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飏

網絡宋粉和宋黑之爭由來已久，其實雙方俱失。宋黑一般同時是漢粉、明粉，所以其黑宋主要是恨宋朝社會管控不及漢、明，虐老百姓不夠兇狠，以及因此對擴張不夠熱衷，這當然是不對的；宋粉注意到了宋朝比漢、明開明之處，但蓄意將宋朝美化為“近代社會”則牛頭不對馬嘴，隱瞞其仍是秦制王朝的一面，混淆大眾認知，其危害則更大。總的來說，宋黑合理性最低，宋粉有一定合理性但問題巨大，歷史愛好者不應該淪為朝代粉，如果一定要粉，還是粉公民社會為宜。本文以高屋建瓴的角度，講述宋朝優于漢、明但仍然不怎么樣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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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時，有一位著名的詞人宋祁（就是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的作者）在朝為官。有一天，他來到京師汴京城郊外，在田間地頭遇到了一位老農。我們的宋大詞人向老農打招呼道：“老人家田間勞作，櫛風沐雨，非常辛苦啊！今年收成不錯，少的人家收獲了上百個圓倉（糧食），多的人家收獲了上萬箱，這是老天爺的保佑、皇帝的恩賜啊!”

宋祁的話馬上召來了老農的反駁，老農說：“你的話真是庸俗鄙陋!你根本不懂得農業生產是怎么回事呀！春天地氣上升、土地潤濕，夏天太陽暴曬，我都竭盡力氣拼命干活，割草、拔草、整地，才能不錯過農時。秋天萬物收斂。冬季萬物伏藏。我召集全家，抓緊時間修蓋草屋，整治土地，恢復地力。今天所獲得的豐收，完全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得來的，哪里是什么老天爺的保佑？我自食其力，依法納稅，官府不能剝奪我勞動的權利，也不可以搶走我稅后的余糧。今日的收成與歡樂，都是我應該享有的，哪里是皇帝的恩賜？我年歲大了，經歷的事多了，從來沒有見過不努力勞作而可以靠老天爺的保佑、皇帝的恩賜過上好日子的。”說完老農頭也不回就走了。

故事里這位宋代汴京城郊的老農明確指出豐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勞動的結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賜，也與皇帝無關。這種言論，代表了宋代民間產生的新觀念——把個人財產與皇帝、官方區分開來。這種新觀念的產生，是時代和社會演變的結果，也是引發一系列變化的緣起。

第二章中，我們曾經描述過秦漢至唐前期傳統社會的崩潰和唐后期至宋新的社會形態的形成。最為基礎的變化之一就是私有制的迅速發展。唐中期以前，國家通過占田制、均田制調整土地關系維持土地占有的穩定。以均田制為代表的中古的田制，其顯著特點就是限制占田的數量，限制土地兼并和私有制的發展。理論上，在這種田制之下，民間土地等財產來自君主，官府實行土地的授予與調整。

然而，自從中唐以來土地買賣日漸頻繁，以至宋代有“千年田換八百主”之說。這樣，中古田制再也難以實行。土地擺脫了中古田制的束縛，均田制瓦解，“田制不立”代之而起。均田制瓦解意味著限制土地私有的制度廢除，土地私有制得到保障，大力發展，并占據了主導地位。

因此，到了宋代，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上，民間就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汴京老農那樣，都認為土地財產并非來自皇帝，而是自己購置的，土地自由買賣流通，人的貧富不斷變化。土地財產所有權和社會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不再世襲、固化，而是自由發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當如怒斥宋祁的那位老農一樣，大多數人相信不是皇帝養民眾，而是民眾自己養自己時，君民關系、官民關系對立逐漸明顯。

宋代繪畫中的農田與農民

[南宋]朱銳《春社醉歸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私有制的發展，不僅僅發生在農業領域。總體來說，宋代經濟的各個領域，私有制的發展都具備一個顯著的特征。私有制使人民對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的占有得到了更大的保障，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這對經濟發展的刺激是非常明顯的。

在私有制的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的高速推進以及隨之而來的君民關系、官民關系的對立，唐中期至宋代的官員越來越發現，不能再簡單依靠傳統的統治手段實行統治了。對統治者來說，在社會基本面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不得不調整治理手段以適應新的變化。

在秦漢至唐前期的傳統社會中，政權實施統治主要依靠管制為主的統治方式，統治者依靠國家權力通過命令禁戒等手段實行管制，強制被統治者遵守、服從官府提出的要求。政府以管制為主來統治，如限制民眾的遷徙自由，強迫民眾交納賦稅、服勞役，對民眾實行人身控制，限制土地等生產資料私有等。

