繭瓶尋蹤

謝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講座教授

摘要

本文是以常見於戰國（476-221 B.C.）秦國和後來秦朝（221-207 B.C.）俗稱繭瓶或鴨蛋瓶的陶器為觀察重點，觀察與此一瓶式相關的幾個議題。

此包括：一、和東北亞朝鮮半島、日本類似瓶式的可能關係；二、中國區域繭瓶隨著時代在功能上的變化，亦即從實用器到明器而後進入禮器世界並成了宮廷的賞鑑文物；三、觀察朝鮮王朝（1392-1897）繭瓶及受到此一影響的日本江戶時期（1603-1816）陶瓷繭瓶的使用情況；四、結合周邊資料提示中國陶繭瓶與地中海塞浦路斯桶形陶器的可能關連。

在橢圓或方圓的身腹上置口頸，寰底無足，或在身腹下方另安圓形、方形圈足或數個實心矮足，俗稱為「鴨蛋壺」、「繭形壺」、「繭瓶」的器類，常見於戰國時期（476-221 B.C.）的秦國和後來的秦朝（221-207 B.C.）。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這類繭形瓶壺似以陝西省扶風齊家村距西周（1046-771B.C.）銅器窖藏約十公尺處的出土例的年代最早，報告書認為其時代在共和之後，上限不過歷王，為西周中晚期物（圖1）。1

圖1　繭瓶 西周？高47公分 寬59.5公分

陝西省扶風齊家村窖藏出土

不過，由於其發現地點與西周銅窖有些距離，而造型特徵以及器身所見左右各四組的短細繩紋幅帶飾，均和秦都咸陽以西任家嘴戰國早期秦人墓（M128）的「繭形壺」（圖2），或山西侯馬戰國早期鑄銅遺址的泥質黃褐「繭形甕」（圖3）相當接近，也因此扶風齊家莊陶繭瓶的年代是否確為西周一事不免讓人有所疑慮。

圖2　繭瓶 戰國高31.2公分 寬33公分

陝西省咸陽任家嘴秦墓（M128）出土

圖3　繭瓶 戰國

高44公分 寬60公分

山西省侯馬鑄銅遺址出土

雖然如此，因發掘報告書另提示1970年代，武功出土的西周駒父盨蓋銅窖也出土了飾粗繩紋的陶繭瓶，此若屬實，則繭形瓶壺的器式就可上溯西周晚期，並且晚迄戰國早期其於器形和裝飾上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01

一、戰國至秦代的陶繭瓶

秦文化專業的王學理既承認繭瓶最早見於前述扶風齊家莊西周中晚期銅器窖藏，卻又主張東周以後關中地區不見繭瓶蹤跡，而山西侯馬晉國鑄銅遺址則出土了戰國早期陶繭瓶，王氏因此認為關中在戰國中期再度出現的繭瓶，乃是吸收三晉文化的結果。2

從外觀看來，扶風齊家莊繭瓶（同圖1）和侯馬鑄銅遺址（同圖3）或咸陽任家嘴戰國早期墓（同圖2）頗有相近之處，所以個人傾向扶風齊家莊陶繭瓶確有再予慎重檢討的必要。

從大量的戰國秦墓及秦統一後墓葬出土的陶繭瓶，不難得知繭瓶的器形大致上是隨著時代由無足的寰底漸趨安上矮圈足以至高圈足，器身的繩紋飾則是從有趨無。

但這也只是就大體趨勢而言，並非絕對。年代較早的例子，如前引扶風齊家莊（同圖1）或侯馬鑄銅遺址（同圖3），體形碩大，後者腹橫近60公分，迄秦始皇陵園麗山 官遺址出土的陶繭瓶腹也有超過70公分者， 3而年代要比麗山飤官遺址早的陝西高陵米家崖戰國中期秦墓（M49）所見陶繭瓶腹橫僅25.4公分（圖4），可知繭瓶的尺寸也和物主的財力或瓶內貯存物有關。

圖4　繭瓶 戰國

（上）高24.8公分 寬24.7公分

（下）高26公分 寬27公分

陝西省高陵米家崖秦墓（M49）出土

從繭瓶的造型不難想像其既可裝盛液體也可貯存糧物，前引高陵米家崖墓（M49）或同省洛川月家莊戰國秦墓（M4、M284、M374）即是裝貯某種內容物入墓陪葬。

其次，就繭瓶的細部造形而言，陝西咸陽長陵車站作坊遺址出土的戰國期橫長逾50公分的大型繭瓶（C型），口沿有凸起的圓箍（圖5）；陝西西安清涼山戰國墓（M7）寰底繭瓶口部內沿亦見窄細圓箍（圖6），後者經同地秦統一後墓（M121）的圈足繭瓶（圖7），成為西漢初期繭瓶口沿的範式（圖35）。

圖5　繭瓶　線繪圖

高50.4公分 腹徑52.8公分

陝西省咸陽長陵車站作坊遺址出土

圖6　繭瓶　線繪圖

高20公分 腹徑16～22公分

西安清涼山秦墓（M7）出土

圖7　繭瓶　線繪圖

高25.2公分 腹徑19.7～27公分

西安清涼山秦墓（M121）出土

另外，陝西洛川月家莊四號墓報告書推定屬戰國中期偏晚墓葬以及前引西安世家星城墓（M166）的陶繭瓶，頸圜趨寬，外敞口徑加大，瓶底置略外撇的矮圈足（圖8）。

圖8　繭瓶　戰國

高22.8公分 寬25.2公分

陝西省洛川月家莊秦墓（M4）出土

我們還應留意陝西長安神禾塬戰國秦陵園遺址第七號從葬坑（K7）所傳達之珍貴信息。該坑東西長28，南北寬4，深4公尺，坑內埋藏了大量的陶繭瓶，其造型高大，高和腹橫均達60～70公分，多數為寰底，但亦見一件帶圈足者，此為圈足和寰底並存之例。

瓶上多刻有文字，內容有宮殿、官署、紀年、地名、工匠等，簡報推測該陵園或為秦始皇祖母夏太后所有，而繭瓶的用途可能是儲水、酒或糧食，該從葬坑的性質也被認為具有廚房或倉儲功能。4

另外，由於第8號從葬坑（K8）出土的馬具上刻有「五十九年」，而該紀年只有東周末代天子周赧王使用過，故其相應年代應是秦昭襄王五十一年（256 B.C.），此為神禾塬墓從葬的年代上限，至於下限則推測不晚於秦末（206 B.C.）。5

與此相關的是，從近年報導的位於陵園中心報告書推定是秦代皇祖母夏太后墓的帶四條墓道呈「亞」字形的豎穴土堆墓（東西長134.6，南北寬99.1，深12.3公尺），其槨室西部偏南處出土了10件器式相同，尺寸相近（高55.5公分，腹橫62公分）的大型陶繭瓶。

