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表面看起來是涉我個人有無資格參加高考的小事，背后反映的卻是那個時代整個國家系統的運作情況、負責精神。

轉眼近半個世紀了，一直想說說發生在47年前的一段故事。事情最先是在《湖南日報》群工部無聲息地進行著，接下來又到了湖南省委大院。表面看起來是涉我個人有無資格參加高考的小事，背后反映的卻是那個時代整個國家系統的運作情況、負責精神。每每想起，心里總有一種溫暖涌過。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正式確定恢復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制度。2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布了《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的新華社電訊，且配發了《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的社論。這消息如一聲驚雷，讓停止了十年高校招生的社會嗅到了春天的信息。

圖為作者參加湖南省高等學校一九七七年高考招生準考證。

無助中，想到了《湖南日報》

我是1972年冬天高中畢業的，在岳陽縣小饒港水庫和新墻河沙河大渡槽工地當了4年民工，爾后又在當地長安學校當了一年代課教師。聽到有關恢復高考招生消息時，我正在學校的學農基地勞動。

當時學校幾位老師有點躍躍欲試的感覺，我也參與了他們的議論。但是，從校長到一般老師，都對我的參考資格持懷疑態度，沒有別的原因，就因我祖父是“地主”、父親是“小土地出租”成分。

記得某次在學農基地田坎上，我用小棍子比畫著一個數學公式時，被校長看見，晚上他便找我談心，大意是：“并沒有傷害你復習迎考積極性的意思，但還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最好還是放棄，省得到時候失望。你想想，全國有多少貧下中農和干部子弟，哪個不想上大學，會輪得到你嗎？原來不是一直講不唯成分論嗎，但哪一次又沒有不論成分呢？”

校長與我推心置腹談了很久，及至我說“那就放棄吧”，這才結束了談話。這次談話，對我打擊很大，想放棄但心有不甘。

這時，在岳陽四中當教師的父親給我來了信，鼓勵我一定要參與復習，準備高考。我想父親的信息應是比較靠譜的，但校長的分析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在我左右糾結的情況下，便想到了《湖南日報》，想到了那個“湖南日報革命委員會群眾工作組”主持的“群眾信箱”。我在1974年的4月在小饒港水庫工地當民工時曾給他們寫過信，他們還有過回復，且將我反映的情況登載在《湖南日報》內部資料上。因此便決定給他們寫信。

11月4日，學農活動結束后，我在煤油燈前寫下了《出身不好的適齡青年能否參加高考》的信：

編輯同志：

我是一九七二年高中畢業回鄉的，出生于小土地出租家庭，是今年高等院校招升（生）的適齡青年。看了《湖南日報》十月二十二日《就今年高等學校招生問題教育部負責人答記者問》一文后，高興萬分。說句老實話，一百個心思有一百一十個想參加考試。但是，靜下心來，與往年招升（生）提綱一加比較，發現少了“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的字句，心中又不安起來。編輯同志，我們這些出身于非勞動人民家庭的適齡青年能參加考試嗎？

請答復。

岳陽縣公田公社長安校民辦教師

謝柳青 1977年11月4日

給《湖南日報》編輯的信原件。

信寫完后，次日一早我便趕到公田鎮，將剪了右上角的信件放在郵局門口的郵筒里（信封剪右上角表示是通訊稿件，郵資由報社總付），認為這樣保險一些。從后來原信轉回的標記看，11月6日，報社就收到信了，并卡上了“1977年11月6日”紅色印樣。

按規矩，這屬于群眾來信，自然分揀于報社“群眾工作部”。當時群工部一天要接多少信件我不知道，但上標的“1898”應該是來信的統計數順序。

信件轉給了權威部門

我的來信件上所標注的“11.13”，應該是群工部決定將信轉出的時間。他們轉去了哪里呢？看下面的內容就知道了：

謝柳青同志：

你的來信，我們已收閱。據你詢問的情況，重在政治表現。按中央的文件精神，是可以報考的。但我們對你的具體情況不太清楚，請與地（市）縣招生辦聯系，意見如何。

致禮！

中共湖南省委招生工作領導小組

人民來信來訪專用章（章）

77.11.28

1977年11月28日省委招生辦回信原件。

省委招生辦在11月28日莊重地給予了回復。我接到信后，第一時間就趕到區教育辦報了名。為了讓區教育辦的人相信我是有資格的，特地將省委的復信給一位女教師模樣的人看了，她也替我高興。

事實上，報上名后距開考就沒多少時間了。1977年的高考，是唯一一次在冬天進行的。時間是12月17日至19日。《準考證》是開考前兩天發下來的。第一次在官方格式文本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照片，且蓋上了厚重的鋼印，其文字標注的是“湖南省招生委員會（岳陽地區）”，照片圖章也是同樣文字，有種很正規很正規的感覺，內心里充溢著喜悅。