管制為主的統治會限制民眾的自愿性和私人活動，壓制私有制的發展，可能使生產者失去積極性、主動性，導致經濟上的無效率性、高成本、低質量，嚴重的可能激化沖突釀成民變。

唐中期以前，國家機器主要依靠管制模式下農業的賦稅、勞役的支持。然而在私有制極大發展、國家對民眾的人身管制松弛、商品經濟日漸發達的晚唐至宋代，再依賴農業稅收和建立在人身管制之上的勞役維持政權已經難以為繼。宋代人已經明顯意識到，龐大的軍隊、政府機構的負擔，已經不可能靠農業收入來支撐了。

當時已有人認識到工商業的興盛體現出的私營工商業自由競爭的優越性。于是，他們紛紛主張應對私營工商業因勢利導，官府再以稅收等手段進行分肥，達到官民共利。北宋時期有不少執政官員已經主張如此操作。最著名的，當屬宋仁宗朝“慶歷新政”的主導者范仲淹和他的支持者歐陽修。

范仲淹就認為，國家應該放開對鹽茶等專賣品的禁榷，“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因為國家放棄壟斷只對商賈征稅，不但能減輕農民的稅務負擔，促進農業生產，而且無損于政府財政收入。歐陽修就更加明確地提出過“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

而想發展工商業，傳統以管制為主的統治手段已經成了明顯的阻礙，宋代的經濟管理出現了劃時代的變革，即從以管制為主的“統治”逐漸轉變為以協調為主的“治理”。

就如司馬光總結的“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余”，才能達到“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的雙贏效果。這種“養其本原而徐取之”的理念使得“放水養魚”式的經濟政策成為宋代經濟史有別于前代的一大特點。

山西運城(北宋河東路解州)鹽池

鹽池所產的解鹽是北宋入中貿易的重要經濟支撐

宋代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官退民進浪潮，國家越來越多地退出經濟的直接經營，把更多的經濟空間讓渡給民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貢獻了宋代財政收入相當一部分的專賣制度即禁榷制度。

宋代沿襲前代，對鹽茶等物資實行禁榷即專賣。這一措施始創于戰國時期齊國管仲的莞山海政策，在西漢武帝時期通過桑弘羊推行的鹽鐵專賣得到繼承和擴大。“禁榷制度是封建國家對某些最為有利可圖的工商業行業實行政府壟斷經營以獲取暴利。是官營國有的壟斷性工商業經營，直接為國家財政服務，是帝制中央集權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力干預和控制。”

時代發展到唐代中期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唐政府已經開始在禁榷的生產、銷售、分配諸環節引入商辦、民辦因素。

到了宋代，統治者“已經懂得，把政治利益絕對化是會損害經濟利益的，所以他們轉而從經營、核算、成本、利潤等方面來抓具體的經濟利益，從經濟利益中去體現‘最大的政治’”。統治者發現國家壟斷達不到利益最大化，便與商人合作，只是由國家牢牢掌握控制權，確保專賣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從而產生最大化利潤。

根據學者研究，宋代的禁榷即國家專賣的形式有五種。

第一種，從生產、運輸到銷售，全部由國家進行，但在所有征榷制度中，這類征榷所占比重最小，只有部分解鹽和蜀川官鹽井的產鹽是采取這種形式的。

第二種，國家不直接進行生產，而是僅給茶、鹽、礬等專業戶提供一定的本錢，全部產品統一由國家收購，國家自己出賣，或者轉由商人銷售。

第三種，國家控制產品的流通過程，對香藥之類就是如此。國家不進行生產，將進口的香藥之類舶來品，用抽解、和買的辦法，將其全部或一部分掌握在國家手中，然后通過榷貨務轉賣給商人出售。

第四種，國家既不控制生產領域，也不控制流通領域，準許生產者出售給商人，由商人進行銷售。嘉祐以后的東南茶法就是采取這種自由貿易形式，國家向生產者征收茶租，向商人征收茶稅。

第五種，國家既不直接插手生產領域，也不直接插手流通領域，但采取了更加嚴密的管理制度，從而保證國家的征榷之利。蔡京集團對茶、鹽法的變革大體上使用了這一形式，南宋則繼續了這種做法。

在這五種方法中，除了最少見的第一種，其余常見的四種分別在生產、流通、銷售不同的環節上引入民間商人，利用市場關系和商品經濟的規律與特點，讓出部分利潤來達到占有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除禁榷專賣領域外，宋代官方還大量引入了民營經濟的力量，在其他的手工業和商業領域也是如此。宋代發達的制瓷業、紡織業、礦冶業以及海外貿易等領域，民營經濟都占據了主導地位，相應的官營經濟也通過多種方式向民間開放。