瓶均寰底，身飾繩紋，多數帶刻銘，如「私官中」、「五十卅斗」（圖9），刻銘表明出土的繭瓶是官用儲物器。另外，還伴出一件繭瓶蓋，造型呈圓形，子口，兩端近邊處各有小圓孔，蓋面平（同圖9）。6

圖9　繭瓶　戰國

陝西省長安神禾 槨室西部出土

02

二、漢代的椑、椑

陶繭瓶的墓葬雖以關中地區最為集中，但也見於甘肅、河南、山西、湖北、四川等地區，西漢早期出土例另見於安徽蕭縣或江蘇徐州地區，大約到西漢中期之後漸趨銷聲匿跡。7 從西漢景帝陽陵東區陪葬墓（M3）外藏坑出土的彩繪繭瓶可知此時陶繭瓶的腹橫趨大，下置喇叭式高圈足（圖10）。

圖10　彩繪繭瓶　西漢

高24公分　寬30.8公分

陝西省景帝陽陵東區陪葬墓（M3）出土

由於彩繪是在陶器燒成後的施彩，極易剝落，不能實用，此表明戰國以迄秦代的實用陶繭瓶有的業已明器化。另一方面，學界早已留意到流行於戰國時代的秦國和秦代陶繭瓶的造型，兼及文獻所載椑、椑的形制問題。

1970年代，林巳奈夫已曾依據朝鮮半島平壤石巖里古墳（149號）所出雖已嚴重變形，但仍可知其大體造型的自銘「髹?畫木黃 」，主張該髹漆彩繪、口鑲金釦的漆木扁壺應該就是漢代文獻的（ ）。林氏接著又引《說文》謂椑即圓 ，而韋昭注《漢書?張騫傳》載匈奴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曰：「飲器，椑 也」，可知椑不若扁平，而晉人郭義恭《廣志》（《初學記》引）載「漢竹大者一節又一斛，小者數升，為椑 」，進而認為這種竹製椑 的盛酒器或即西漢武帝年間下葬的山東臨沂銀雀山墓（M1）出土的「陶繭形矩足壺」（圖11），並依據沂南東漢畫像石廚房場景所見椑 和人物的比例推估其腹橫約40公分（圖12）。8

圖11　繭瓶　西漢 高32.5公分

山東省臨沂銀雀山墓（M1）出土

圖12　山東省沂南畫像石廚房場景線繪圖、局部線繪圖

東漢

裘錫圭同意林氏的看法，並強調椑是由於器身低矮而得名，但對於椑 和戰國秦國和秦代陶繭瓶的關係，則謹慎地聲稱還有待研究。9

從香港私人藏底置三只實足，器身似椑而口頸部位造型和繭形一致之兼具以往所釋椑和繭瓶一身的陶繭瓶看來（圖13），我同意孫機、10 李零等，11 視繭瓶為文獻所載椑或椑的看法。除了器身造型之外，本文另想指出前引長安神禾 塬出土陶繭瓶另伴出有蓋（同圖9），蓋中間突出，四周無邊垂，形似塞，而桂馥《說文解字義證》 字條也提到 上有名為莤的塞子；江蘇徐州駱駝山西漢初期墓（M29）出土陶繭瓶也帶有瓶蓋，但蓋下呈子口，無塞栓功能（圖14）。

圖13　三足陶繭瓶、底部　戰國至西漢初

長27.8公分 九如堂藏

圖14a　繭瓶、線繪圖　西漢

高28.7公分腹長徑27.2公分　腹短徑20.2公分

江蘇省徐州駱駝山墓（M29）出土

漢代的 質材不一，細部構造也不盡相同，如收錄於清乾隆年王杰等輯《西清續鑑》（乙編）被命名為「漢素缶」的清宮傳世青銅 ，器肩兩側設吊環，上方有蓋，下安矩足，便於提攜（圖15）。從湖北省光化西漢墓出土同類銅 可知吊環是啣接活鏈式的龍首形提梁（圖16），裘錫圭認為四川省博物館藏被命名為「羊尊酒肆畫像磚」，酒肆屋內地下畫的兩只帶提梁的橫長酒壺（圖17），即可能就是銅椑 。12

圖15a　清宮傳世青銅 　西漢

含蓋通高17.4公分 腹長23.2公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5b 　《西清續鑑》中的漢素缶

圖16　銅 　線繪圖　長33.4公分 高19公分

湖北省光化西漢墓出土

圖17a　四川省畫像磚拓　東漢

四川省博物館藏

圖17b　同上　局部

相對的，林巳奈夫則從造型推測前引沂南畫像石料理場景所見椑 （同圖12）或是木製。13

韓國國立慶州博物館藏慶尚北道慶州市路西洞金冠塚出土的因其形似裝盛榖糧布袋而俗稱為俵壺的繭形瓶，是三國時代（427-660）新羅中期偏晚的 炻器（圖18）。

圖18 　繭瓶　高25.6公分 寬28.7公分

朝鮮半島慶尚北道金冠塚出土

韓國國立慶州博物館藏

從造型看來，其於臥筒形身上置口頸，帶捉手的子口蓋與壺口結合緊密，盤口口沿下方等距設三只鈎環，可穿繩與蓋上環形捉手緊縛器蓋，也因此被認為是祖型來自木器之可用來搬運液體的容器或盛酒器。

過去，金元龍推測其器式或來自中國六朝陶瓷， 14 但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六朝陶瓷無此器式，反倒是和前引漢代椑造型相近（同圖11、12），特別是和清宮傳世或湖北省西漢墓出土的銅椑 最為接近（同圖15、16）。

不過，一般所見如新羅時代慶州天馬塚出土的陶繭瓶瓶蓋和口頸並無勾環設置（圖19），值得一提的是，該塚墓陶繭瓶計10件，其中置於鐵釜內以及鐵釜兩側的繭內貯相當於10個的雞蛋殼，一說認為此或與新羅建國樸居世等誕生時所出現的雞和蛋殼之傳說有關，蛋殼象徵新生和復活。15

圖19a　繭瓶　六世紀

（左）高11.3公分　（右）高14.7公分

朝鮮半島慶州天馬塚出土

韓國國立慶州博物館藏

圖19b　同上　出土時內貯雞蛋

另外，朝鮮半島洛東江西岸原弁韓地區的伽耶諸國亦見類似器式，如馬山縣洞七號墳出土的 炻器即為一例（圖20），其相對年代在四世紀，是以金海的金官國為中心的伽耶前期製品。

圖20　伽耶樽型土器　四世紀

高10.5公分 朝鮮半島馬山縣洞七號墳出土

韓國昌原大博物館藏

從伽耶考古學文化遺存，如金海大成洞第23號古墳曾出土西漢後期方格規矩四神銅鏡、金海大成洞14號墳也曾出土東漢內行花文銅鏡殘件，可以想像漢代文物被攜入半島之一斑。16

