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建榕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是近代中國金融資產階級的著名領袖人物，他在中國金融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同時也被認為是中國資產階級中與國民黨政權關系最密切的代表之一。

在新中國建立前夕，陳光甫的政治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拒絕繼續追隨國民黨，與中共有所接洽，但幾經猶豫，最后還是選擇了定居香港。陳光甫的這一段經歷，在中國金融資產階級中具有典型意義。

章士釗游說陳光甫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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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陳光甫一手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舊影

中共方面加快了統戰的步伐。自陳光甫到港后，中共方面通過中間人的關系，與他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并積極爭取他回歸北上。

其中一個主要中間人是章士釗，據當時也在香港的金城銀行總經理徐國懋回憶，章士釗是奉周總理之命來香港，做留港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勸他們早日回來，還在香港召開了幾次座談會。章士釗是陳光甫的老朋友，資格老，來頭大，人緣好，陳對他三分敬佩，十分客氣。章曾多次動員陳回大陸，在陳的印象中，章士釗就是毛澤東在香港的特別代表。

1949年7月，章士釗拜訪了陳光甫，希望他能和李銘、李國欽三人去北平。章士釗告訴他，毛主席正等待他們三人能否北上的電報，要他趕快有一個“說法”。

對中共方面爭取他回上海的努力，陳光甫內心是感激的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回應，并試圖與中共保持一種平穩的關系，這除了有繼續維持在內地銀行業務的考慮外，也不排除今后回上海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他來港不久，還需要觀察一段時間，因此靜觀待變，無疑是他此時的主要策略。

陳光甫向章士釗嘆苦經說：“我現在還有營業機構在尚未被共產黨人解放的地區，如果我赴北平，將被蔣介石理解為一種敵對行動，他將很可能對我們在重慶、成都、昆明、廣州和臺灣等地的分支機構搞點動作。”他甚至用手作了砍頭頸的手勢，說:“這么多人，性命交關啊。”當時這些地方還未解放，陳光甫的解釋，乍聽有一定道理，可后來就覺得這是一個托辭，因為此后陳推托的理由都變成了健康原因，如失眠、耳鳴頭暈之類。

不過，陳光甫自己不愿去北平，卻希望在美國當華商領袖的李國欽能成行，并希望李能在中共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充當橋梁，甚至不切實際地設想，李可以當新中國的外交部長或駐華盛頓的大使。應該說，他的出發點還是好的，他認為這樣可以逐漸贏得西方國家的信任，對新生的中國有利。1949年7月4日，陳光甫接到了留守在滬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伍克家的電報，其中包含著一份黃炎培的電報。黃炎培剛從北平回來，電報轉述了周恩來對陳光甫的致意。電報曰：“歸自北平。先悉兄已離滬。臨行恩來兄囑為勸駕早歸，共為新中華努力，其意甚誠，特為轉達，不久通航，亟盼握談。"陳光甫很是感動，但這時仍不便直接回復，于是示意在上海的伍克家，復電黃炎培表示感謝，說明因健康原因無法成行。

11月10日，章士釗又致電陳光甫，再次邀請他及李銘等人北上。陳光甫仍是既不回絕，也不接受，以身體欠佳為由，表示不準備在近期北上。

毛澤東通過李濟深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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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

在1949年政協會議的籌備過程中，民革負責人李濟深又派人攜函赴港見陳光甫，希望他能來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商討新中國建立的各項大計，共襄盛舉。這封信首次向陳光甫直接闡述了“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其中所稱“凡有利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均堅決保護，鼓勵積極經營及扶持其發展。對于產業金融界諸書宿及以往有經驗的企業經驗專家，尤能望推誠合作，共策進行”。這些話，仿佛就是針對陳光甫說的，中共顯然通過李濟深表達了要借助于民族資產階級進行經濟建設，共同發展國民經濟的熱切愿望。

信的最后說：“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集會于北京，商討成立人民民主聯合政府，并規劃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方案，久欽先生領導民族工商業界，夙著勛猷，今后國家經濟事業，需助正般。……祈能命駕北來，共商一切，則集思廣益，眾擎易舉，未來經濟建設進展之順利，蓋可預卜也。”據陳光甫得到的消息，這封信的真正主人是毛澤東，他在日記里記載道，“其時毛主席擬出面來信邀約，李任潮（李濟深，字任潮）謂不如由其出面較為輕松，免得余等為難，覺得有非去不可之意”

