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上半葉，通過明治維新強大起來的日本逐步試圖蠶食控制乃至滅亡中國。先后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和全面侵華戰爭，在盟國的幫助下，中國人民最終奪取了抗戰勝利，在14年的抗戰中，有大批中國人為日本，內地偽政權和偽滿洲國、偽蒙古政權效力，他們被稱為“漢奸”。

但是，這些漢奸中，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他們良知未泯，委身于敵營，甘冒奇險，用各種方法為抗戰勝利作出貢獻。其中就有一位幕后英雄，他因生活所迫，身在日方擔任翻譯官，接觸許多絕密情報，在李宗仁的感召下，接連送出關鍵情報，是著名的“臺兒莊大捷”的關鍵人物，可以不夸張地說，沒有他，臺兒莊大捷可能不會出現，但是，抗戰勝利后，他還是多次被貼上“漢奸”的標簽，不得不遠赴日本定居直至去世。值得慶幸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他的歷史功績終于逐漸得到官方承認，這無疑是他希望看到的，他就是鮮為人知的“超級間諜”——夏文運。

與日本淵源頗深，“九一八事變”后因失業被迫為日本人擔任翻譯官

1905年，夏文運出生于今大連市金州區七頂山滿族鄉大朱家屯，自小就讀于日本人所辦的中小學，據說他的日語說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因此，1919年考入旅順師范學堂讀書，畢業后因成績全優，被日本控制的“滿鐵”公司資助到日本讀書，畢業于日本明治大學法科。1931年春回國應聘為盛京馮庸大學教授，兼任校長馮庸的秘書。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因學校內遷，夏文運失業了，生活陷入困頓。機緣巧合之下，夏文運被人介紹到偽滿洲國的政府機關工作，后來因為夏文運日語好，又有在日本的生活學習經歷，擔任了關東軍司令部情報課長和知鷹二的隨身翻譯，并且受到重用，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崗村寧次等日本高層軍官關系密切，可以接觸到很多高層的情報。

愛國之心未泯，夏文運被桂系軍閥李宗仁發展為內部線人

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前，日本人就有繼續占領中國土地的打算，為了對抗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日本人多次試圖拉攏和收買地方軍閥，試圖分化中國政治和軍事力量，占據廣西，實力強勁的桂系軍閥也成為日本接觸的目標。

1935年，和知鷹二奉命與李宗仁見面接觸，夏文運也跟隨和知鷹二與李宗仁多次見面。在接觸的過程中，李宗仁很敏感地感覺到這個中國年輕人愛國之心猶在，便私下找機會把夏文運約到家里交談。果然不出所料，當李宗仁對夏文運提出“你的家鄉都被日本人侵占，你為何要還要為日本人做事”的問題，這個問題立刻擊中了夏文運內心深處最柔軟的東西。

此時的他雖然為日本人做事，卻良知未泯，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根在哪里，卻不得不以為侵略者服務來維持個人生計。甚至為了避免被別人知道自己的底細，夏文運在對外交往的時候，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與“何”字在日語中發音相似，他對外一直稱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想到自己背負上“漢奸”的罵名，夏文運禁不住流下了眼淚。李宗仁看到這種情況，感覺可以爭取一下夏文運為國家效力。便緊跟著又問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戰爆發，你愿不愿意替祖國盡點力？夏文運聽后，一邊擦拭眼淚，一邊表示同意：如有機會報效祖國，當萬死不辭！

從那時候開始，夏文運便正式成為李宗仁的高級情報人員，兩人通過秘密電臺和專用密碼進行單線聯系。

“臺兒莊大捷”得到夏文運鼎力相助

抗戰之初，在淞滬會戰失利，南京淪陷后，為徹底迫使蔣介石投降，日軍打算南北夾擊攻取戰略重鎮徐州，在危難之際，國民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率領一幫雜牌軍，經過浴血奮戰，取得了“臺兒莊大捷”的勝利，大大提振了抗戰信心。