個人認為，儘管三國時代新羅以及在西元562年被新羅所滅之住居於洛東江岸的新羅伽耶諸國陶繭瓶的年代，要比中國同式製品的相對年代晚了數百年，但不排除其祖型可能和漢代的酒器椑有關。

03

三、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繭形瓶

領轄半島中部至西南部的百濟所見陶繭瓶主要有二式，一為1930年代公州百濟時代出土的一側平坦，另一側寰形的瓶式（圖21），輕部慈恩推測其是裝貯醬油或酒的容器，使用時口頸朝上，注入液體再栓塞密封，並以平坦的一側為器底直立陳放，據說如此一來即可阻隔空氣入內，防止腐敗，如同近代被稱為Changkun的用器，但亦可做為行器，背水或裝盛肥料施作。17

圖21　繭瓶　百濟　高36公分

朝鮮半島公州百濟古墳出土

另一式是扶餘地區發現的兩側均寰形，器表拍印繩紋後間隔條幅狀抹去飾紋（圖22），其裝飾意匠似戰國繭瓶。相對於新羅時代陶橫瓶兩側呈寰形（圖23），統一新羅時期（668-935），如慶尚北道慶州市雁鴨池則出土了一側平坦形似百濟繭瓶的瓶式（圖24）。從造型構造而言，朝鮮半島所見分別呈大口、兩側寰形，以及小口、一側寰形另側平坦的繭瓶，應該屬於不同用途的兩種器用。

圖22　繭瓶　百濟　朝鮮半島扶餘古墳出土

圖23　繭瓶　統一新羅時代

高18.2公分　長24.9公分　胴徑16.4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24　繭瓶

統一新羅 九世紀

朝鮮半島慶州雁鴨池出土

另一方面，受到朝鮮半島新羅、伽耶（同圖20）高火度炻器影響的日本須惠器也燒造器身往往覆蓋著自然釉的繭瓶。其中，於器身鐫一孔俗稱的樽形多燒造於五世紀（圖25），偶見六世紀製品，一般認為是在孔洞插竹管以為注器，18 並有一說提示其似非日常用器，屬女巫的儀式道具。19

圖25　日本須惠器

五世紀　高20.5公分

大阪府陶邑窯出土

亦見器身無鐫孔的陶橫瓶（圖26），其相對時代在七至八世紀。從朝鮮半島全羅南道萬樹里古墳（2號墳）出土器身鐫孔的伽耶繭瓶可知（圖27），日本所謂樽形

的祖型是來自伽耶炻 器。不過，做為須惠器最具代表性的陶邑窯群所燒造的初期製品之源流雖可追溯至以陝川和高靈為中心的洛東江中流域，但就須惠器整體器形和裝飾看來，亦見百濟陶器影響，以及同時期日本土師器的要素。20

圖26　日本須惠器繭瓶　七至八世紀

圖27　伽耶繭瓶

朝鮮半島全羅南道萬樹里2號古墳出土

應予留意的是，前引伽耶（同圖27）或須惠器樽形 （同圖25）的器形和構思又見於南西伯利亞奧格拉赫蒂（Oglakty）漢代墓葬出土的「木製中空有栓樽」（圖28），其以白樺木為容器既見於樂浪王盱墓或慶州古墳等朝鮮半島出土標本，槨室壁施以尖木樁亦見於樂浪南井里彩篋塚前室構築，21 看來伽耶炻器的此一器式或亦可追索至北方系文物。

圖28　木製中空有栓樽

南西伯利亞奧格拉赫蒂（Oglakty）漢墓出土

於器身鐫孔的樽形 偶見上置雙口頸，並且在器身一側以及橫腹中央偏旁處各鐫一孔者（圖29），該雙口 器身內壁以陶板隔絕封實成兩個獨立的內腔，故可盛裝不同的液態物。

圖29　雙口 六世紀　高17公分

天理市ホリノヲ古墳出土

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附屬博物館藏

筆者所知幾件雙口須惠器的內腔構造不一，其中，兵庫縣印南野2號墳六世紀期的雙口 ，形似兩 接壁連結，但器壁相接處鐫一孔可相互流通（圖30）。

圖30　雙口 　六世紀

兵庫縣印南野2號墳

相對而言，富山縣小杉流通業務團地一號窯（遺跡群no. 16）灰層出土的相對年代在八世紀的繭形瓶，則在口頸下方器身內壁設隔板，可以貯裝不同的內容物（圖31）。

圖31　富山縣小杉流通業務團地內遺跡No.16遺跡一號窯灰層

《太平御覽》引王隱《晉書》：「宣帝作兩口，二種酒，持著馬上，先飲佳酒，塞口而開毒酒，與牛金，金飲而死。」裘錫圭認為上引文中的兩口之或即山東東漢朱鮪墓畫像石所見雙口扁方壺（圖32）。22

圖32a　山東省朱鮪畫像石拓所見雙口扁方壺

圖32b　同上　局部

雖然朱鮪墓畫像石的雙口 內腔是否設隔板一事在裘氏為文當時似無從確認，不過從近年發表的湖北西漢墓出土黑漆雙口扁壺的線繪圖可知，該壺內正中設有隔板（圖33），可以分別裝盛不同的酒類，這也提示了朱鮪墓雙口 可能亦有隔板裝置。

圖33　黑漆雙口扁壺　高10.9公分

湖北省西漢墓出土

前引日本天理市古墳出土的六世紀雙口 （同圖29）以及富山縣出土的八世紀單口繭瓶均在瓶正中設隔板（同圖31），其隔板設計的構思與漢代扁壺相近。另外，日本六世紀繭瓶有的在器肩兩側安半環形繫耳（圖34），此也和湖北光化西漢墓的銅椑 （同圖16）有異曲同工之趣。

圖34　橫甕　六世紀　高27.6公分

龍野市西宮山古墳出土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04

四、繭瓶的復興

以上大致觀察了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這三個區域繭形瓶的出現、流通年代兼及外觀特點，以下擬談談各區域此類瓶式在失蹤達數個世紀之後，再次換裝登上歷史舞臺的情景。

中國區域在漢代之後長達千餘年歲月中，完全不見繭瓶的蹤跡。到了南宋時才又出現在文人記事，而清代乾隆皇帝則不僅幾次作詩歌詠陶繭瓶，甚至將之與中國古代聖人虞舜在河濱成功燒造出陶器的傳說相提並論，同時又認為他自己收藏的陶繭瓶（圖35）的時代是在夏商之前，自豪得意的誇口說其規格更要高過宋代汝窯製品。

