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天書

最近幾起惡性治安案件，加劇了輿論中持續(xù)以久的歸因論證，即將犯罪現象和治安問題與所謂的經濟下行導致社會戾氣加重相關聯(lián)。一方面，這樣的因果關聯(lián)比較符合某種簡單的直覺思維，另一方面在傳播上容易刺激到人們的爽點，所以很多大V和自媒體們也在有意或無意的輸出這類循環(huán)論證。

然而不要忘了，僅僅就在兩年多以前，這類循環(huán)論證也廣泛出現過，21-22年期間在輿論中廣為傳播的幾起事件，也被歸因為“社會戾氣加重”。以防有人歲月史書性失憶，我還是要提醒下，20年下半年開始到22年初是我國主動防御效果最好的時候，在絕大部分時間和絕大部分地區(qū)中，人們得以免于體驗陽性和封控，免于體驗歐美的群體免疫。然而在某些群體眼里這些都不重要，只要讓他們感受到一絲不自由，就被渲染成戾氣和犯罪的借口。

當時存在的另一種循環(huán)論證更為諷刺，即“放開了經濟就好了”，諷刺之處在于同樣一撥群體，放開了之后就絕口不提，轉而開始循環(huán)論證我國越來越不尊重哈耶克的大手導致經濟不好。

循環(huán)論證在邏輯上想證偽很容易，想想美國從當年人均GDP不如日本，到如今人均GDP冠絕天下，社會治安是變好了還是變差了？僅以GDP增長百分比來說，我國增長最快的時期治安難道特別好？隔壁日本在失去三十年的情況下，更是成天有人吹治安特別好（然而所謂無敵之人就是日本人搞出來的概念）。

事實上在我國高速增長期，社會批評的聲音長期將高速發(fā)展與社會矛盾相關聯(lián)（宜興事件中，如果原因真是職業(yè)學校的問題，那這不正是高速發(fā)展期導致的問題）。跨越式發(fā)展往往要伴隨著矛盾的積累和放大，亞洲的小龍小虎們，社會矛盾從來沒有隨著高速發(fā)展真正減輕過。有人會說福利問題，社會當然要持續(xù)發(fā)展福利，但發(fā)展福利和社會治安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因果關系，老歐洲靠債務游戲搞高福利，治安好嗎？

這世界上并沒有一個處于真空球形雞的國家能滿足上行下行和所謂的戾氣之間的因果關系。對于大型經濟體來說，人均GDP一萬美元左右時是一個很尷尬的節(jié)點，發(fā)展累積的矛盾到了一定程度，社會少部分群體已經積累了可觀的財富，人們的相對落差心理普遍加劇，但從人均看，國家整體財富還沒積累到可以以消費而不是以投資為主。

在這個節(jié)點上是為了跨過門檻繼續(xù)積累矛盾，還是選擇緩和眼前的問題放棄積累發(fā)展，如何在兩者之間不走極端，取一個最優(yōu)解，絕大部分后發(fā)國家的嘗試都失敗了。這也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如美國一樣，人均gdp發(fā)展至三萬以上，并不就一定意味著社會物質總財富和生產力水平的持續(xù)增加，也無法和社會治安治安產生正向關聯(lián)。以美元計價的gdp模式從來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這里說的還是經濟發(fā)展和真正的治安問題之間的關系。我國目前面臨的并不是真正的治安問題，而是預期問題。

中國十四億人口，是世界上惡性犯罪率最低的大國。但無論犯罪率如何低，絕對數字都很可觀，每年的故意傷害案件都要到以10萬計。比如23年故意殺人類案件5.2萬，嚴重暴力犯罪案件6.2萬。這個數字比22年有所增長，但比2019年又有所下降，所以這能說明什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搞個循環(huán)論證說防疫能減少社會戾氣提升治安水平？

