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歐美獨狼式恐怖主義的興起歷史

（一）起源與發展

“獨狼” 一詞起源于上世紀 90 年代末期美國極端種族主義者，用于煽動極右翼青年單兵作戰，發動對黑人和猶太人的恐怖襲擊。

隨著時間的推移，“獨狼” 逐漸成為一個反恐術語，專指那些不屬于某個恐怖組織、不接受外界指令，自己策劃、單獨行動的恐怖分子。

（二）典型案例推動

美國當地時間 2016 年 6 月 11 日夜間至 12 日凌晨，

美國旅游勝地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 LGBT 夜總會發生 “9?11” 以來美國本土傷亡最慘烈的槍擊暴力事件，造成至少 50 人死亡，53 人受傷。

此次事件被認為是一起最令美國人棘手的 “獨狼” 恐怖襲擊事件。

2011 年 7 月 22 日，挪威人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挪威奧斯陸市中心首相辦公室附近引爆汽車炸彈，之后在于特島開槍屠殺平民，共造成 77 人死亡。

2013 年，美國波士頓馬拉松賽終點處發生兩起爆炸，多人遇難。這些事件都屬于典型的 “獨狼行動”，推動了歐美獨狼式恐怖主義的發展。2019 年 12 月，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海軍基地發生致命槍擊事件，槍手穆罕默德?阿爾沙姆拉尼的行動被認定為獨狼式的恐怖主義行為。

多項證據表明其行兇動機是宣揚 “圣戰” 思想。他在襲擊中開槍打死 3 人，打傷 8 人。

此外，2022 年 6 月，托馬斯?馬修?克魯克斯從賓夕法尼亞州的家出發，向特朗普開了幾槍，后被美國特勤局擊斃。

FBI 確認其為單獨作案，目前作案動機和意識形態仍在調查中。

這些事件表明，歐美獨狼式恐怖主義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二、獨狼式恐怖主義的特點

（一）難發現

“獨狼式恐襲” 由極少數人直接發動，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傳統的集體式恐怖活動由于涉及人員較多，在思想動員、組織協調和溝通準備等過程中通常耗時較長，事前容易留下蛛絲馬跡，被發現的概率相對高很多。

而 “獨狼式恐襲” 因其隱蔽性較強，成功率高，日益受到恐怖分子的青睞。

這也是全球加大反恐力度后，恐怖分子進行 “合理進化” 的必由之路，選擇更易得手的地區和更易成功的方式，體現了 “化整為零，獨立作戰” 的思路。

例如，在一些案例中，恐怖分子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突然發動襲擊，讓安全部門難以提前察覺和防范。

（二）成本低

互聯網社交媒體技術的興起，極大地降低了恐襲的成本。

過去傳播宗教極端思想，需要組織出面 “洗腦”，而且一定時期內只能針對有限受眾，也無法判斷受眾被洗腦的效果。

而借助于網絡社交媒體，宗教極端思想可以實現高速傳播，并能對受眾進行精準選擇，大大提高洗腦效率。

接受洗腦的受眾基數巨大，一旦有成功的，便會自覺行動，不用耗費組織資源，也將行動成本降至無限低。

而對歐洲安全機關來說，預防恐襲的成本大大增加，因為一個正常的人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可能突然轉變成恐怖分子。

像極了《生化危機》中的橋段，細思極恐。

比如，一些極端分子通過在社交媒體上瀏覽極端思想內容，受到蠱惑后獨自實施恐怖襲擊，整個過程幾乎沒有太多的物質成本投入。

（三）目的單一

傳統恐怖主義行動目的多元化，大多會劫持人質，提一些諸如要求政府釋放人犯、撤軍等要求。

這些恐怖主義行動有個好處就是可以談判，可以拖延時間，充分發揮反恐小組、特警部隊的作用。

“獨狼式恐襲” 沒有具體的可談判的目的，主要就是通過殺人來制造恐慌，因此很難有談判空間，而傳統的反恐特警、談判專家、營救小組等也就沒了用武之地。

例如在某些獨狼式恐怖襲擊事件中，襲擊者只是單純地在公共場所進行無差別攻擊，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政治訴求。

（四）“前仆后繼”

