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字數(shù)：3448，閱讀時間：約9分鐘

編者按：當人們討論秦始皇天下一統(tǒng)的歷史時，秦國為何成為最終贏家，一直是許多成功學大師或是中年人酒后餐桌上津津樂道的問題。這個答案可能是西漢賈誼在《過秦論》中的“奮六世之馀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也有認為是商鞅變法在秦國建立起的極端壓榨和動員體系，甚至還有人將秦國的勝利認為是王朝運勢、晉國分裂、內亞文化交融武德之類種種。但不論是秦國之前古老周人的“鳳鳴岐山”、之后漢高祖的逐鹿中原，北周隋唐的問鼎天下，他們的劍指四方的起點，都是秦國所在的關中平原。關中，這片土地究竟是有怎樣的魔力，它是否對秦國的統(tǒng)一天下造成了某種影響？又為何會成為諸多天下豪杰的帝王鄉(xiāng)呢？

在文藝作品的影響下，大眾對于秦國的印象，往往是集中在秦國商鞅變法和秦國吞并六國的過程，但是這段一百多年的狂飆之路，卻只是秦國歷史的一小部分。

早在春秋晉楚兩霸相爭的地緣格局下，秦國就與當時的齊國一樣，成為僅次于晉楚的唯二強國。這期間既有秦穆公扶持晉文公上位的武裝干涉，也有秦國吞并梁國盡收河西之地的軍事征服，還有秦哀公出兵幫助楚國復國的軍隊遠征。

但是與齊國不同的是，春秋時代的秦國，在中原諸侯的爭霸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出一種極強的穩(wěn)定性，比如同樣是和晉國交惡，齊國在平陰之戰(zhàn)中，被晉國糾集的一眾諸侯勢力攻入本土，造成國內經濟和政治的巨大混亂，而秦國在奪取河西之后，秦晉之間的武裝沖突只是集中在了黃河一線。

▲春秋時期秦國“秦公镈”

到了春秋向戰(zhàn)國過渡時，即使秦國內部也經歷了“四代亂政”的政局跌宕，但相對于在春秋時代稱霸的晉、齊、楚所遭遇的三家分晉、田氏代齊、昭王復國，秦國的境況堪稱平穩(wěn)。

而在戰(zhàn)國時代，除了戰(zhàn)國初期的河西之戰(zhàn)，秦國遭遇了當時最先進行變法，獲得先發(fā)優(yōu)勢的魏國突破黃河屏障，占據(jù)河西的巨大威脅，其他時間幾乎長期保持著核心區(qū)域的相對安全。

這種不同尋常的長期穩(wěn)定態(tài)勢，以至于西漢的賈誼在《過秦論》中，稱秦國自秦穆公之后， “二十余君，常為諸侯雄”。對比當時以齊、魏、燕等，要么都曾國力傲視諸國，要么外交環(huán)境相近的諸侯列國，秦國在如此之長的時間里維持相對穩(wěn)定，已經不能簡單用某種制度或是當?shù)孛癖娛欠裆茟?zhàn)來解釋了。

▲春秋中后期與秦國地位相近的齊國，在一系列動亂后最終王室被田

在人們的印象中，關中是一片長期被潼關或函谷關保護起的繁榮土地，這個說法雖沒有錯，但卻并非關中所具備的全部特殊之處。

關中平原在南北兩個方向被秦嶺、黃土高原夾在中間，西部又有隴山阻隔，在東部，雖然關中平原和汾河谷地同屬于汾渭平原的一部分，這里雖然沒有山麓阻隔，但兩者之間卻被湍急的黃河和洛水、涇水兩條支流隔開，在河西之戰(zhàn)中，魏軍渡過黃河占據(jù)河西后，也是在洛水邊停下腳步和對岸的秦軍隔水對峙。

▲關中平原

向著中原方向，又有中條山和崤山共同組成崤函通道，秦國正式在這條狹長的通道中，建造了赫赫有名的函谷關重鎮(zhèn)，途徑這里的黃河，在此處也有以水流湍急和“中流砥柱”著稱的三門峽段。

前者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位置，成為了秦國在戰(zhàn)國時期“崤函之固”的重要軍事屏障，三門峽河段的湍流水勢，也讓中原地區(qū)的軍隊，無法依托河流逆流而上運送后勤補給。

這讓東方諸國為應對秦國威脅而合縱反擊時，未能像打擊曾和秦國并稱“東西二帝”的齊國一樣，憑借兵力優(yōu)勢快速重創(chuàng)秦國，最終落得在崤涵通道中數(shù)次蹉跎草草收場。反觀秦國，憑借地理優(yōu)勢確保本土核心區(qū)域安全的情況下，一方面可以維持內部政權的相對穩(wěn)定，同時在與東方諸國的戰(zhàn)爭中，也能長期維持軍事上的主動性。

▲崤函通道

不過到此，軍事上的屏障還不是關中平原的全部饋贈。關中平原由于地質和土壤特性，地表儲水、導水能力普遍較弱，這給關中平原帶來地表水資源相對匱乏和多鹽堿地的問題，地表植被也是以草場為主，這也是為何關中平原從西周到春秋時期，長期都是游牧和農耕混居帶。

雖然這一地區(qū)讓秦人在其他諸侯眼中帶上了羌人的負面身份，秦國在春秋時期面對的“野人”也更加兇悍，但相比于華北平原星羅棋布的大量湖泊沼澤，關中開墾較低的資金、技術、人力等方面成本，讓這里天然適應以小家庭為單位經營的小農經濟模式，以至于韓國人朱己出使魏國時，就曾評價秦人好利無信，“不顧親戚兄弟”。

