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保路運動一樣，武昌起義的爆發也看似偶然。

1911年10月10日晚上八點多，湖北新軍工程八營二排排長陶啟勝帶人到兵營巡查，看到士兵程正瀛、金兆龍等人正在換槍裝子彈，便大聲呵斥道：“想造反嗎？”不料，金兆龍不甘示弱地回道：“造反怎么樣？”

惱羞成怒的陶啟勝猛撲上前要抓金兆龍，金兆龍大喊：“同志們再不動手，等到什么時候？”于是，程正瀛便舉起槍托猛擊陶啟勝，并開槍射向外逃的陶啟勝，武昌起義的第一槍就這樣意外地打響了。

第一槍打響后，“全營轟動”，槍聲此起彼伏，關鍵時刻共進會在八營的總代表熊秉坤站出來帶人將反抗的工程營代理營長阮榮發等人打死，然后鳴笛集合率隊攻打楚望臺軍械庫，在守衛士兵里應外合下迅速占領軍械庫。

附近其他新軍各營也紛紛響應起義，隨后以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為總指揮，一起攻打湖廣總署。

經過一夜鏖戰，革命軍終于攻克了湖廣總署，湖廣總督瑞澂從后花園的墻洞逃到之前準備好跑路的船艦上。到11日下午，武昌完全光復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推舉據說從床底下拖出來的黎元洪為都督，黎元洪為湖北新軍協統，素有聲譽，被稱為“厚重知兵”的“領軍名將”。

到12日漢口光復，到13日漢陽光復，至此武漢三鎮完全被革命軍占領，武昌起義終于成功了。

武昌起義的爆發與成功看似偶然，實際上也是必然。黃興于“辛亥正月已撥款五千元，使譚人鳳至長江沿岸各省進行軍事行動”，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任命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會，積極準備在湖北發動武裝革命。

此時，張之洞創建的湖北新軍士兵在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社團多年宣傳下較多傾向革命，到1911年6月“總計當時湖北新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共約一萬五千人，純粹革命黨人將近兩千人，經過聯系而同情革命的約四千多人，與革命為敵的至多不過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搖擺不定的”。

1911年9月，湖北兩個團的新軍被調到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后，留守的新軍約有一半與革命黨有關系。共進會、文學社認為革命時機已到，在同盟會元老譚人鳳的撮合下，決定于10月6日聯合舉行起義，推舉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孫武為參謀總長，并邀請在滬的黃興、宋教仁前來指導革命。

不料起義走漏風聲，湖廣總督瑞澂下令全城戒嚴，起義日期不得不推遲到10月11日。10月9日，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里配制炸藥，不慎引起爆炸，聞聲而來的俄國警察搜出了起義旗幟、文告、革命黨人名冊等，并移交清政府。

瑞澂立即下令關閉城門按照名冊抓捕革命黨，蔣翊武因此決定提前起義，但蔣翊武所在的起義領導機關當晚被破獲，在場的一些革命黨人被抓被殺。

清軍根據名冊在新軍各營抓獲了30多位革命黨人并繼續抓捕，甚至有消息說將“捉拿沒有留長辮的士兵”乃至“懲罰所有漢族士兵”，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因此人心惶惶。

恐怖氣氛是最好的動員，共進會在八營的總代表熊秉坤當機立斷決定立刻起義，他利用早餐時間召集各隊革命黨人代表說：“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驚天動地，雖死亦烈！”

的確，此時不起義被抓獲也是死，那還不如揭竿而起說不定還有生路，當時新軍士兵也紛紛議論：“與其就縛，不如今晚動手，還可以死里求生”。

在場代表于是決定于當晚第一次晚操點名后起義，以三聲槍響為信號。但湖北清政府也有防備下令停止當晚的晚操，熊秉坤等人制定的計劃無法實施了，起義眼看又要流產。

不料在當晚陶啟勝和金兆龍的沖突中無意打響了第一槍，其他革命黨人聽到槍聲于是紛紛響應，武昌起義由此爆發。

因為湖北新軍兩個團被調到四川鎮壓保路運動，留下來的湖北新軍中多數人或支持或同情革命，且湖北武昌財庫里還有四千萬左右存銀及軍火庫里存有漢陽兵工廠造的大量武器，使得武昌革命軍迅速從起義時的兩千多人擴軍到兩萬多人，所以武昌起義也就順利成功了。

可見，武昌起義的成功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離不開湖北新軍的首舉義旗，實際上也離不開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多年來的奠基之功。

“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武昌革命黨人眾多革命氣氛高漲離不開同盟會的直接貢獻，更要歸功于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近二十年“拋頭顱、灑熱血”的間接貢獻，所以孫中山實際上對武昌起義也有巨大貢獻。

黃興撥款五千元讓譚人鳳至長江沿岸進行軍事行動，譚人鳳與宋教仁、陳其美等人發起中部同盟會。譚人鳳還拿出八百元交給居正、孫武作運動經費，居正、孫武拿錢在武昌設立酒店聯絡軍隊，“一時各營兵士趨之若驚”。

而且武昌起義的發起社團文學社、共進會“均與同盟會有直接間接之關系”，如共進會“為同盟會之外圍”，孫武即共進會領袖，武昌起義前兩社團也由譚人鳳撮合而決定聯合起義。

所以同盟會對武昌起義有直接貢獻，即孫中山對武昌起義也有直接貢獻（畢竟同盟會乃孫中山領導），并非像一些學者所言孫中山、同盟會對武昌起義沒有直接貢獻。

武昌首義的爆發引發了其后的辛亥革命，以及大清滅亡與共和制建立，其貢獻、價值光耀千古，今天我們不能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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