拜互聯網社交媒體技術所賜，原本只是極少數人信奉的宗教極端思想經過包裝和營銷后竟成 “顯學”。

不少人在現實的 “他者” 社會中失意，但在極端思想虛擬的圈子中卻能找到 “同道之人”。

“獨狼式恐襲” 帶來的破壞性震撼效果經過大眾媒體快速傳播，既增強了極端思想組織的影響力，對民眾產生巨大心理沖擊，同時瞬間放大了在異質文化中無比微末的個體價值，

其 “光環效應” 幫助亡命之徒找到了歸屬感，鼓勵其采取相同手段去獲取 “光環”。

更多對社會絕望的人為了彰顯個體的社會存在和巨大力量，哪怕是破壞性的力量，紛紛走上了邪路，甚至樂意去想像去享受人們的謾罵，“死后不怕洪水滔天”。

比如一些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激發更多潛在的極端分子效仿，形成惡性循環。

三、中國對獨狼式恐怖主義的防范措施

（一）完善法律制度體系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立足本國國情，加快了國內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建設進程。

在修改完善刑事法律方面，1997 年 3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新增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并加大了對相關恐怖活動犯罪的處罰力度。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后，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專門完善恐怖活動犯罪刑法條款，增設資助恐怖活動犯罪，將恐怖活動犯罪納入洗錢罪的上游犯罪。

2006 年 6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進一步完善了為恐怖活動犯罪洗錢的罪刑規定。

2015 年 8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增設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罪，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罪以及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罪等罪名，并明確相關罪狀，細化刑罰適用。

此外，2012 年、2018 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先后兩次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對恐怖活動犯罪偵查、起訴、審判程序等方面作出特別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單獨或者聯合制定發布一系列司法解釋，進一步規范打擊恐怖活動犯罪的法律適用和訴訟程序。

在開展反恐專門立法方面，中國制定反恐怖主義法，以憲法為根本，逐步形成以反恐怖主義法為主體，刑事法律為骨干，國家安全法等為保障，其他法律為補充，涵蓋行政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等的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

（二）明確認定和處罰標準

中國法律清晰界定恐怖主義、恐怖活動等概念，明確恐怖活動違法行為認定標準和恐怖活動犯罪行為認定標準。

恐怖活動組織通過實施暴力恐怖活動，制造社會恐慌，引發社會關注，以宣揚其所秉持的政治理念或者意識形態，進而達到其分裂國家和民族的目的。

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的，根據具體的分工或職責，構成相應的犯罪。

“組織”，是指鼓動、唆使、召集人員建立實施暴力恐怖活動犯罪組織的行為。“領導”，是指指揮、決定、安排、組織恐怖活動組織行動的行為。

“積極參加的”，是指主動、自愿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人員。

“其他參加的”，是指除積極參加者以外的一般參加者，包括受他人鼓動、唆使、游說以及裹挾等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人員。

非特定的恐怖組織人員為特定恐怖組織及其犯罪提供幫助的，成立幫助恐怖活動罪。

為實施恐怖活動做準備的，以準備恐怖活動罪論處。制作和散發均屬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罪的行為方式，實施其中之一，即構成犯罪。

明知是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圖書、音頻視頻資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節嚴重的行為，成立非法持有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

遵循恐怖活動違法行為處罰原則，規范恐怖活動犯罪行為處罰自由裁量權。

（三）規范案件辦理程序

中國通過依法規范恐怖活動案件辦理程序，落實辦案責任，強化外部監督，實現了權力規范有序運行。

中國法律明文規定了執法司法辦案機關的職權和責任，執法司法辦案機關在辦理恐怖活動案件中，必須嚴格依照法律授權，依法行使職權，確保法律執行準確有效。

執法司法辦案機關積極推進辦案責任制改革，確保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有效壓實恐怖活動案件辦理人員的履職責任。

執法司法辦案機關在明確責任的基礎上，還規定了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對違法辦案的責任人依法追究責任，根據情節予以懲戒，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中國執法司法辦案機關的權力除受到法定和內部監督機制的制約，還接受人大監督、民主監督、社會監督等外部監督。

持續拓寬監督渠道，通過多種方式強化社會監督，不斷增強執法司法透明度，防止執法權、司法權被濫用。

（四）保障人權與反恐并行

中國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與實踐的基本原則，在反恐怖主義工作中依法保障人權。

中國在依法辦理恐怖活動違法犯罪案件過程中，既注重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維護社會正常秩序，

又注重保障受害人、其他利害關系人，以及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權利，包括保障人身自由、人格尊嚴，保障辯護權，保障知情權、參與權，保障依法獲得救濟的權利，保障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等。

中國依法開展反恐怖主義工作，一方面堅決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禁止任何基于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視性做法；另一方面有效遏制恐怖主義傳播蔓延，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維護社會穩定。

（五）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中國先后參與了 12 項全球性反恐怖主義公約，推動制定《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邊防合作協定》等一系列文件，為全球和區域安全穩定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通過有力打擊境內恐怖活動，加強口岸邊境管控，阻止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動，有效遏制恐怖主義的傳播蔓延。

中國在國際反恐合作中，積極分享反恐經驗和技術，與各國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威脅，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