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14日，（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凱從天津坐火車抵京，幾日前他收到上諭要求他進京面圣。袁世凱辦理新軍算是有苦勞，陛見皇帝雖不多，但也屬正常。但萬萬沒想到的是，他的這次進京竟然掀起了戊戌政變的序幕。兩日后也就是9月16日（八月初一）他在頤和園見過光緒，回住處不久，就來旨意將他提拔為侍郎后補，本來他的職位相當于省級干部現在升官成副部級別，可說是跨過了一道當官的分水嶺。

袁世凱像

按他自己說法是很疑惑，雖說在天津練兵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但這畢竟沒有具體的政績。如此重賞不見得是好事，不過幕僚們都建議其接受任命，但他心中還是有所忐忑。第二日進宮謝恩，光緒皇帝倒是風輕云淡，說他兵練的好，并說到“可與榮祿各辦各事”，只這句話讓他心中咯噔一下。何也？因為榮祿不僅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他的頂頭上司，更是慈禧太后的忠實手下。袁世凱能走到今天的高位受到榮祿不少提攜，且自己與他更是利益相結。皇帝這話是不是有暗含聽太后還是聽皇帝的意思在里面？這是明顯要將自己放在火上烤啊，但讓他想不到更驚悚的事還在后頭。

9月18日（八月初三）接到榮祿信報，稱英艦在大沽口附近游弋，并調聶士成來天津，讓董福祥移師北京附近長辛店，讓其盡快回天津。政治嗅覺靈敏的袁世凱應該已經察覺到，這次進京絕沒有這么簡單，不然榮祿何必既催促他回去又調兵遣將防范他。到了晚間袁世凱正在寫奏折，譚嗣同突然來訪，二人互相寒暄片刻，譚嗣同直言不諱，說皇上有大難，袁世凱大“驚”，忙表忠心。譚則言榮祿近期獻策要廢君，袁當然不相信，并說榮祿是忠臣，認為這事定是謠言。譚直言榮祿是個無恥小人，我們多次向皇上保舉你但都被他阻撓，這次你能升官我們花了好大力氣。并說如果你真心救皇上我有個辦法，說著拿出一紙片給袁世凱。上面寫著讓他在陛見光緒的時候，當面討一道朱諭，拿著旨意去天津見榮祿并就地正法，然后代領直隸總督，帶兵入京直接圍了頤和園。

袁世凱被這紙上的字嚇得“魂飛魄散”，追問圍了頤和園要干什么？譚嗣同直說要除了“此老朽”就是慈禧，袁馬上表示部下不會聽命殺太后。譚嗣同則說他自請人來辦，只要袁先誅榮祿再圍頤和園即可。袁世凱當然不可能憑著幾分熱血就行如此大事，便推托直隸兵多，他這點人很難成事，且槍械彈藥都在天津。必須做好充足準備，等他周密布置，至少也要個十天半月才能有所結果。譚嗣同當然不能同意，袁世凱只能在言語上盡力拖延。這次夜談譚嗣同可說既沒有得到袁世凱的明確保證，也沒有得到確切行動時間，不過袁世凱也沒有斷然拒絕，完全是模棱兩可之間。

到了第二日早晨（八月初四），譚嗣同與畢永年見面道出原委，畢永年大驚，他深知這等大事怎可如此怠慢，沒有清晰的結果和拖延行事絕對要失敗。畢永年乃湖南會黨人士，此人正是譚嗣同招來做“大事”之人。他知道這事要糟，脫口而出公等恐怕要有滅族之禍了，讓譚嗣同趕緊安排后路，自己也要先走避禍。而就在這天的晚間慈禧突然從頤和園回宮。

慈禧太后

慈禧的突然回宮是因為楊崇伊上的一份奏折。楊崇伊此人在各保守勢力之間串聯活動，是反對維新變法的重要人物。當然此折盡是以攻擊變法派為能事，不過里面特別提到一件事，讓慈禧警覺起來。他說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京準備執掌變法，這會讓祖宗天下拱手讓人，并要求慈禧趕緊回宮實行訓政。慈禧雖說是去了頤和園修養，但其權柄并沒有放手，光緒與洋人聯手這事正好踩到了她的底線。如果事成，她的手中權柄不得不放下，到時只怕是真的要退養了。對慈禧來說變法可以有，但權力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在加上這一百天的變法也已讓她忍無可忍。

其實自變法起慈禧都是在幕后掌控大局，冷眼旁觀維新之事，而其心態也在不斷的變化。變法開始時的各種政策，都必須得到慈禧的允許才能頒布，但任何政策不能觸碰她的紅線。后期裁撤禮部官員她忍了，但光緒千不該萬不該要設立懋勤殿，這個架空軍機處的機構。在慈禧看來設置這個機構就是奪權行為，這就完全踩到了她的底線。而光緒召袁世凱進京的事也讓慈禧萬分警惕，害怕光緒掌握了兵權，也更怕光緒與國外勢力進行聯結，危及到她的權位。維新變法失敗表面上看，是因為與守舊派矛盾激化導致，但保守派最大受益者不正是慈禧嗎？所以不論變法政策如何，變法的人是誰，追根還是侵蝕了慈禧的利益，只要變法深入下去，兩者矛盾的激化也不過是時間問題。維新派有意用伊藤博文來作變法顧問，引入外國勢力也更讓慈禧忌憚，兩者矛盾本就不可逆轉，這篇奏折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光緒皇帝