圖35　刻乾隆御詩的清宮傳世繭瓶

西漢　高3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收藏的陶繭瓶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瓶身飾多組間隔有序的複線弦紋，繭形器身上置折沿口頸，下安外敞的高圈足，從器形和裝飾看來，應是西漢初期之作。器身兩面，弦紋之間，鐫刻乾隆皇帝作於壬申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古陶缶歌》，其一刻：「出陶先越器，落葉起龍舟，自牗稱納約，為罇同戒饕，雅看樸素質，不事琢磨勞，花養能成實， ?中元氣豪」，詩後另刻署「乾隆巳酉清和御題」和「齊物」印記；另一面刻「癸辛雜識云，長安耕者得古陶，器如臥繭，養花成實，此器相類，蓋土為萬物母，經陶歲月火氣去，而土性仍在，花實皆元氣中也」，詩後刻「乾」、「隆」圓形和方形印。

就如乾隆皇帝御詩所示，該記事乃是來自周密（1232-1298）《癸辛雜識》。周密原文曰：「伯幾云，長安中，有耕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臥繭，口與足出繭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勻細若石，光潤如玉，呼為繭瓶。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養花成實。或云，三代秦漢以前物，若漢物，則茍簡不足觀也。」23

從周密轉述伯幾即鮮于樞（1246-1306）的見聞所描述的造型瓶式看來，乾隆皇帝將上引清宮繭形瓶比附為鮮于樞提及之可以養花的「繭瓶」，實在是內行人的正確提示，而本文繭瓶的稱謂也是來自鮮于樞的命名。

《癸辛雜識》「繭瓶」的出土年代可能是在鮮于樞在世的宋元之間，但清宮傳世繭瓶在漢代入土之後，於何時被發掘出土一事已不可考，惟可確認的是，該繭瓶在出土之後輾轉流入清宮的年代絕不晚於乾隆皇帝做《古陶缶歌》的乾隆壬申年（乾隆十七年，1752）。24 另一方面，陝西省西安元代前至元二年（1265）段氏夫婦墓也出土了陶繭瓶（圖36），該年正當鮮于樞年近若冠，周密未及不惑之年，墓葬紀年和出土地點均可和《癸辛雜識》的記事相呼應。

圖36　陶繭瓶　高19公分

陝西省西安元至元二年

（1265）段氏夫婦墓出土

段氏夫婦墓出土的陶繭瓶一式五件，均內盛穀物，不過其造型，特別是斜直外敞的喇叭式口頸作工，就和戰國西漢的作品大異其趣（同圖6～10）。段氏夫婦墓之外，西安南郊大朝中統三年（1262）劉黑馬墓（M17）也出土了陶繭瓶（圖37），其做工粗糙，壺體兩端弦紋線條突兀不自然，與戰國秦漢時期的繭瓶不可同日而語，結合其胎質與同墓伴出的陶執壺、匜、盞等一致，可以確信它們同是元初所燒造的陶器。

圖37a　陶繭瓶　寬21.5公分

西安大朝中統三年（1262）劉黑馬墓

（M17）出土

圖37b　同上　線繪圖

換言之，蒙元時期關中地區曾以戰國至漢代初期的繭瓶為原型進行了仿製。25 其中，段氏夫婦墓五件陶繭瓶內盛穀物，參酌宋代司馬光《書儀?穿墳》所載明器有「五穀」一項，成書於金元時期的《大漢原陵秘葬經》也明列「五穀倉」，26 此可知段氏夫婦墓陶繭瓶是裝貯穀物的入壙明器。

朝鮮半島自三國時代（427-668）至統一新羅（668-935）因其造型而被稱為橫瓶、俵壺，本文權宜稱之為繭瓶的瓶式，雖延續到高麗王朝（918-1392），但數量有限，所見者為黑灰色調的炻器，器表拍印蓆紋和網格紋，日本亦見少量出土（圖38）。

圖38　俵壺　九至十一世紀　福岡鴻臚館跡

另一方面，繭形瓶卻隨著1392年李成桂廢黜高麗恭讓王在松京（今開城市）自立為王，改國號朝鮮，開始了以儒教治國的朝鮮王朝（1392-1897）後，再次嶄露頭角，並成為半島多處窯場競逐的器式。

朝鮮王朝繭瓶流行於十五至十六世紀王朝前期，其釉色和裝飾技法多元。黑釉或白釉之外，以粉青沙器最為常見，後者紋樣裝飾技法包括陰刻、刷泥、鐵繪、象嵌和剔花等，繭瓶的粉青象嵌又可分為印花象嵌和刻劃花象嵌，而粉青鐵繪既有在器坯塗施白泥再施鐵繪，也有在器坯施化妝泥後再飾彩者。成形技法方面，有的是以側邊為底，轆轤拉坯成桶狀後再封實，再於器身中央部位鐫孔置口頸，此式作品一側為無釉的圈足（圖39），有的又於器身下方安長方、橢圓、鋸齒等各式高足（圖40）。

圖39a　粉青鐵繪牡丹紋繭瓶　十五至十六世紀

高18.8公分　寬26.5公分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博物館藏

圖39b　同上　底部

圖40　粉青搔落葉紋繭瓶　十五世紀後半

高17.4公分　寬25.2公分

另外，也有拉坯成兩個寰底缽後對口接合成器身，再安口頸和圈足（圖41），後者為整體塗刷白泥的粉青沙器，著重刷毛目的裝飾意匠。就筆者所見有限的朝鮮王朝繭瓶的器式而言，其橫幅尺寸多為20餘公分，未有逾30公分者。

圖41a　粉青沙器刷毛目繭瓶

十五至十六世紀 高18.7公分

其次，瓶底加置造型不一的圈足或條形足，偶見露胎平底者，似乎未見寰底無足的作品。瓶身一側成形時置於轆轤上方、拉坯時做為底部的露胎部位，有呈臥足式、圈足式，偶見平板形者。另外，所見繭瓶器身均帶裝飾，但南韓京畿道楊州市檜嚴寺遺址出土的和祭儀有關的白瓷繭瓶則素面無紋（圖42）。關於其用途，一般認為是酒瓶，此包括貯酒做為祭儀道具，但淺川巧曾提到《六典條例》載例年進奉內局汲取自漢江中心的江心水也是裝貯在稱為「長本」的繭形瓶中。27

圖42　檜嚴寺出土白瓷繭瓶　高27公分

以上之所以花費篇幅，突兀地概括朝鮮王朝繭瓶的器式外觀特徵，其目的之一既是試著突顯朝鮮王朝復興了於高麗王朝業已消退但卻可上溯三國時代繭形的多樣外觀和裝飾特徵，另一原因，則是在於提供檢視1980年代中國江蘇省揚州市出土一件繭瓶的年代和產地問題。