正在辦公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

這封信對陳光甫的觸動很大，它畢竟反映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誠意和明確的政策。陳光甫很快復函，稱他“因失眠癥頗覺嚴重，且耳鳴頭暈”，要在香港繼續就醫，但對于北上邀請，不再一口回絕，而是留有余地，表示“一俟健康稍復，即行北上聆教”。原稿中還有“自維雖屆衰年，顧一生致力于服務社會，此志不懈，自當為新中國效微勞以竭余力”等語，更說明了陳光甫已能正視事實，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不排除回大陸的可能性。但是，在陳的正式復函中，還是刪掉了這幾句話。

1949年11月，時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葉劍英，通過友人轉告原中國銀行總裁張公權，希望與他在廣州見面。張公權也是陳光甫關系密切的老友，所以葉劍英特地關照，希望陳光甫一同過來，因兩地相距甚近，走動方便，且“公開或秘密均可”，如果愿公開，可舉行盛大歡迎會，如不愿公開，那么秘密一晤即可。張公權頗有興致地征詢陳的意見，陳光甫考慮下來，還是回答過一段時間再說。結果張公權也取消了廣州之行的念頭。

據上海銀行的老人回憶，陳光甫當時不無傷感地對他們說：“我長到這么大歲數，做夢都沒有想到中國有這樣好的政府，如果我小去二十歲，不待有人勸駕，我老早就回上海了，現在我已老邁，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啊！

聽杜月笙“閑話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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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甫（右一）、貝祖貽、朱如堂等在香港合影

上海解放前后，大批工商界頭面人物避居香港，著名銀行家如宋漢章、張公權、李銘、周作民、錢新之和陳光甫等先后到達，集聚成有一定影響的一股經濟和政治力量。逃到臺灣的國民黨當局，見這批人遲遲不到臺灣來，又害怕他們被中共統戰回去，因此也加大了籠絡他們的力度。1949年6月底，蔣介石派“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秘書長洪蘭友攜他的親筆信到港“慰問”，在半島酒店招待工商界人士，酒過三巡，洪開始大言不慚地宣稱：“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必將發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勝利”，要大家去臺灣“發展”。陳光甫心里清楚，覺得洪的說法，是癡人說夢，不自量力，當即站起來不陰不陽地說:“政府向來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來一次，未免難受。”曾任上海社會局長的吳開先，也說：“蔣總統是否先做幾件實事，切實有所表示？現在空講不解決問題啊！”在座之人，都點頭附和，弄得洪蘭友頗為尷尬，只好自打圓場，說一定將各位的話帶回去轉告“蔣總統”，此行自然無功而返。

上海大批工商界頭面人物南下，使香港這座原先由廣東人占主導地位的城市，一下子變得上海化起來，上海話、上海菜隨處可聞，隨處可見，這批金融巨子常常相聚于茶館酒樓無事聊天，遇事商量，行動上頗能采取一致步調。無形之中，仍像在上海一樣，以杜月笙為中心，都對他十分尊重，要聽他的“閑話”。在政治上，這批人也氣味相投，都處在躊躇與觀望中既不愿去臺灣，也不敢留上海，所以選擇了如同上海租界的香港，與國共兩黨都保持一定距離，但明顯地傾向中共方面，常使臺灣方面神經高度緊張。

杜月笙

1951年4月，北京中國銀行召開董監事會議，邀請原董事陳光甫、宋漢章、張公權、李銘、錢新之等銀行家回京參加會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也是一種策略，讓他們能有一種比較體面的身份回內地。可這批昔日上海灘聞人在北上與否問題上，猶豫不決，拿不出主意，陳光甫說，不妨請杜月笙來決定。會議在陳光甫創辦的中國旅行社香港分社召開，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杜月笙雖然氣喘病發作，隨身帶了一個氧氣瓶，說不了幾句要吸一口氧氣，但不失大享派頭，見眾人意見不一，說：“大家目前不便公開回京，但可以出具委托書，委托專人赴京與會。”杜月笙畢竟“閑話一句”就解決問題，眾人都稱是，這事就這樣定了。