9月20日（八月初五）袁世凱離京前覲見光緒，特意說到變法要審時度勢，步步為營，不要聽激進之言。這既是試探暗示，也是一種表態，但是光緒并無“答渝”。袁世凱并不知慈禧昨日已回到宮中，而此時光緒正受到監視中，就算光緒想對他有所指示都已不可能。等袁世凱走出殿外，某侍衛內大臣拍著他的背說了句”好小子“，稱贊他在皇上面前應對得好。相信此刻袁世凱肯定無比慶幸，一是慈禧對光緒的監視無所不在，只要透露變法派的意圖，將來就要秋后算賬。二是圍園之事光緒并不知情，只是變法派的私下密謀。三則是朝政還穩穩掌控在太后手中。袁世凱陛見后馬上坐火車回津，并于傍晚到達，然后馬不停蹄去見榮祿。兩人剛談沒多久就有重要客人來，袁世凱還未說出重點，只得先告辭而去。第二日晨，二人再次見面袁世凱才把圍園殺后的事坦誠相告。而在這一天，慈禧已經正式臨朝“訓政”，下令逮捕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

這里有幾個疑問。袁世凱自述9月20日晚沒能告密，到第二天才述說原委。一如他自證，毫不諱言做了出賣維新派的決定。我們可以說他從容，但從邏輯上講不通，如此大事怎會不緊張急切處理，還要拖延一天？他得知秘密后，為何不在京師通過其他重臣秘告，非要等待兩天時間特意回到天津找上司密告？更有意思的是，按袁日記記載，在和盤托出圍園劫后大事之后，他與榮祿兩人商量的不是怎么趕緊回京報信，而是商量如何保全光緒的辦法。這兩位精明大臣怎么這么糊涂？到底救太后還是保全皇帝分不清事情緩急？

榮祿

那么事實真相又是如何，有兩則旁證分別由袁世凱與榮祿兩位幕僚記錄。大意是第二日楊崇伊作為使者至天津，向榮祿通報了太后訓政的消息。榮祿去見袁世凱時故意不表明，并且“衛兵羅列兩道”。而袁從楊得知太后訓政，捉拿康有為、康廣仁的消息后，肯定嚇得以為事情已經暴露。哭拜榮祿求他作主，然后把圍園殺后之謀詳細告知。

探尋一下當時袁世凱的心理動向。在他得知“大事”之后，到回天津告密這兩天時間里，本可以有機會或者有條件的主動向重臣密報。為什么不這樣做的原因，恐怕是在這帝后之爭中，他并不清楚誰將最終勝利，出于獲利也好，慎重也罷。都必須繼續按兵不動，窺測事態動向。所以在見光緒時才有此番言語，既是暗示此事不可為，也是試探皇帝到底有沒有參與其中。既然光緒毫無表示，那么以他的政治嗅覺必然清楚這事不可能成功，何況他本來就不會去做激進策略。當然他并不知道，這天光緒只是表面還在執政，慈禧已對光緒監視居住了。

所以下定決心，到了天津就向老上司報告，他與榮祿之間的政治聯結，在選擇維新派還是后黨之間，顯然毋庸置疑是后者。而為何向榮祿告密也是袁世凱精心設想的，一向朝廷顯示他的忠心，二向頂頭上司表明他們關系密切，三則有意無意使自己脫身事外，但又不少一筆政治得分。第二日榮祿來訪，并帶來了慈禧訓政的消息，袁世凱沒想到保守派這么快就全面掌控了大局，怕受到牽連則全盤托出密謀，然后由特使楊崇伊把“圍園劫后”的消息帶回給慈禧。

譚嗣同

我們捋一捋時間線，八月初三晚譚袁商量大事；初四晚慈禧回宮；初五袁早上見光緒，晚回到天津見榮祿，沒來得及告密；初六晨榮祿來見，袁得知慈禧訓政，則告知變法派圍園殺后之事；初七慈禧使者回京；初八譚嗣同等人陸續被捕，幾日后遇害，這其中罪名就是“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可見袁世凱在初六才告知榮祿大事，所以才有著初八逮捕譚嗣同等人，如此可知袁世凱的告密是在政變之后。而且如果袁世凱告密早于慈禧訓政，那么根本不需要多此一舉，先于初六抓捕康有為、康廣仁，再于初八下旨抓捕譚嗣同等人。盡可初六當日就把這些維新骨干全部抓獲，反而要分開兩次執行。

袁世凱的戊戌日記交付與人時，正值其去官隱居為了自證清白而作。所以忠君是政治正確，包括他出賣維新派密謀都是基于這點。在心理表現上也要緊跟朝廷，在重要時間節點上也要顯示出自己并沒有過錯，全篇把自己摘出，突顯出一個忠于慈禧的臣子。但日記中所說亦非全部事實，從許多史料中我們知道袁世凱與維新派交往甚密，并且一度傾向他們，不然為何譚嗣同要找他來謀“圍園殺后"的大事，而不找其他人。但真到了緊要關頭他卻又不敢復出，等知道了政局變化，袁世凱則為保全自己又出賣了維新派。也因為袁的告密，使得訓政演變為政變，帶來了血雨腥風，“戊戌六君子”也英勇就義。之后的事我們都知道，袁世凱憑著這樁功勞，受到保守派獎賞坐上了直隸總督的位置，靠烈士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

參考資料

《戊戌年袁世凱告密真相及袁和維新派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