按1984年冬，揚州市西湖鄉司徒廟西南山坡地挖溝時出土了一批陶瓷器，其中包括一件簡報所稱的「鼓形青瓷壺」（圖43）。

圖43　鼓形青瓷繭瓶

長36公分　徑19公分

揚州博物館藏

圖43b　同上　側面

壺身橫長36公分，中部微凸，一端平底無釉，徑19公分，另一端呈寰形，徑16公分，壺中部置小口短頸，口沿外翻。除了平底部位之外，全體施罩積釉處呈淡綠色調的透明開片釉，口沿內側施釉不及頸。從口沿磕傷部位及無釉的露胎平底可知，其胎色灰白帶膚黃，質地略顯粗鬆，口沿缺損露胎處呈層疊狀，另從器身釉流方向看來，應是寰形的一端朝上，平坦無釉一端為底直立燒成。

報告書認為，壺的造型和釉色和當地所出南朝（420-589）瓷器極為相近，所以判定其為南朝時期的製品。28問題是，目前所知南朝陶瓷並無此類器式，故有必要將視點擴及朝鮮半島陶瓷做一綜合評估。

相對於朝鮮半島出土漢代以迄清代陶瓷一事是眾所周知的情事，29 中國區域出土朝鮮半島陶瓷目前只能上溯高麗王朝，所出高麗青瓷遺跡達數十處。30 前已提示，朝鮮王朝雖頻見又稱為橫瓶、俵壺的繭形瓶，但無論是在尺寸大小、燒製方法、底足形式、胎釉特徵，乃至於器面裝飾均和揚州所出繭瓶頗有差距。就個人經由圖片的觀察結果，揚州繭瓶的尺寸（36公分）和器身造型，均和戰前輕部慈恩所報導，公州百濟古墳出土的陶繭瓶一致，同氏另提及此類繭瓶標本直立高度亦多為36公分。

百濟施釉陶器時有所聞，可分為高溫的自然釉，以及人為施罩的低溫綠釉和褐釉，胎色灰黑；而揚州所見該繭瓶，除平坦面露胎之外，器表滿施淡綠色調的透明開片釉，胎質略顯粗鬆，為偏肉紅的灰白胎，但是否屬低溫鉛釉仍有待日後目驗判斷。

雖然中國明朝和朝鮮李氏王朝交流頻繁，也有以陶瓷器餽贈的文獻記載，31 而南朝梁和百濟也是交往頻仍，在外交方面如武寧王十二年（512）夏，王入貢梁朝，二十一年（521）武寧王再次遣使赴梁，《三國史記?百濟本紀》、《梁書?武帝本紀》也提到「百濟、扶南、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32

不過揚州出土繭瓶的年代和產地仍待釐清，而此一器形近似百濟繭瓶，但胎釉又和百濟以及朝鮮王朝有異的異類作品無疑擴展了我們的視野。就此而言，由中國瓷窯製作的說法亦應一併納入評估。

相對於中國地區於蒙元時期再度燒製的陶繭瓶，是做為陪葬入墓的明器，朝鮮王朝的繭瓶則是對半島三國迄統一新羅朝的小口類型繭瓶的模倣與再創造，是當時的高檔實用器，日本區域江戶時期（1603-1816）的陶瓷繭瓶，既汲取了朝鮮王朝粉青沙器的器形和裝飾手法，有的作品又和江戶初期耶蘇教會的圖像息息相關，其往往也是名門陶工展現自身陶藝創作的器式，情節自成一齣。

江戶時期燒製祖型來自朝鮮半島繭瓶的窯場，以肥後九州熊本縣小代山北麓的小代山窯最為人所知，該窯的創燒有二說，一是文祿（1592-1596）戰役由加藤清正擄回陶工所開創（《府縣陶器沿革陶工傳統誌》）；另一是細川藩陶工源七在寬永九年（1632）在該地築窯燒瓷（《本朝陶器考證》）。33

從一件相對年代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小代窯繭瓶看來（圖44），除了施釉效果之外，其器形乃至拉坯成寰底桶身再予接合的成形方式均彷彿朝鮮王朝繭形瓶。

圖44　流掛釉繭瓶　小代燒

十七至十八世紀 24.1×17.6公分

尾張德川將軍家傳世的一件十七世紀中後期的萩燒橢圓缽，則是將繭瓶從中橫剖，並飾以白泥象嵌十字形（圖45），依據收入於《江戶御數寄屋方御道具帳》中的《御會席御道具》，可知該橢圓缽是做為「香之物缽」來使用，裝貯的木箱另有「御本」墨書，認為是由朝鮮半島釜山地區窯場所燒製，肥後小代燒或山口縣萩燒之外，愛知縣名古屋市尾張德川御深井燒等工坊都曾燒造此式改裝自繭瓶的「俵形盌」或「俵形缽」。

圖45　白泥象嵌十字形缽　萩燒

十七世紀中後期　高16公分

德川美術館藏

另外，尾張犬山鈴木家舊藏的一件瀨戶燒十字紋缽也值得留意（圖46）。雖然犬山家該碗的收貯木製外箱箱蓋有「俵形菓子器」墨書，但西村貞懷疑其是裝盛糕點的容器，進而指出缽以象嵌的手法裝飾碗身前後方十字主紋飾，但左右兩側則以同樣技法裝飾著耶蘇會的光芒紋，類似的光芒紋是耶蘇會聖書表扉、徽章等與教會相關的圖紋（圖47），結缽身十字紋，可知該缽或原是受洗用的洗禮道具，其年代不晚於慶長（1596-1615）至元和（1615-1624）年間；而歐洲傳教士為了傳教也會迎合日本風俗舉辦茶會，而這類有著耶蘇母題的茶碗就成了洋溢著南蠻趣味時尚茶器。34

圖46　瀨戶燒十字文碗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

尾張犬山鈴木家藏

圖47　耶蘇會聖經表扉所見光芒紋

山口縣萩燒俵形缽的造型和裝飾圖紋表現豐富，除了塗刷白泥裝飾缽身之外，另見各式白象嵌折枝花，器形和尺寸也趨多元，既有器身趨深、偏圓的口徑約僅10多公分適合喫茶的碗式（圖48），也有橫長逾30公分合宜盛物或貯水的十字形紋缽（圖49），結合前引尾張德川家白象嵌十字形缽（同圖45），可以窺知十字形紋是萩燒陶工頻仍使用的裝飾紋樣。一說認為，日本基督教傳教史上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Xavier）在當時山口獲得領主大內義隆頒發傳教許可，也因此山口縣存在不少基督徒。35

圖49　萩十字紋割俵形缽及底部

江戶時代前期 高14公分

瓷窯場之外，部分名門陶工也製作俵形缽（圖50）。其中，文人陶工青木木米（1767-1833）號「古器觀」，既和儒學者交遊也擅長山水畫作，嗜好煎茶道，燒製不少煎茶道具。癡迷東亞古陶瓷，既曾翻刻清代乾隆年間朱琰著《陶說》，出光美術館藏有他所摹繪歐洲和中國古瓷的《古器觀圖帖》，富岡鐵齋（1836-1924）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也臨摹了該圖帖所收歐洲陶器。

