次朔望朝見時，慶王都要留軍官們喝酒吃飯，談論政局。此等行徑，跡近于謀反。

這次明英宗處理的到是十分迅速，給朱栴去信，要求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至今往后地方官朝見一見即退，走個流程便可，不許挽留，也不許賜酒。

正統三年正月，朱栴進獻戰馬一千匹以資邊用，并上疏朝廷稱想要派遣世子及真寧、安化二王代自己赴京朝覲。奏表中自然少不了對史昭欺壓慶藩罪行的控訴。

收了曾叔祖一個大禮包的明英宗自然不太好裝聾作啞，回信盛贊朱栴“體國盛心”，只是不出意外的拒絕了朝覲的請求。同時至于對史昭的處置，單只降敕要求他恪守禮儀便算了事。用的理由依然是，值此用人之際不可輕動。

“‘……又諭總兵官都督史昭累年作過，宜加罪。但念即今胡虜為患，未有可代者，姑降敕切責之。如其不悛，必難曲宥。’遂敕昭曰：‘慶王國之至親，爾在邊庭宜恪恭盡禮，非有大過不許捃摭，以違朕親親之意?！?/strong>”（《明英宗實錄》）

寄情山水、肇基寧夏文脈

明成祖雖然削藩，可表面工作還是會做，藩王們至少尚能維持體面。明宣宗這位“小太宗”比祖父有過之而不及，對待宗室非?？量?，連表面工作都敷也了事，自他這一朝起地方官欺壓宗室成為常態。明英宗同他老爹一般，是以才會有總兵騎到藩王頭上作威作福的局面。

史籍稱慶王“好學有文”、“天性英敏，問學博洽，長于詩文”。在政治上受到的高壓越來越重之后，朱栴一方面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借著避暑的由頭盡量在韋州多待些時日，以躲個清靜；另一方面寄情于山水，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詩書之間。為此他特意將位于寧夏衛城東門清和門外、紅花渠東畔的王府果園，改建成為一處休閑花園，命其名曰“麗景園”，并收用周邊空置官房，擴充規模。

“（正統三年五月）甲午，書復慶王栴曰：‘所諭寧陽侯陳懋果園在古城南，今既無人掌管，聽本府收用?！?/strong>”（《明英宗實錄》）

朱栴的宣德版《寧夏志》

主動遠離政治，寄情山水的慶王殿下，醉心于文學海洋，與文人墨客之間吟詩作對，號凝真子，不經意間卻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受益于明太祖朱元璋對子孫教育的重視，朱栴之國時被賜予了大量珍貴典籍，其后有多有賞賜，使得慶王府有著豐富歷史文化書籍和各種文獻資料。這為歷代慶藩成員攻讀詩書、刊刻典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據《弘治寧夏新志》，慶藩刊刻了《崔豹古今注》、《三元延壽書》、《壽親養老書》、《飲膳正要》、《毛晃增注禮部韻》等典籍，同時還刊印了朱栴本人所撰：《寧夏志》二卷一冊、《集句閨情》一冊、《凝真稿》十八卷、《夏城詩集》一冊、還有《愕齋隨筆錄》六冊、《滄州愚隱錄》四冊、《忍辱文集》二冊。

在“敬天崇祖”思想照映下，國人對祖先及其生活的地域存在著特殊的情感，執著于對其進行記錄，于是誕生了專述歷史事件的史書，和記述地方情況的方志。與史書一樣，國人修撰方志的歷史也極其悠遠，《周禮·地官·誦訓》中有：“掌道方志，以詔觀事?！?/p>

根據記述范圍的不同，方志可以分為全國性的總志、省級的通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縣志，大鼎鼎鼎的被稱為古人食譜的《山海經》，就是一部誕生于先秦的總志。而隨著時間推移，方志的種類進一步擴大，自元以后著名的鄉鎮、寺觀、山川也多有志書，如《武當山志》。

方志在歷朝歷代多屬于“官修政書”，一般由地方官擔任總纂，聘請當地學者參與編撰，屬于集體著作，而非個人著作。

但朱栴所撰的《寧夏志》不同，它是慶王本人親自編撰的一本個人專著，這在明代諸多宗王中屬于獨一份，除他之外再無其他宗王親自撰寫過地方志。

這部由朱栴獨立編撰完成的方志，是寧夏歷史上第一部方志，開寧夏修志之先河，具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且朱栴的宣德版《寧夏志》本身就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比如它指出“元末復置行省”，糾正了《元史》中寧夏在元朝只為“寧夏府路”的謬誤。再比如一句“石佛寺 古靈州城北”，率先確證了古唐宋古靈州在今寧夏吳忠市境內。