然而，在信息傳播極度發(fā)達的當下，與10萬起傷害案件這個數字相比，只需要在一段時間內廣泛傳播和渲染十起，甚至更少，就足以改變人們對治安的預期了，就像當時的唐山燒烤打人事件。有人會說最近的幾次事件是報復社會，與普通犯罪不一樣。然而報復社會從來也不鮮見，前些年那些幼兒園行兇事件不再出現，靠的也不是對所謂社會戾氣的解決。

就如同那兩年所謂的一座山和一粒沙一樣，當前社會情緒價值大過天，比起冷冰冰的數字，人們更愿意用那些能刺激自己眼球，創(chuàng)傷自己心靈的事件來打量這個社會。想想前段時間深圳日本學校事件是被如何渲染的？當時各路人去獻花甚至道歉作秀，現在隔壁的珠海有見到他們嗎？

所以循環(huán)論證在邏輯上雖然容易證偽，但在公共輿論上總是無法證偽。現代社會經濟，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信用游戲，預期游戲和流動性游戲，理解這三點就會理解當下國內和世界經濟的很多問題。預期游戲經常以非理性的形態(tài)運作。比如關于股市，最開始人們會說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在反復被主要經濟體們的現實表現證偽后，又會說，股市是預期和信心的晴雨表。然而資本市場的選擇一次又一次證明，所謂的預期往往并不是基于理性和事實的預期。如我們在之前文章中所說，如果人們當下的決策真的都是基于理性考慮長遠而做出的選擇的話，那西方社會當下的很多問題也就不會出現了。

“經濟下行導致戾氣增加”的語境中，需要存在一個可以上溯的“經濟上行社會戾氣緩和”的時期，那這個時期是什么時候？是房價肉價高企的19年？是貿易戰(zhàn)開打，全球大宗商品暴漲，p2p暴雷的17年？是股債雙殺的15年？還是處于08年金融危機尾巴的12年？總不能說是00到10年吧？如果你要歸因到經濟，那每一個階段都有理由可以歸因。

在19年，金融和互聯(lián)網行業(yè)就認為是寒冬，沒讓自己賺大錢就是寒冬

對于互聯(lián)網，金融，房地產這些行業(yè)來說，2020之前的十年確實可以算是黃金十年，然而這些行業(yè)天價年薪，紙醉金迷的成本和代價是要由全社會負擔的。對普通人來說，高房貸，996，假期少，勞動法落實不嚴等等無疑是高速發(fā)展的代價。

有人會說光發(fā)展不解決分配問題矛盾自然增大，解決了分配問題社會就沒戾氣了一切就好了。解決分配問題當然是我們社會發(fā)展的終極目標之一，但這也不跟治安問題直接相關，自古以來改革分配問題的過程中，哪次不是伴隨被改革群體的戾氣大增呢？

像某幾個天天搖旗吶喊的xx首席經濟學家之類的人物，分配改革深入下去，他們的戾氣是會增大還是減小？今年金融從業(yè)者群體的戾氣是在增大還是減小？真嚴格落實勞動法了，很多企業(yè)主的戾氣是會增大還是減小？戾氣不會消失，只會轉移。如果以所謂的戾氣來作為判斷社會改革的標準，那任何深水區(qū)改革都無法進行了。

得益于生產力的絕對增長和治理效率的不斷提高，我國全社會的物質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仍在持續(xù)帕累托式提升。但在階層意義上，靠單純的發(fā)展和改革想讓所有階層都滿意則已經不可能。

對資本家來說，難道國內“營商環(huán)境”真讓他們十分滿意了，資本就都能帶領人們賺大錢了，社會就能和諧了？市場飽和了就是飽和了，技術和商業(yè)形態(tài)落后了就是落后了。我們一再說，刀刃向內誕生不了真正的資本主義，想向歐美資本家看齊，不先想想他們祖上是怎么成功的？

對于中產來說，物質生活和基礎公共服務的繼續(xù)提升還是可以通過發(fā)展來實現的，但在稀缺社會資源領域和階層跨越通道上，社會發(fā)展和改革從來不應該是，實際上也做不到讓中產階層整體繼續(xù)提升階層。