圖50　青瓷象嵌十字紋俵形缽及印銘部位

青木木米　江戶時代　十九世紀　高11公分

從外觀、尺寸看來，木米該俵形缽顯然是以傳萩燒缽（同圖45）為範本的模倣。另外，京都著名製陶工坊第十四代永樂得全（1853-1909）之妻永樂妙全，在大正七年（1918）也燒造了這類模倣朝鮮粉青沙器象嵌改裝自繭瓶的茶碗（圖51）。

圖51　三島俵模樣茶碗　永樂妙全

大正七年（1918） 高6.4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刊刻於江戶天保（1830-1844）末期至安政年間（1854-1860）的吉田家《聆濤閣帖》收錄了雅好古物的吉田家歷代收藏品。其中，「葬具」類載錄了一件日本古墳出土的相對年代在五世紀的須惠器樽形 （圖52），幸運的是所載錄的該樽形 仍傳世至今（圖53），據此可知該祖型來自朝鮮半島的樽形 （同圖20、25），其頸部以上原有的斜直外敞口沿已經磨平處理，並配加鐵環被改裝成了插花掛瓶。36 據說，前述有著南蠻趣味的十七世紀飾耶蘇會十字紋的所謂俵形碗缽當中，也有類似情況，其既被改製成掛瓶，有時也充當茶湯水指之用。37

圖52　《聆濤閣帖》所見「葬具」類「罐」

十九世紀

圖53　《聆濤閣帖》所載錄被改裝為插花掛瓶

的五世紀須惠器樽形 　古墳時代

結 語

以上，筆者以自身的理解追尋了在橫筒器身上置口頸，寰底無足或器身下另安足之繭形瓶在東亞的蹤跡。東亞區域繭形瓶初現於中國，其造型可區分成器身兩側微弧的圓弧式（同圖2），以及兩側弧度收斂的橄欖式（同圖8、10），後者有的甚至表現出兩端乳突狀收束中心點（圖54）。

圖54　繭瓶　線繪圖

山西省長治市屯留區西鄧戰國墓（M6）出土

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寰底無足、兩側圓弧瓶式的出現年代，要早於器身下安足、兩側弧度收斂的橄欖瓶式。帶圈足的繭瓶約出現於戰國後期（同圖7、8），但寰底無足的繭瓶迄秦代末期仍持續製作，故寰底和圈足等兩式繭瓶曾並行一段時期。

另外，從陝西省西安清涼山戰國墓（M7）寰底繭瓶的口沿構造看來，其口部內沿有凸起的細圓箍（同圖6），而此一具特色的口沿造型，亦見於同地秦統一後墓葬（M121）出土的圈足繭瓶（同圖7），可知兩式繭瓶關係密切，有著相近的祖型，並且沿續至處於陶繭形瓶尾聲的西漢時期（同圖35）。

以往已有學者意識到中國的繭瓶造型與地中海東部塞浦路斯島（Cyprus）桶形彩陶（Barrel Jug）的相似性（圖55）， 38 但無論證。

圖55　彩繪桶瓶 約950-800 B.C.

高37公分　長37公分　直徑12公分

塞浦路斯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

圖55b　同上　側面

就器形而言，塞浦路斯桶形彩陶均帶把，東亞繭瓶則無把，而前者之年代集中在西元前一千年紀前期一事也和中國繭瓶流行於前一千年紀後期有數百年的落差。雖然如此，對於筆者般以陶瓷史為專業的人而言，與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愛琴（希臘）等文明圈相接，醞釀豐富銅礦同時也是貿易中轉站的塞浦路斯島文明確實耐人尋味。

西元前一千年紀塞浦路斯島已有多處邁錫尼殖民地，古風期（700-480 B.C.）先後有腓尼基人、亞述人入侵統治，此一時期島北岸聖域Ayia Irini出土的前七世紀逾等身的大型陶俑，其由模製的部件拼接成形，並透過陶工添加或移除鬍鬚而改變面容表情的製作工法，39 不由得會讓筆者連想到其和秦代兵馬俑有類似的製作流程。40

另一引人遐思的是，中國區域商代殷墟宮殿區以南一公里處劉家莊北地墓（M858），出土的倣銅陶禮器表面以貼錫箔的方式，貼飾金屬錫衣層，而類似的錫衣陶亦見於邁錫尼文明（1400 B.C.）和塞浦路斯鐵器時代；戰國秦漢時期今山東、湖南和秦地亦見錫衣陶。41 儘管從目前的資料看來，試圖論證塞浦路斯島桶形瓶與中國繭瓶是否有關？未免顯得突兀而不切實際，但本文仍擬提示若干與陶器外觀有關的周邊訊息，期待得到學界的教示。

首先，我想試著觀察圓規的使用和陶器裝飾。眾所周知，圓規最早出現在古希臘，迄西元前一千年左右希臘原幾何學樣式彩陶已經頻仍地以圓規輔助繪飾同心圓，前述塞浦路斯桶形彩陶更是頻見同心圓飾。42 陶工技藝熟稔，甚至可以同時以手執握多枝筆，利用圓規一氣呵成繪成重圈同心圓（圖56）。

圖56　塞浦路斯彩繪陶桶瓶

西元前一千年紀初期

高37公分　徑27.5公分

應該留意的是，戰國陶器如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陶鼎，鼎身部位即飾一周以圓規為輔助所陰刻出的圓形四扇片紋（圖57），43 類似裝飾趣味的圓形扇片紋，也是塞浦路斯桶瓶彩陶常見的紋樣（圖58），後者屬CrproGemetric Ⅱ，相對年代在西元前950至850年，此約當中國西周末期至春秋前期。

圖57　陶鼎及局部

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布倫德治舊藏

圖58a　彩繪桶瓶　約950-850 B.C.　高15.3公分

塞浦路斯出土　美國大都會美術館藏

圖58b 同上 局部

圖58c 同上 瓶口

另可一提的是，該飾有重圈同心圓和圓形扇片紋的桶瓶口沿頂和唇沿尖銳，不僅與中國區域繭瓶口部內沿常見有如凸起的細圓箍有著同工之趣，沿唇整體更和陝西西安世家星城戰國末期至秦統一時期墓（M166）出土繭瓶的口部造型一致（圖59）。

圖59 繭瓶及局部 高19.6公分 腹長20公分

陝西省西安潘家莊世家星城秦墓

（M166）出土

或許和成型修坯的工序有關，塞浦路斯繭瓶既往往留下瓶身兩側的乳突狀中心點，甚至似有意強調兩側的乳突裝飾，而中國區域繭瓶也有類似現象，特別是近年山西省長治戰國墓（M6）的陶繭瓶兩側乳突清楚可見（同圖54）。

另外，我們也應留意阿富汗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古城出土的一件墨書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最後的統治者歐克拉提德一世（Eucratides I）的「廿四年」（147 B.C.），也就是阿伊哈努姆被游牧民族滅亡（145 B.C.）兩年後之帶紀年的陶器殘件同樣表現出乳突（圖60）。