多年后，我曾猜想《湖南日報》轉給省委招生辦，又由招生辦回寄給我的這封信是個例還是泛例？它是獨一無二的還是程序化處理過程里成百上千封信中的一件？但不管屬何種情況，這于我，已然在精神上加持了無窮的力量。正因如此，后面發生的故事就更顯出了1977年這場高考的特別韻味了。

高考作文分得了0分

11月17日上午的第一場考試就是語文。當我接過試卷且看到作文題《心中有話向黨說》時，心跳突然加快，真心覺得參加這場考試的不易，內心里充滿了對黨、對省委、對《湖南日報》及所有幫助我取得高考資格的人的感激。文章就是如下激情式開頭的，且一韻到底：

心啊，你慢點兒跳，慢點兒跳，讓我靜下來，把心底的話兒向黨傾吐，把我真實的思想感情向黨匯報。心啊，你慢點兒跳……

我是一個生長在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我經常為此驕傲、自豪。從我開始懂事，是黨把我送到了學校。在那里，我勤奮學習，刻苦用功，雖有林彪、“四人幫”的干擾，但是因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占主導地位，我的知識還是學得了不少。黨啊，我感謝您，這是您的英明領導。七二年，我帶著滿腔的熱情，帶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理想，離開了我心愛的學校，來到了廣闊天地里鍛煉，來到了老貧農、老支書家里報到。五年的風雨啊，使我學會了不少的知識，經受了貧下中農好思想好品德的熏陶……

隨著心跳的加劇，文字似有點脫韁了，感覺到有太多的話要“向黨說”，于是，接下來所“說”內容，為當時語境不能接納——

可是，我的父親是個教師，在“四害”橫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進高校？我的心沉悶，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出聲，因為“四害”會說你是“大學迷”，是不想接受勞動改造。每當北斗升起，我總是仰望著它，訴說著心底的不平，期望著東方的拂曉！我相信，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這所謂教師是“臭老九”的謬論，只是一股暫時彌蓋藍天的烏云，是不可一世的反動叫囂。我長呼北斗，橫眉“四害”，熱血在周身沸騰，怒火在胸中燃燒。

悲劇了，因這段激情訴“說”的一頓輸出，被閱卷老師判了0分。

判0分的理由很充分，是因為考生借“向黨說”的機會發泄了對社會的強烈不滿：什么“訴說著心底的不平，期望著東方的拂曉”，什么“熱血在周身沸騰，怒火在胸中燃燒”——這樣的學生沒有完成自我思想改造。

《文史博覽·人物》2024年第10期 《47 年前，關于高考那件小事》

逆襲的故事成了經典事例

1977年，乍暖還寒，但暖意已經上升，人們的思想在嘗試沖破凍土般的束縛，尋找自我突破。按當時規定，打滿分和打零分的試卷，都要經由閱卷組長審定。組長讀了這篇文章，立即抄了下來，又一傳十、十傳百地手抄著，抄出了閱卷地岳陽、抄出了湖南，也抄到了大領導的案頭。

中央電視臺在2007年紀念中國恢復高考改革三十年之際，以30分鐘的時長在《風聲雨聲讀書聲》節目中完整地講述了這個故事。2014年上映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一劇，也以此為橋段，作了長篇鋪敘。至于說這個“0分”作文驚動了小平同志，那是藝術的夸張。

但顯然是驚動了湖南省招生委的。不久，省里高招委派人到了岳陽地區，在一次全體閱卷老師集中講評此卷的大會上，由一位王姓女老師上臺念誦了這篇作文，全場聽眾由初時的默聽到抽泣之聲四起，最后在沉默數秒后爆發出滿堂掌聲，“0分”命運作了徹底顛覆，變成了滿分作文，一時傳為佳話，手抄本迅速遍及大江南北。

一篇作文的命運如此翻轉，除了敘事在當時還算新穎外，絕對還與文章作者身份有關。正是因為“臭老九的孩子”這種特殊的訴說，使現場教師產生了共情。過往這些年來，他們中很多人不正是因“臭老九”的名聲而受到了社會的冷落與不公么？于是，文章瞬間喚起了教師們的集體覺醒，他們站在了與文章作者完全一致的立場，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心中有話向黨說”，說得好，說得字字見真情。

在這樣一種氣氛下，文章完成了由0分到滿分的逆襲，為1977年冬天高考故事涂抹了一層溫暖的顏色。

1977年的高考，于我是有著特別意義的。此后每到高考季，總是情不自禁地回憶著起始于《湖南日報》群工部的故事，回味著編輯們在那個冬季里給出的溫暖。

1977年的招生在時間上是十分匆忙的，由于分值的改寫及由此引起的延宕，我最終被湖南師范學院岳陽分院所錄取。1978年3月底到學校報到時，《湖南教育》雜志正式發表了《心中有話向黨說》高考作文，一時成為同學間的熱談事件。

文 | 謝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