對于普通人來說，中國可以帶領十四億人實現脫貧和小康，但不可能讓十四億人變成中產。既然中產社會最終不成立，那社會改革的方向應當是怎樣的？國內的民意基礎是廣大基層，但互聯(lián)網時代的輿論聲量并不掌握在基層手中。無論何種正向改革，在輿論權力的倒錯下都必然不會平靜。

現代社會雖然強大，但也異常脆弱。這種脆弱性在疫情期間體現的淋漓盡致。現代社會基于理性主義之上，但現代社會源頭就充斥著非理性。越理性也越會帶來痛苦。我們需要解決維系和發(fā)展現代社會中帶來的精神痛苦問題，而不是說我們更好的發(fā)展現代社會就能解決痛苦本身。

文化左翼的理論體系中，晚期現代社會與群體性的精神疾病高度相關，嚴密的理性工具機器，龐大冰冷的城市森林，極度被規(guī)劃的生命時間，如此種種對個人意志的壓抑無處不在，借用項飆最近的話說就是“生命力被捕獲”。類似的視角對于解決晚期現代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確實有其意義，但前提是不能本末倒置。前現代社會普通人的精神痛苦普遍遠大于現代，只是他們要么活不到精神問題爆發(fā)，要么癥狀從來被無視。

所以，用開倒車的方法解決痛苦問題是行不通的。如何緩解？就像你知道情緒價值經常沒法通過合理的方式被滿足，歐美社會發(fā)展至今，核心的心理按摩方式還是奶頭樂加黃賭毒。中國今天的奶頭樂越來越發(fā)達，然而歐美殷鑒不遠，根本底線不得不守住。就像美國天兵提神可以靠嗑藥，解放軍戰(zhàn)士就是靠抽煙加濃茶，社會問題需要推動解決，但除了解決問題，心理按摩也要增加。在這方面，我們該怎樣探索中國式的心理按摩和情緒價值滿足？

這個問題顯然不是幾句話就能回答的。但有些事情，作為當今社會重要傳播節(jié)點的自媒體們是可以做到的。自從自媒體廣泛興起以來，確實極大程度上取代傳統(tǒng)媒體，起到了民意監(jiān)督的作用，在這方面的意義是正向的。

但同時，很多自媒體并沒有清晰認識到自己所掌握的話語權本身也是一種權力，帶有公共媒體屬性的發(fā)言者并不能被視為單純的私人發(fā)言，是權力就得有相應的界限和責任，也得承受更高標準的審視。批判社會問題，推動問題解決這當然要稱贊，但事情到了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煽動推動社會極化的程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清楚以上圖片事實與否，但有些現象是準備再寫篇聊聊

如最近兩起無差別事件，一些大V花式表演循環(huán)論證，甚至隱隱鼓勵此類行為。這其中大部分人可能是沒有惡意，他們只是本能的追逐熱點，吸引死忠基本盤，或者展示自己不同于一般人的見識。簡單歸因，循環(huán)論證很容易也很爽，但面對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往往未必有多少真正的因果有關系。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在信息極度發(fā)達的今天，你的每一次傳播和煽動，都絕對會增加模仿者出現的概率，我在之前文中就說過胖貓事件之后出現不少模仿者。更不用說，有一個很多人不愿意承認的事實，長新冠對精神狀態(tài)和心理健康的影響已經有明確的證據。現在這種情況，當年的某些群體心里可曾有過一絲反思？

去年以來，很多人反復生病，免疫力降低，本身身體和精神就在承受著雙重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話語權力的掌握者們，是真的有可能通過煽動放大或惡化個體的心理問題的。這種時候，你保證被你影響的人作出的沖動選擇真的會是自愿的嗎？

很無奈，在這方面我們當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復雜，從前個人網絡發(fā)言和媒體發(fā)言之間還有著相對清晰的界限，然而現在自媒體范圍的無限擴大以及算法的流量導向，讓平臺類個人賬號多少都沾上了公共輿論屬性，而很多個人賬號也確實在自覺不自覺的努力擴大自身對公共輿論的影響力。如何形成一個新的公共輿論邊界，其過程也無法避免充斥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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