圖60 陶器殘件及器表希臘文墨書

約西元前147年

阿富汗阿伊哈努姆宮殿出土

該陶殘件被推測是尖底碗，後轉用做為貯裝橄欖油的安弗拉式陶瓶的器蓋。44 不過，從現存的造型和尺寸（高12.5公分，徑18公分），以及器表希臘文墨跡所見橄欖油、容器等希臘文墨書相關詞彙看來，我甚至懷疑其會不會就是內貯橄欖油的寰底繭瓶瓶身一側殘件？

阿伊哈努姆古城位於阿富汗東北部塔哈爾省噴赤河東岸和科克恰河北岸交滙處，是塞琉古王朝第二位君主安條克一世（281-261 B.C.在位）約在前280年營建的城市，經由法國考古家保羅?巴納德（Paul Bernard）十多年的調查成果（1964-1978）可知該城既有依山建成劇院、大型體育館、噴泉、科林斯柱式神廟，外牆設龕的神廟內有三倍等身大的希臘樣式大理石像，以及推測是宙斯像部件的著涼鞋足部殘件，在鞋帶上飾忍冬、菊和有翼閃電。

總之，各方面均表現出這是一座完全希臘化的城市。墓室骨甕人名既以希臘文書寫，體育館遺跡發現的奉祀赫耳墨斯和赫拉克雷斯銘文，以及前三世紀初期Kineas廟石碑基座的奉獻文也是以希臘文書寫，表明阿伊哈努姆的通用語言是希臘語，公用文書是使用希臘文；從出土紀錄看來，阿伊哈努姆的希臘人主要來自小亞細亞和伊朗系人，其多是塞琉古朝治下的移住者（西元前四世紀左右），第二波希臘人移民是在前二世紀，他們既持續地和故國有著連繫，也保留著故國的語言和慣習。45 不僅如此，古城寶藏庫遺跡還出土了可能是經由印度攜入的地中海產珊瑚，而前述陶標本墨書所見橄欖油可能也是來自地中海。46

另一方面，以往已有許多考古資料和研究顯示，中國古代工藝所受西亞或地中海古文明的影響。以戰國至秦代工藝品為例，最為人所知的或許要屬輸入中國的東地中海域製玻璃珠，中國匠人也以此為樣本而燒造出外觀維妙維肖，幾乎只能從成份分析來予區分的模倣珠。47 另外，儘管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查驗，但內蒙準格爾旗秦漢廣衍遺址出土的平背式帶繫扁瓶（圖61），很容易讓人連想到塞浦路斯的同式扁瓶（圖62）。

圖61穿帶青銅背壺及側面 秦至西漢 高48公分

1975年準格爾旗秦漢廣衍故城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圖62陶扁瓶 及平背面

750-450 B.C. 長12公分

塞浦路斯島（Cyprus）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

可以附帶一提的是，1990年代發掘的陝西省漢中市城固寶山二期（Ⅲ段）商代遺存出土報告書稱為「扁腹壺」的喇叭式長頸扁腹泥質黑皮紅陶瓶，其瓶身等距陰刻複線同心圓，上下左右設穿孔繫耳的造型也耐人尋味（圖63）。

圖63 陶瓶及線繪圖 高29公分

陝西城固寶山商代遺存（SH20）出土

雖然寶山二期遺存的年代約在殷墟一、二期之交至殷墟二期之時，48 遠早於塞浦路斯陶瓶的年代，其瓶身微扁的造型也和一面呈平坦的塞浦路斯扁瓶不同，但兩者的造型構思卻頗有類似之處，這再次讓人憶起前引殷墟宮殿南邊劉家莊墓（M858）所出貼飾金屬錫衣層的倣銅陶禮器，而邁錫尼文明和塞浦路斯鐵器時代亦見類似的錫衣陶。

近年針對甘肅天水馬家塬 第4、第5號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的化驗，表明其產地可能是在幼發拉底河地區以西的地中海域， 49 而馬家塬 第3號戰國晚期墓則出土了青銅繭瓶。後者造形呈敞口、束頸，頸肩處飾一周貝紋，瓶身有十多道凸起的瓦棱，每隔一瓦棱飾盤螭紋，並在兩側頸肩部位飾鋪首，瓶身下置繩紋飾圈足，器底鑄一字，經釋讀為「鞅」（圖64）。50

圖64a 繭形壺

高25.6公分　最大徑28.4公分

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墓出土

圖64b 同上 銘文

圖64c 同上 線繪圖

此一青銅繭瓶案例表明，西元前一千年紀後期中國古代工藝和西方古文明之間的交流或影響，似乎有跡可尋，可惜只是停留在周邊資料所提示的氛圍和想像而難予實證。筆者雖一廂情願地傾向中國區域繭瓶之祖型可能和地中海工藝器式有關，也自以為是的提示了幾點所謂的線索，但就馬家 墓青銅繭瓶而言，該繭形無疑展現了地道的中國風，其和地中海桶瓶的造型和裝飾雖見類似處，但差異明顯，其間的關係目前仍不明瞭。

本文刊發於（臺北）《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五十七期第1—61頁

如有轉引，請核對原文

本發佈已獲作者授權。

註 釋：

1 周原扶風文館所（羅西章等），〈扶風齊家村七、八號西周銅器窖藏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1期，頁12-18。

2 王學理、梁雲，《秦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183。

3 秦始皇陵考古隊（王玉清等），〈秦始皇陵西側 “麗山 官” 建築遺址清理簡報〉，《文博》，1987年6期，頁17，圖14之3。

4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張天恩等），〈陝西長安神禾 戰國秦陵園遺址田野考古新收穫〉，《考古與文物》，2008年5期，頁111。

5 丁巖，〈長安神禾 戰國秦陵園年代述考〉，《文博》，2010年2期，頁13-16。

6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丁巖等），〈陝西長安神禾 戰國秦陵園大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1年5期，頁40，圖45。

7 繭瓶出土例的資料集成和分類、分期方案，可參見：楊哲峰，〈繭形壺的類型、分布與分期試探〉，《文物》，2000年8期，頁64-72；以及吳騰盛、井中偉，〈繭形壺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3年1期，頁15-32。

8 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頁248-250。

9 裘錫圭，〈說鈚、鎑、椑榼〉，《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13、14期（1989），頁77-78。

10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319。

11 李零，《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312。

12 裘錫圭，〈說鈚、鎑、椑榼〉，頁78。

13 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頁249-250。

14 相賀徹夫編，《世界陶磁全集》，第17卷，韓國古代（東京：小學館，1979），頁297，圖154金元龍的解說。

15 奈良博物館編，《 金の國?新羅―王陵の至寶―》（奈良：奈良國立博物館，2004），頁42。

16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集，《伽耶文化展》（朝日新聞社，1992），頁33，圖46；頁39，圖60。

