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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買下牛頓的大量未發表筆記，其中包括超過10萬字的關于這位偉大物理學家秘密煉金術實驗的內容。凱恩斯看不懂，但大受震撼，稱這些筆記“完全是魔法（magical），完全沒有科學價值”。

此意外發現，加上牛頓對于從《圣經》的《大衛之書》（Book of David）中尋找加密信息的癡迷，似乎表明——用凱恩斯的話說，牛頓“不是理性時代的第一人”，而是“最后一位術士”。

牛頓并非唯一一個迷戀神秘學的大師。許多為奠定現代科學基礎做出重大貢獻的先驅都相信世間充滿奇異：女巫、獨角獸、美人魚、預示未來的星星、能變出黃金或煉出長生不老藥的賤金屬。與這些知識精英身處同一時代的廣大文盲群體也有此信念。

在信仰神秘學——或者說信仰魔法——的科學先驅中，有現代化學開山鼻祖，提出波義耳定律的17世紀英國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也有開創現代生物學分類命名系統的分類學之父、18世紀瑞典生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知識精英的神秘學信仰非但沒有扼殺新發現，反而助力他們耐住煉金術實驗室炎熱和煙霧彌漫的環境，在天文塔的陽臺上度過漫長寒夜。

要理解神秘學/魔法對科學進步的推動作用，不妨看看當時歐洲人的學習狀況。

在整個中世紀，大量學者都堅信知識只能從古代文獻里獲得；高等學府只教授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偉大科學家托勒密以及醫學大師蓋倫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完整，而且翻譯質量通常很差）。

此外，偏離先哲的思想是一種罪行：在14世紀的牛津，如果有學者反駁亞里士多德，他可能被罰款5先令。好奇心被視作與欲望同等的罪惡。因此那個時代的人要擺脫古代思想束縛，需擁有強大動力。

16世紀的瑞士醫生帕拉塞爾蘇斯屬于第一批打破陳規的有影響力的思想者。這位毒理學之父在醫學中開創性地使用化學品，是當時最先倡導實驗與觀察之重要性的先鋒人物之一。他的思想體系為科學方法奠定基礎。帕拉塞爾蘇斯曾公開焚燒蓋倫和“世界醫學之父”伊本·西那（ibn-Sīna）的著作，向同行展示自己對舊著的態度。

是什么促使他采取這種實驗至上的方法呢？原因或許在于，對帕拉塞爾蘇斯而言，實驗就是一種魔法。

他的作品將科學觀察與神秘學融合。他相信醫學、占星術和煉金術密不可分——它們以不同方式揭示了上帝藏在自然中的神圣真理。帕拉塞爾蘇斯認為自己可以算魔法師，就像他對摩西和所羅門的看法，也像150年后牛頓對自己的看法。他也相信，神圣的知識不僅可通過研習經典獲得，還可在研究自然的過程中迸發，那個煉金術工作臺，那片星空——它們比任何塵封的老教材都更有助于你走向上帝！

帕拉塞爾蘇斯相信，通過研究自然可以獲得神圣的知識。在他看來，實驗是一種魔法，可以揭示世界的秘密

帕拉塞爾蘇斯的“準科學”、“準魔法”的世界觀對后來幾個世紀的科學家都有深遠影響。

正如當代歷史學者維奧萊特·莫勒（Violet Moller）所言：“在我們理性、有序的21世紀人類看來，16世紀的知識地圖顯得雜亂無章，是自相矛盾、令人困惑的，當時人們在研究魔法的同時，也研究幾何學，癡迷于尋找‘賢者之石’（煉金術師眼中能將一般賤金屬變作黃金等貴金屬或者煉制長生不老藥的點金石），占星術是許多生活領域的基礎。”