實際上，除了前線將士奮戰之外，“臺兒莊大捷”還有賴于李宗仁及時準確的戰略部署和兵力調動，這都離不開夏文運源源不斷的準確情報。

當李宗仁因兵力有限，無從判斷日軍的南北兩支軍隊的戰略部署時，夏文運從上海發出絕密情報:日軍南動而北不動。于是李宗仁就把張自忠從北面調到南面，在淮河一帶擋住了第十三師團。

當日軍在南面戰線受阻，日軍大本營命令甲等師團板垣師團向南進發。又是夏文運及時通知李宗仁:板垣師團將從膠濟線南下。李宗仁急忙將龐炳勛軍團調往臨沂，以阻止板垣南下，龐炳勛軍團只有5個步兵團，戰至3月中旬，已漸漸抵擋不住日本號稱"陸軍之花"板垣師團，遂又向李宗仁請求支援，但此時國民黨軍隊南北戰線都很吃緊，李宗仁不敢貿然調兵遣將。李宗仁十分苦惱。

就在此時，夏文運又送出絕密情報:日軍北動而南不動。正是憑借這份關鍵情報，促使李宗仁下定了從淮北前線抽調張自忠北援的決心，這次兵力部署取得了勝利，徹底粉碎了板垣、磯谷兩師團會師臺兒莊的企圖，從而為臺兒莊大捷創造了條件。可以說，如果沒有夏文運的及時情報，李宗仁憑借手里現有的西北軍、東北軍、川軍和桂軍等非中央軍，能不被日軍吃掉就不錯了，哪里還有機會取得“臺兒莊大捷”的可能？

夏文運此后只要有機會就送出自己掌握的絕密情報，幫助李宗仁掌握日軍動向，直到1939年一次國民黨高官在被采訪時無意間泄露了情報來源，導致了日本人開始懷疑夏文遠，到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人終于發現了這個超級間諜，立即在上海展開滿城搜捕。夏文運東躲西藏，躲到了香港。

此時的他仍然背負著“漢奸”罵名，費了好大功夫才洗脫了漢奸嫌疑，返回山西繼續從事情報工作。

抗戰勝利后，夏文運仍無法擺脫“漢奸”標簽，最終遠赴日本定居

抗戰勝利后，1946年，本以為可以迎來新生活的夏文運被軍統頭子戴笠逮捕入獄，理由是抗戰期間為日本人賣命，李宗仁聞訊后親自出面保釋夏文運，這才使得他擺脫牢獄之災。但夏文運的厄運還遠沒有結束。新中國成立后，夏文運再次以涉嫌為日本人做事的名義遭到通緝，又被上海盧灣區警察局逮捕，后經進一步調查核實，夏文運在職期間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經常幫助八路軍進行物資運輸，并掩護、解救過包括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在內的多名領導干部的生命，在上海市委情報委員會書記吳克堅的關照下，夏文運被無罪釋放。但是，經歷了兩次入獄的夏文運，擔心再次受到不利影響，最終在上世紀50年代初變賣了自己的家產，攜日本籍家人先是前往香港，后又赴日本定居，從此不再踏上祖國土地，以經營日本料理店為生。1978年，夏文運在日本去世，享年72歲。

淡泊名利，去世多年功績終獲國家承認

必須指出的是，夏文運甘冒奇險，忍辱負重，為國家提供絕密情報將近7年，卻拒絕收取報酬，夏文運62歲時寫了一本書，叫做《黃麈萬丈》，里面也沒有記載關于他為國家提供情報，幫助抗日的事跡。夏文運也一直保持著自己中國國籍的身份。

另一方面，有良知的人們終究沒有徹底遺忘夏文運的歷史功績。作為深知夏文運作為的桂系人物李宗仁在1965年回國后，時常提及夏文運，在他晚年所著的《回憶錄》中，他對夏文運帶來的情報以及由此帶來的幫助贊譽有加:“何君（即夏文運，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險，為我方搜集情報，全系出乎愛國的熱忱。渠始終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義，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濟。如何君這樣的愛國志士，甘作無名英雄，其對抗戰之功，實不可沒。”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大陸方面逐漸認識到了夏文運對抗戰勝利的功績。2002年，他的英名已載入《大連人物志》。2011年，夏文運故居被列入了大連市重點文物保護名單。他的歷史功績終于得到祖國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