賀蘭山雪景

朱栴留下的詩文同樣豐富了寧夏的文化底蘊。他的詩詞現存38首，大多為對寧夏山水的贊美，抒發在藩期間的喜悅、苦悶及哀傷。其中組詩《西夏八景圖詩》，率先提出了寧夏八景，即：賀蘭晴雪、漢渠春漲、月湖西照、黃沙古渡、靈武秋風、黑水故城、官橋柳色、梵剎鐘聲。在序言中，他表示寧夏“以見風景之佳，形勝之勢，觀游之美，無異于中土也。”

在此輯錄《賀蘭晴雪》一詩，以饗諸君：

“嵯峨高聳鎮西陲，勢壓群山培塿隨。

積雪日烘巖冗瑩，曉云晴駐岫峰奇。

喬松風偃盤龍曲,怪石冰消臥虎危。

屹若金城天設險,雄藩萬載壯邦畿。”

阿越說

正統三年二月，朱栴不堪寧夏總兵的長期霸凌，再次上書朝廷，聲稱史昭欺人太甚，自己實在惹不起，懇請準許他遷國別處。可誠如前文所述，慶藩手中實力強勁的寧夏中護衛，群牧所所飼為數眾多的戰馬，都是寧夏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朝廷又豈肯放慶藩內遷。

恰在此時，史昭也毫不手軟的聯合參贊軍務右僉都御史金濂等人控告慶王，稱收到寧夏中護衛指揮曹熙的家人曹芳線報慶府收買鐵料潛造兵器，并要求群牧所甄選戰馬，意圖不軌。

明英宗是怎么做得呢？一方面安撫曾叔祖，表示自己“嗣統以來，夙夜惓惓，惟以惇親為心，未嘗為飛語所惑”，而“曾叔祖樂善循禮，予所知者，豈人言所能間哉”，史昭那廝只是一介武夫，朕已經降敕斥責，不要和他一般見識，至于遷國之事，慶藩建國寧夏已“歷四朝幾四十年矣”，不可輕動，否則讓天下人怎么看。另一方面卻命史昭在接到敕書后，配合右少監來福共同調查慶藩有無異動，以防萬一。

“朕以小人之言，誠偽叵測，已下芳錦衣衛獄。敕至，爾等即同右少監來福密切體覆，有無異謀，務在明白公當，毋得狥私構釁。使邪人得逞其奸，則爾等亦難逃其咎。”（《明英宗實錄》）

如此舉措，怎能不讓朱栴心寒。

當年五月，朱栴在奏討寧陽侯陳懋果園的同時，提出打算八月前往韋州省視自己的墓園建設情況。鑒于前段時間鬧得不太愉快，這次明英宗倒是沒有阻攔，只不過以“邊境重地，藩屏切要，不可謂無虞”，要求他快去快回。

慶王墳園所在的羅山風景區

朱栴生于南京，長于江南，成年后卻在西北常年飽受風沙，本就讓他有所不適。來自朝廷的打壓，地方官的欺凌，更是讓他積郁成疾。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朱栴上疏朝廷，稱自己痼疾復作，難以控制，請求陛下援以擅長針灸的御醫。明宣宗當即命太醫院判韓叔旸擇善針灸者，星夜兼程赴寧夏醫治。

及至正統初年，與寧夏總兵之間矛盾頻發，皇帝又偏袒史昭，讓他心力交瘁。正統三年突然提出想要考察自己墳園的建設情況，估計他自己也清楚時日無多。奈何終究沒能撐到那一天。

正統三年（1438年）八月初三，慶王朱栴薨逝，在位48年，享年60歲。去世之前他上疏朝廷請求施以援手，內官蕭愚帶著醫士已在路上，惜乎沒能趕上。慶王朱栴一生為人謹小慎微，恭敬事上，卻因為屬于實權藩王，屢遭打擊，心中憤懣無以表述。好在他長于文事，在改弦易轍之后，意外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得以名垂青史。如此種種堪稱賢王，是以身后朝廷還是給了“靖”這個蓋棺定論。

慶靖王長期想要內遷，終于在身后實現了愿望，他的墓園位于韋州稱以西的螺山（今寧夏同心縣羅山）。可惜地處蒙古南侵的要道，終究沒能保住長眠之地。嘉靖四十年（1561年）十一月，韃靼吉能部兩萬余騎兵攻掠寧夏、鐵柱泉（今鹽池縣境內），南下固原，然后循下馬關至羅山，“焚掠慶王陵園，全陜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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