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多了不少惡性事件，讓大家出外都心有余悸。

記得很久以前，“車匪路霸”、“飛車黨”那可是出了名的狠角色。特別是在90年代末到2000年初那會，廣州那邊可沒少被這“飛車搶劫”給鬧騰。說出來你可能都不信，從1997年到2006年，光廣州就發生了1.5萬起這樣的案子，傷的傷，死的死，加起來好幾十號人。

那時候正是流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時候，好多年輕人背井離鄉來到大城市，本想著能混出個名堂來，結果一看，日子難過得很，干脆就豁出去了，走上了歪路。

記得 90 年代那會，我剛出來闖蕩的時候，一提起傳說中的“車匪”就心驚膽戰的。那時候坐長途汽車，現金都得藏著掖著的，生怕被人給惦記上了。有時候，車上還會碰到騙人的把戲，半路上就被司機給轟下車，非得去他指定的停車場“消費”才行。

那時候的火車站簡直就是個是非之地，亂得很，誰去了都得提心吊膽的。沿海那邊的走私也是猖狂得很，好多不法分子在那兒渾水摸魚。

說到人販子，那時候也是多得很。為啥呢？窮人多啊，娶不上媳婦的多了去了，自然就有人動起了歪腦筋。還有拐賣兒童的，那時候計劃生育抓得緊，有的人家就想著法子要男孩，結果就給了那些壞人可乘之機。

這些事情鬧得實在是太大了，上頭看不下去了，于是就搞了個“嚴打”。這“嚴打”啊，全名叫做“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是從1983年開始的。那時候正是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正處在轉型期，城市里待業青年那是一抓一大把，搶劫、強奸、謀殺這些個惡性案件也是層出不窮。

上頭一看，這樣下去可不行，于是就下了狠心，來了個為期三年的“嚴打”。

那時候的“嚴打”是挺嚴酷。現在咱們看來可能覺得就是些小事，但那時候說不定就得判個重刑，甚至是死刑。

那時候講究的是從重從快，跟蘿卜快了不洗泥似的，結果，就難免會有冤假錯案。

老話說得好，“哪個廟里沒有屈死鬼”？就算沒碰上“嚴打”，還有佘祥林、聶樹斌、呼格吉勒圖這些冤案。

在那個特殊時期，這種事兒可不少見。

不過，第一次“嚴打”還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所以后來就又搞了好幾次。

“嚴打”可不僅僅是把罪犯給抓起來那么簡單，它還能起到震懾犯罪的作用，讓那些想犯罪的人心里打鼓，不敢輕易出手。

1996 年，又開始了第二次“嚴打”。這之前有個事叫砸爛“三鐵”，就是國企的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都不保了，好多工人下崗。這一下子，可就有不少“工人階級”失去了保障。

還有就是發生了一系列的大案要案，像李沛瑤遇害案、鹿憲洲案和白寶山案等等。李沛瑤那可是副委員長啊，竟然被入室搶劫的歹徒給殺了，這事可真是罕見。

到了世紀之交，又有了第三次“嚴打”，被稱為“新世紀嚴打”，聽說主要是沖著“黑惡勢力團伙”去的。

然后 2010 年，又來了第四次“嚴打”，重點打擊個人極端暴力犯罪、涉槍涉爆犯罪、黑惡勢力犯罪等等這些違法犯罪活動。

“嚴打”的特點是相當明顯的，集中力量、快速行動、聲勢浩大。這不僅僅是為了打擊犯罪，更重要的是起到震懾作用。

說實在的，這震懾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實現了的。就拿飛車黨來說吧，后來基本上就銷聲匿跡了。

不過，也有專家分析說，飛車黨的減少跟經濟發展也有關系。你想啊，那些想當飛車黨的，隨便找個活干就能掙著錢，誰還冒著坐牢的風險去搶啊。

技術的發展也讓一些犯罪活動沒了市場。比如說電子支付普及了，現在大家出門都不怎么帶現金了，小偷想下手都沒地兒下。

還有，現在的攝像頭到處都是，想干點壞事兒可不容易了。

距離最近的一次“嚴打”都過去 15 年了，“嚴打”這個詞好像也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不管是“嚴打”的震懾效果好，還是經濟發展讓社會更安定，反正啊，這幾十年下來，咱們老百姓的安全感那是實實在在提升了。

跟安全感提升一塊兒來的，還有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老百姓收入的提高。

說白了啊，安全感提升跟經濟發展那就是相輔相成的。

這 15 年，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說吧，以前是“高速發展”，現在講究的是“高質量發展”，速度雖然慢了點，但是質量上去了。

還有，15 年前小汽車還是稀罕物，現在滿大街都是，有時候還能成為犯罪的“武器”。

拿汽車當武器去犯罪，這跟以前的犯罪形式可大不一樣了。以前偷東西、搶劫啥的，都是冒險掙點錢，還得小心翼翼怕被抓。就算是飛車搶劫，那也是搶完就跑。

可現在用汽車犯罪，那可就跑不了啦，車上都有車牌，攝像頭一下子就能拍到，這簡直就是“實名作案”。

這種犯罪的震懾效果咋樣還不好說。不過，不管震懾效果怎么樣，國家肯定不會不管的。

社會就像一輛大卡車，有時候會剎車有時候會加速，有時候會遇到紅燈，有時候會剮蹭到別人。

咱們老百姓能安全地坐車上不被甩下去，路上的人不被碰到，就算是幸運的了。

在社會變遷的這個過程里，發生了好多具有時代特征的故事。

如果大家能平平安安地回頭看看這些故事，或者往前憧憬一下未來，這也是一種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