而正是在那個魔法與自然的混合熔爐中，真正的科學誕生了。

不妨以丹麥貴族、天文學家兼占星學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為例。在一次決斗中，他失去了鼻子（甚至差點丟掉性命），由此對帕拉塞爾蘇斯醫學和占星術產生濃厚興趣。當時的學者們被鼓勵通過查閱星歷表而非以仰望星空的方式來研究恒星位置。但布拉赫對既定科學規范的尊重程度與帕拉塞爾蘇斯半斤八兩；他意識到那些星歷表并不準確。他畢生致力于制作出當時歐洲最準確、最全面的一份星表，并在此期間開發了新的觀測技術和儀器，包括用于測量天體高度和角距離的六分儀。

與帕拉塞爾蘇斯一樣，布拉赫也相信研究宇宙能讓他更接近上帝，同時癡迷于占星術和煉金術。在其著作《新星》 （De Nova Stella） 中，布拉赫記錄下對超新星的觀察，并因此名聲大噪。觀察結果不僅包括恒星的位置和屬性，還有在他看來這顆新星預示的騷亂與不幸。過了五年，他觀察到一顆令人不安的彗星，隨后向丹麥國王和王后發送秘密報告，警告稱：“所有生物的永恒安息日即將來臨。”

國王和王后對占星術預測十分重視，就像那個時代的許多統治者一樣。他們都無法抗拒用占星術預言獲得智慧的理念，無法抗拒從水銀中煉取黃金以及用賢者之石實現永生的誘惑。因此，在還沒有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時代，科學是富貴人的游戲，由權貴直接贊助，占星家和煉金術士則是宮廷科學研究中的固定成員。

有史以來最慷慨的科學贊助人似乎是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Emperor Rudolf II）。從1570年代開始，魯道夫在布拉格的宮殿里雇傭了數學家、占星家、儀器制造師和多達200名煉金術士。他忽視自己的政治職責，而選擇與煉金術臺以及自然哲學家共度時光。他宮殿里的工作室是最棒的。他的“珍奇柜”里有來自新世界的稀有物品，包括一只“獨角獸角”（后來被發現是一角鯨的長牙），可供科學家研究。他是第谷·布拉赫以及德國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約翰尼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的贊助人，為他們提供資金和資源，與他們長期保持密切聯系，直到自己于1612年去世。

這些投資，無論其贊助人懷揣何種神秘學動機，客觀上都帶來了真正的科學進步：煉金術引發人們對采礦和礦物研究的興趣，改進了蒸餾工藝、熔爐設計、通風系統以及玻璃和陶瓷制造技術。對占星術的興趣最終導致更先進的透鏡、鏡子、天文設備甚至是時鐘（用來給星星的運動計時）的出現。

甚至到了已經出現皇家學會等知名科學機構的17世紀，科學家仍對超自然現象著迷。

皇家學會會長牛頓從事煉金術并破譯所謂的圣經預言。

另一位受人尊敬的學會成員、自然科學家肯內爾姆·迪格比（Kenelm Digby）爵士相信所謂的“武器藥膏”（weapon salve）——一種治療傷口的藥物，不涂傷口本身，而涂到造成傷口的武器上。

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曾花費大量時間研究第二視覺，即一些蘇格蘭高地人擁有的預知未來的能力。

“我思故我在”的現代哲學之父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就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的“死尸會在兇手面前自發噴血”現象作出了科學解釋。

因發現人體血液循環而聞名的英國生理學家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曾解剖一只蟾蜍，并認為這是女巫的使魔。

1749年時，卡爾·林奈還在敦促瑞典皇家科學院尋找美人魚。

回過頭去看，上述種種聽起來簡直荒謬。但正如一些科學史研究者所言，這個世界就是充滿了奇異，真正的科學方法是“保留哪些判斷可能而哪些不可能”，是“觀察和實驗”。對于17世紀的科學家來說，只要能通過實驗研究，啥都可以搞。

對于女巫、美人魚和賢者之石，現代人只會一笑而過，但幾百年前的科學先驅正因對這些事物的好奇心，正因對神秘學的迷戀，讓更多人逐漸擺脫陳規，最終推動了真正的文明進步。

從這個意義上說，好奇心就是一種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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