先不論小農模式的道德水平高低，或是關中的土壤環(huán)境對農業(yè)產量的負面影響，大規(guī)模的穩(wěn)定小農經濟，可以極大降低政府像民眾征調物資、人口的阻力，這就是為何同樣是經過變法，唯獨秦國可以長期維持商鞅所構建起的君主集權體制。

而商鞅變法對耕種作戰(zhàn)的激勵性政策，又反過來為秦國的小農經濟提供了政策性保障，成為了《商君書》中《墾令》部分多次提到的“則草必墾”。在秦國完成統(tǒng)一之后的漫長歲月，關中的小農經濟模式依然在這片土地上頑強生存，他們孕育出了漢代的良家子和后世的隋唐府兵。

即使到了清末民國，面對商品經濟和天災人禍的不斷沖擊，關中的小農依然維持著異樣的穩(wěn)定，以至于到了土改時期，因地主數(shù)量有限，又占地較少，產生了“關中無地主”的說法。

▲商鞅變法的成功是與秦國特殊情況的相互成就

環(huán)繞關中的山脈大河為盾，穩(wěn)定繁榮的小農經濟為矛，讓關中這片土地在中原大地陷入混亂時，能夠爆發(fā)出氣吞山河的經濟和軍事潛力，但正是關中所引以為傲的矛與盾，卻也成為長期困住關中發(fā)展的枷鎖。

關中平原的土壤特質雖然孕育了穩(wěn)定的小農經濟，也帶來容易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土地鹽堿化等問題，在沒有新品種高產農作物和大的農業(yè)技術進步時，當?shù)氐牡刭|環(huán)境鎖死了農業(yè)發(fā)展的上限。

甚至在秦王嬴政登基的同時，秦國內部出現(xiàn)了多次大規(guī)模饑荒，可能夜正是這些連綿不斷的饑荒，促使秦國不得不靠加快吞并六國利用這些地區(qū)的糧食，緩解內部沉重的糧食危機。

這種對糧食的需求，使得無論秦漢還是隋唐在完成統(tǒng)一后，新建立的大一統(tǒng)帝國依據(jù)政治慣性，將首都建立在關中后，政治中心帶來的行政、軍事等等龐大人口，完全超出關中地區(qū)本身的糧食產量。

比如西漢時期，為了滿足首都需求，便不得不“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而到了隋唐時期，即使有持續(xù)的糧食運輸，但還是有皇室與朝廷一起前往洛陽就食的尷尬情況。

▲隋文帝楊堅在面對關中饑荒時就組織過前往洛陽就食

但正如關中東部的崤涵通道和三門峽曾阻擋了諸侯聯(lián)軍，這兩道天險也鎖住了古代關中的發(fā)展之路。隨著隋代開始逐漸建立起的大運河體系，讓東部溝通南北的運河兩岸，成為了中國古代新的政治經濟中心。

關中地區(qū)本就偏離運河地帶，又因為東部天險導致運輸困難，成為了經濟上相對孤立的地區(qū)，最后錯失了宋代開始因運河帶來商業(yè)和城市發(fā)展的巨大紅利。此消彼長之下，關中地區(qū)到明清時期，雖也有西安這樣的重要城市，但是無論農業(yè)產出還是當?shù)氐氖止I(yè)，都無法與北方東部的河南、山東幾省相比。

▲黃河的中流砥柱成為了斷絕關中和東部航運大

與經濟和政治中心變遷的，還有軍事發(fā)展的不斷變化。隨著火器時代的到來，戰(zhàn)爭從謀略與勇氣，逐漸變成國家財政支撐下的軍事系統(tǒng)碰撞。至此，關中的故事也終于迎來最后的轉折。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經過三個多月的征戰(zhàn)，終于將自己的藍色旌旗插在了大明帝國首都北京的墻頭。如果時間定格在這一刻，那么大順政權的勝利將是鳳鳴岐山或是隋定天下的再次重演。

但是短短一個月后，處于巔峰的大順政權便在山海關城下的一片石迎來慘敗。當李自成踏入北京的城門時，或許在人們的心中，古老的關中依然是那片孕育了秦皇漢武的古老霸業(yè)之土，但是當李自成為了軍費“拷掠追贓”時，當北京的城頭三易王旗時，那個名為“關中”古老神話終于和“金刀之讖”一樣，在民眾心中徹底消散。

▲李自成的東進一定程度上也是關中地區(qū)無法供給大順政權而不得不進行

千年的時光過去，秦宮漢瓦變成一片片的白鹿原，帝王的宏圖霸業(yè)塌縮成了白鹿村眾的恩恩怨怨。雖是斗轉星移日月變遷，但曾經正是一個又個白鹿原組成了關中八百里秦川，也正是一個又一個的白鹿村，撐起那帝王將相的一場場“邊庭流血成海水”與一幕幕“仙樂風飄處處聞”。

秦人并不比中國其他地方的人好戰(zhàn)，秦人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耕種和治國，只是這片關中的平原塑造了秦人，塑造了那個如過眼煙云的大秦帝國。

參考資料：

《史記》

《戰(zhàn)國策》

《過秦論》

《商君書》

《論秦鄭國渠灌區(qū)的發(fā)展與演變》

《關中盆地地下水系統(tǒng)的劃分與特征》

《考古學視野下的黃河改道與文明變遷》

《封建社會中的“關中模式”》

《唐宋城市與市場經濟》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chuàng)稿件，主編原廓、作者明憶，任何媒體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部分圖片來源網絡，如有版權問題，請與我們聯(lián)系。從秦皇到唐宗，關中地區(qū)出皇帝的龍脈，為何斷在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