消息傳到臺北，氣得蔣介石大怒，派人發話過來，要求陳光甫立即赴美，不得在港逗留，今后也休想在臺灣立足。據說陳光甫為此不敢出門，在家大哭一場，還大病一場。

在這種情況下，陳光甫當時雖未考慮去臺灣的可能性，只在香港和上海之間作最后選擇，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的政治抉擇，使他也不敢貿然北上回上海。

識破一封偽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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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上海

陳光甫盡管不敢回上海，但與中共方面保持著頻繁的聯系，并派人到北京接洽，愿意在北京投資建造一個較具規模的飯店。這事正著手進行之際，卻發生了一件真假難辨的事。1950年11月，陳光甫忽然接到一個電話，有兩個自稱周恩來代表的人，名叫潘忠堯、張惠農，住在香港六國飯店，特從北京來見陳光甫。兩人說，他們想去陳府上見面談話，陳光甫怕惹出麻煩，于是請他們到行中相見。

這天，兩人衣冠楚楚，坐一輛黑色奧斯汀汽車，到上海銀行香港分行見陳。陳光甫不敢怠慢，忙延入會客室，摒退閑人。兩人從公文包中拿出一封信，說是周恩來先生的信件，請陳先生過目。陳光甫恭恭敬敬接過函件，念道:

“久仰渠范，彌切欽遲。國步維堅，憑英杰作中流砥柱，共挽狂瀾，翹首云天，咸盼出岫。潘忠堯、張惠農同志因公赴港，特著晉謁崇階，希予延見，代為致意。伊等擬在港籌設日報一所。惟創辦伊始，尚望海外賢達，時賜匡助，使此文化事業，俾底于成，黨國前途，實深利賴。”

陳光甫想，中共派人在香港辦報，要他“時賜匡助”，無非是讓他出錢贊助，便問欲辦何報，對方回答：“解放日報。”可稍微接談，兩人對辦報方針、內容及人事安排似一無所知，卻不斷詢問他與北京方面的關系，且目露兇光，言詞咄咄逼人。陳光甫一面應付，一面已產生懷疑，他再三細讀來函，雖抬頭大書紅字“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共兩頁，手寫，并有簽名，下蓋周恩來印章一方，但顯非周恩來親筆，而且措詞浮俗，用詞也多失當，什么“黨國前途，實深利賴”等，分明是國民黨之官腔不像是中共領導人的口氣。而且，他與周恩來也有數面之緣如說“久仰渠范”，則是從未見過面了。

事后，陳光甫愈想愈怕，判斷這兩人有可能是臺灣方面派來的，不放心他與北京方面的接觸。是否在他準備接受中共的統戰政策時，蔣介石“便必要時予以斷然處置”（陳光甫日記語），一念及此，他不寒而栗。從此以后，陳光甫與中共方面的接觸更加謹慎，一般不再明確表示什么了。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票

1950年夏天，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最早實行公私合營，仍推在香港的陳光甫為董事長。這時伍克家已中風，由資耀華出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既不敢回上海，知道掛一個董事長的名也無用，在上海的資耀華也不太聽他的話，根本無法控制在上海的銀行，所以辭而不就。到了次年元旦，陳光甫重新向香港當局注冊了“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并對外營業，從此與大陸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脫離了關系。

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是統一戰線，即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像陳光甫這樣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上海解放前后，中共一直試圖與陳光甫建立聯系，向他發出友善的信息，希望他能認清形勢，脫離國民黨政府的營壘留下來為即將到來的新中國經濟建設出力。在陳光甫像當時許多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人物一樣，選擇去了香港以后，中共仍通過各種渠道，爭取他回歸北上，充分說明了中共的誠意和大度，事實上這也收到了極大的效果，陳光甫盡管對即將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既懷有希望又心存顧慮，未能邁出關鍵的一步，但至少也沒有追隨蔣介石去臺灣。這種情形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人物中是普遍存在的。有的則受中共感召，如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等，毅然決然，沖破臺灣當局設置的種種障礙，返回大陸。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