17 部慈恩，〈公州に於ける百 古墳（七）〉，《考古誌》，26卷3期（1936），頁158。

18 不過，和泉陶邑曾出土器身上原就黏燒細長陶注管的所謂「異形壺」，圖參見：中村浩，《和泉陶邑窯の研究》（東京：柏書房，1981），頁130，圖2之8。

19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いにしえが、好き―近世好古の文化誌―》（千葉：一般財團法人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2023），頁208，圖1-3的解說。

20 武末純一，〈朝鮮半島と日本の土器〉，收入小山富士雄，《伽耶と古代東アジア》（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3），頁254。

21 タールグレン著，梅原末治譯，〈南西伯利亞オグラクテイの漢代墳墓〉，收入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の研究》（復刻版）（東京：新時代社，1971），頁263-264。

22 裘錫圭，〈說鈚、鎑、椑榼〉，頁79-80。

23 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別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8），〈燕子城銅印〉條，頁261。鮮于樞，字伯幾，本人也自署伯幾（王連起，〈鮮于樞生卒事跡考略〉，《文物》，1998年12期，頁71），本文從之，將上引吳氏點校本之「伯機云」，改為「伯幾云」。另外，關於鮮于樞生卒年說法不一，本文採張光賓先生的說法，即生於蒙古元定宗元年也就是南宋理宗淳佑六年（1246），卒於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張光賓，《元四大家年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0﹞，頁28-29）。鮮于樞精於文物鑑賞，出生於北方，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後基本上都在杭州，趙孟頫跋王羲之《思想帖》載大德二年（1298）他和周密等人「集于伯幾池上，石之（郭天錫）出右軍《思想帖》，令觀者嘆為神物。」（此參見：王連起，〈鮮于樞生卒事跡考略〉，頁71-83）。

24 在乾隆皇帝近兩百首的詠瓷詩當中，就有四首是吟詠這件繭瓶，分別是壬申年（1752）《古陶缶歌》、癸巳年（1773）《詠古陶缶》、己亥年（1779）《詠古陶弦文缶》和己酉年（1789）《詠古陶缶》，並將後者鐫刻於瓶身，可參見：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原載《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240及頁264。

25 以上清宮傳世繭瓶以及劉黑馬墓出土繭瓶的討論，見：謝明良，〈中國陶瓷的出土與傳世―以三國吳至西晉青瓷獅形器為例〉，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3期（2022），後收入《陶瓷手記5：中國陶瓷的器形、紋飾與圖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頁78-80。

26 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2002），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157-158。

27 淺川巧，《朝鮮陶磁名考》（原朝鮮工藝刊行會，1931），本文據（首爾：景仁文化社，

1973版），頁99及頁119-120。

28 李久海，〈揚州出土鼓形青瓷壺〉，《文物》，1986年7期，頁90。該青瓷壺現藏揚州博物館，本文彩圖是承蒙上海復旦大學劉朝暉教授的協助，由揚州博物館研究人員所提供，謹誌謝意！

29 國立大邱博物館，《中國陶磁器》（大邱：國立大邱博物館，2004）。

30 小林仁，〈中國出土の高麗青磁―中國における高麗青磁の受容とその 相―〉，收入佐々木達夫編，《中近世陶磁器の考古 》，6（東京：雄山閣，2017），頁37-73。

31 鄭良謨，〈李朝陶磁に する古文獻資料〉，收入《世界陶磁全集》，第19卷，李朝（東京：小學館，1980），頁296-298。

32 三上次男，〈百 武寧王陵出土の中國陶磁とその 史的意義〉，原載末松保和博士古稀記念會，《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收入同氏，《陶磁貿易史研究》，上，三上次男著作集一（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87），頁91-123。

33 小野賢一郎編，《陶器大辭典》，卷3（東京：寶雲社，1940），頁245。

34 西村貞，《南 美術》（東京：大日本雄弁 講談社，1958），頁208-209。

35 榎本徹，〈萩燒スタイルの成立と展開〉，收入朝日新聞社文化企劃局西部企劃部編，《萩燒400年展―伝統と革新》（福岡：朝日新聞社文化企劃局西部企劃部，2001），頁152。

36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編，《いにしえが、好古き―近世好古の文化誌―》，頁208，圖1-3的解說。

37 西村貞，《南 美術》，頁209。

38 段清波，〈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5卷2期（2015），頁13；吳騰盛、井中偉，〈繭形壺研究〉，頁21-22。

39 Vassos Karageorghis, Early Cyprus Crossroads of the Mediterranean (Los Angeles: The J.Paul Getty Museum, 2002), p. 183.

40 秦兵馬俑的製作流程可參見：Lothar Ledderose著，張總等譯，《萬物》（北京：三聯出版社，2005），頁98-107。

41 郭夢等，〈殷墟錫衣倣銅陶禮器的發現與研究〉，《考古學報》，2020年2期，頁291-307。

42 Erika Simon著，芳賀京子等譯，《ギリシア陶器》（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21），頁19-20。

43 討論中國規和矩這兩種工具的出現，似乎多是引用錢寶琮在其《中國算學史》已指出的成書於漢代之《周髀算經》：「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而其圖像則多提示山東武氏祠「伏羲女媧執規矩圖」（參見：李約瑟著，傅溥等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176-177。）就此而言，舊金山博物館的這件戰國陶鼎，就是採固定一點，迴轉他點，將起點和終點連結一起而做出圓圖的早於漢代的有趣圖像資料。

44 Pierre Cambon, Hidden Afghanistan (Amsterdam: Museumshop de Nieuwe Kerk, 2007), pp.126-127

45 Paul Bernard, “The Greek Colony at Ai Khanum and Hellenisim in Central Asia,” in PierreCambon, Hidden Afghanistan (Amsterdam: Museumshop de Nieuwe Kerk, 2007), pp. 50-51, 以及加藤九祚，《シルクロードの古代都市―アムダリヤ遺跡の旅》（東京：巖波書店，2013），頁74-129。

46 加藤九祚，《シルクロードの古代都市―アムダリヤ遺跡の旅》，頁88-89。

47 干福熹，〈中國古代玻璃和古代絲綢之路〉，收入干福熹主編，《絲綢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1-29；由水常雄，《トンボ玉》（東京：平凡社，2003），頁81-87；谷一尚等，《世界のとんぼ玉》（東京：里文出版，1997），頁88。

48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98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165-167；豆海鋒，〈城固寶山商時期遺存相關問題的探討〉，《考古與文物》，2010年4期，頁32-40。

49 王輝，〈張家川馬家 墓地相關問題初探〉，《文物》，2009年10期，頁74；林怡嫻等，〈張家川馬家 戰國墓地出土玻璃與相關材料研究〉，《文物》，2018年3期，頁71-83。

5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周廣濟等），〈2006年度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 戰國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9期，頁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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