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各種瘟疫幾乎連續不斷。其中不少就發生于大動蕩周期，故而很容易被成王敗寇的歷史本身所忽略。

其中典型要屬三國-西晉時代......

災害連環

無論起因如何 天災總與人禍相伴

根據《中國災害通史-魏晉南北朝卷》統計：從曹魏建立到東晉滅亡，這二百年時間里，發生水、旱、疫等八種災害共計534次。發生率高達267%！

換句話說，平均不到5個月就有一次災害發生。作為后人很少注意的點，瘟疫深度地介入了三國亂世，并給那個時代打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

氣候變化和瘟疫饑荒的互動關系，幾個變量屬于相互作用的因果關系：比如和旱災相伴的是蝗災，蝗災會極大影響農作物的收成，導致居民的體力減弱-營養不良-機體抵抗力下降。

為了謀生，平民會食用一些非常見的食物，如野生動物或自死動物。但這些動物身上極有可能潛藏病原體，對人類健康造成重大的威脅。

饑不擇食的受災人口 往往會用染疫動物的尸體果腹

隨即，瘟疫會導致受災人口向其他地方流散。在大量流民和軍隊經過的節點性城市，比如洛陽，會稽，南陽，荊州等地，瘟疫造成的破壞會比其他地區更大。

因此，大規模人口遷徙與掠奪行為，又會導致更多災民向一些陌生區域流動。比如在南中、夷洲和南方丘陵地帶等，會讓原住民接觸到不常見病原體。在某些南方地區，自然水災和水攻之后容易誘發血吸蟲。從安帝永初元年到獻帝建安末，有記載的災難共有水災34次、旱災35次、蝗災19次，這些災難都為各種瘟疫流行制造了大前提。

總體上看，北方地區的疾病類型主要是傷寒一類瘟疫。張仲景在《傷寒論》中寫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相比之下，南方地區主要遇到的就是瘴氣、霍亂，以及潮濕地帶的寄生蟲系疾病。年代稍早的馬援帶領漢軍，便在武陵地區遇到的瘟疫：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

名醫華佗也治療過寄生蟲疾病

《三國志》中也明確記載華佗曾治療過寄生蟲類疾病，可見這類病癥在當時不可謂不普遍。雖然看起來很玄乎，但很明顯蛇就是寄生蟲。

此外，麻風病、黃疸、肺癆（注病）、踵（足部畸形）、眼盲、細小（營養不良/侏儒病）、顛（癲癇）、漲（賬氣病）和癰疽（背部生疽）都比較普遍。

三國時代的瘟疫時間分布

在時間維度上，夏季和春季是多種疾病的高發季節。北方人們經歷寒冷冬天，人體的免疫屏障較為薄弱。當天氣由寒轉暖，細菌和病毒之類的微生物很容易乘虛而入，從而引發疾病。

同理，夏季由于氣候炎熱，河湖地區容易滋生蚊蟲和寄生蟲。再加上夏季也是軍事行動的高發期，高溫容易引發尸體腐敗，食物變質，也容易加劇瘟疫的傳播。

每年換季 都可能成為瘟疫爆發的契機

戰爭與瘟疫

古往今來 戰爭和瘟疫都是相輔相成關系

在氣候變化+自然災害流行的基礎上，本就容易發生疾病。當戰爭加入互動，與大規模瘟疫的關系就更糾結不清。

從古到今，瘟疫是戰爭的孿生子，在東漢末年的亂世就更是如此。因為戰爭會讓大量軍事或非戰斗人員聚集在一個區域內，為瘟疫創造足夠的傳播途徑。各類病原體和易感人群相互接觸，非常容易導致瘟疫突然爆發。

大量聚集的人口 是瘟疫爆發的溫床

三國格局形成后，各方都能調動上萬乃至數十萬規模軍隊。如若長期駐扎在一起，在圍城戰或者野戰中會制造大量生活垃圾，同樣為疾病興起創造條件。尤其是傷病者的尸體如果沒有妥善的處理，那么就很容易成為新的瘟疫源頭。

在圍城戰中。士兵可能比野戰時更容易成為易感人群。這主要是因為處于圍困中的士兵作戰任務繁重。心理壓力巨大，所有人都缺醫少藥、食物匱乏，不僅作戰部隊會因為缺乏軍糧戰力大減。比如曹魏圍困江陵時，吳兵就因營養不良出現病癥。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

攻城拔寨往往比野戰更加致命

在激烈交鋒中，死者遺體會因時間或場地有限而無法妥善處置，進而在城中和城下造成瘟疫。比如曹丕在《敕還師詔》中就提到了伴隨著圍城戰的慘烈疫情：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涂地，恐相染污。

特別是三國的南北戰爭中，位于地理交界的中部地區，各方都會使用土木工程發動水攻或借助自然的洪水作戰。這方面的代表有關羽的水淹七軍。在夏秋季發動這種攻勢之后，不及時收拾戰場就很容易造成次生瘟疫。

水淹七軍的后果就是瘟疫橫行

最后，如果大隊人馬進入相對陌生的地理和氣候環境，也會給士兵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生理壓力。這點不僅為各種探險者所證明，規律同樣適用于歷史上的各種遠征軍。比如東吳對東海夷洲進行的考察活動，就因為氣候原因一度吃癟。

西晉滅吳前夕，考慮到夏季江水可能漲潮，有利于善于水戰的吳軍行動。所以認為：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易侯來冬，更為大舉。

氣候因素 讓西晉延后過過滅吳戰爭

瘟疫影響戰爭

水軍活動頻繁的南方 更是疾病多發區域

雖然經常被忽視，但是瘟疫作為戰爭的調節性變量，自帶加速或者延緩影響。比如北方勢力在多次吃虧后，不得不將南方的夏季高溫、水師、瘟疫和氣候等變量納入廟算的范疇。

司馬昭的伐吳方略中：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余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順流之勢，水陸并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

在當年的長江流域 血吸蟲病非常常見

長期來看，瘟疫和疾病會對一個地區的居民體質造成較大影響。那些欠開發、地廣人稀的南方山區，整體上自然條件比北國更惡劣。根據湖南長沙走馬樓吳簡的記載，當時東吳地區的普通士民，有很多人都有腹心病。所謂的腹心病，就是血吸蟲病。這種病在先秦兩漢時代的南方地區非常常見，可能和楚地居民多吃河鮮，也與消毒殺蟲技術不成熟有關系。在現代醫學傳入前，寄生蟲類疾病是令南方居民生活困苦的長期問題之一。

著名的馬王堆漢墓女主人，西漢女貴族辛追的遺體顯示，墓主人的體內不乏鞭蟲卵、蟯蟲卵和血吸蟲卵。在那個年代就連王公貴族都無法免于寄生蟲的困擾，更何況更多普通百姓呢？

血吸蟲病的傳播路徑

南方地區潮濕多水，霍亂和痢疾等疾病也很常見。當時，就連一些重要人物都無法幸免。比如痢疾的最知名患者劉備，在他給劉禪的遺詔中，就提到了痢疾：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轉雜他病，殆不自濟。

除造成居民的非戰斗性傷亡之外，瘟疫還在當時催生了各種瘟疫文學。比如以哀悼、悼亡和送別為主題的文學作品的興起。此外，生死的無常和頻繁的下葬已經讓儒家經典對世界規律的解釋顯得蒼白無力，神秘而詭吊的氛圍導致了神秘主義氣息在中華大地上的泛濫。無論是太平道還是五斗米道的興起，都體現了舊邏輯和秩序崩壞后，甚至建立半神權性質的割據勢力。

疫情不僅能促進醫學發展 也能催生出神秘主義

三國時代的各方勢力在戰爭之余，努力控制瘟疫造成的惡劣影響。除祭祀、儺戲、歲首除瘟避暑飲，九九登高等宗教和民俗手段外。各方都有很多現實的抗災手段，比如及時掩埋疫區的死者尸體，或者及時分發食物與藥品給民眾抗疫。為防止人口因疫情而流失，各方還會對疫區輕徭薄賦，以防止損失最寶貴的人口資源。

當然，三國時代的種種亂象，只是稍后更加混亂的歷史預演。隨之而來的兩晉南北朝亂世，只會更加恐怖且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