宋代統治者除放開大范圍的經濟領域讓渡給民營經濟外，還將民營經濟引向財政支出領域。他們利用民營經濟比起官方行政手段更高效更快捷的特點，誘使民間商人發揮優勢，完成很多官方用管制手段原本要付出巨大成本甚至根本無法完成的任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一章中我們提到過的入中制度。

為了滿足西北邊境與遼夏對峙的大規模駐軍以及開戰后更大規模的軍需供應，北宋官府開始有意識地順應市場價值規律，利用商人趨利的本性，以價格作為杠桿撬動民營經濟為政府的軍事活動提供后勤支持。

北宋官方對商人入中到邊境地區的糧草等軍需物資的定價遠遠高出其實際商品價值和當地的市場價格，稱為“虛估”“加抬”。以現錢或茶鹽等禁榷專賣商品支付，從而使入中商人在高昂的成本之外，仍可獲得豐厚的商業利潤。

尤其是在戰爭期間，糧草等軍用物資的需求量巨大且往往時間緊迫，此時宋政府往往不惜重利誘使商人入中。“虛估”“加抬”后向商人開出的價碼大致是平時利潤的二三倍。在特殊情況下，甚至能達到原價的數倍之多。畢竟，如果沒有高額的報酬，商人不會輕易冒險長途跋涉販運。

北宋政府在戰時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愿意以如此優厚的價格吸引商人入中，是因為如果相同的任務由官府出面組織，花費的成本恐怕會達到物資原價的十幾倍甚至更多，遠遠高于高價入中的成本。

在此過程中，官府還不得不動用管制手段強行征發民夫進行運輸，更加容易引起民間動蕩，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相比之下，入中雖然看上去開銷甚大，但對北宋官府來說其實是相當高效省錢的選擇。

戰爭推動了入中制度的施行。圖為宋畫中的軍人

[北宋]李公麟《免胄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代一改之前朝代在重農抑商政策的指導下官府與工商業主的強制關系，而是引導利用民營經濟完成政府任務，這樣做的結果，實際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平等自愿的合作關系。

如招誘商人入中的官府與入中商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不是采用行政性管制的強制手段來維持，而是以市場性的價格為杠桿，通過討價還價，最后達成相互協調合作。入中制度中商人的進入與退出，基本上是一種市場性的平等自愿的經濟行為，不帶有行政強制色彩。

與此同時，商人因利薄或無利可圖而拒絕參與入中的情況，在北宋相關史料中也是屢見不鮮。

官府雖然仍然是處于相對強勢主導的一方，但也不得不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征詢民間商人的意見。比如宋仁宗時，在朝堂上行政、軍事、財政、監察等各部門最高長官商議茶法時，也需要“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也就是說要找茶商征求意見。

但是，在時代和社會的劇烈變化面前，統治者上千年來形成的固有統治模式和邏輯，并不能快速地隨著社會的改變而改變，而是根深蒂固地反映在統治者的行為中，阻礙著社會的變化。

在宋代，傳統秦漢唐社會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利出一孔”經濟思想，依舊對宋代統治者的行為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與上文所說官府向民間開放工商業經濟領域讓利于民以“放水養魚”的思路截然相反，傳統的“利出一孔”思想來自春秋戰國時期的《管子》和《商君書》，主張國家以行政權力直接參與進入商業領域獲取經濟利益，以此充實國家財政。

“利出一孔”在實際操作上具有鮮明的特征：壟斷、抑商、強制。官府控制貨幣鑄造權和鹽鐵等基本生活物資的所有權；官府以官商的形式進入商業領域與富商巨賈展開競爭，把原本富商巨賈獲得的經濟利益轉移到國家手中；硬性頒布行政命令，以保證官府在經濟活動中的有利地位。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北宋官方在禁榷即專賣各個環節中引入了民間商人，但“官府控制貨幣鑄造權和鹽鐵等基本生活物資的所有權”卻是始終牢牢秉持，不曾放松過分毫的。范仲淹呼吁的徹底取消禁榷終究沒有實現。官府以官商的形式進入商業領域與頒布行政命令保證官府在經濟活動中的有利地位，我們在上一節已經有了清晰的了解。

對于“利出一孔”模式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的低效和破壞性，當時的有識之士并非沒有認識到，就如歐陽修指出的那樣，如果在禁榷制度的運行中官府想把所有專賣利益都收入囊中的話，在實際運作中只會適得其反，所得利益還不如開放通商后與商人分肥的收益來得大。

然而，“利出一孔”模式可以在短期內用涸澤而漁的方式連本帶利徹底壓榨出目標的所有經濟價值，其代價就是對相關領域內整個商業經濟生態的毀滅性打擊。因此，尤其在北宋朝廷遭遇財政嚴重壓力時，這一模式會成為統治者自然而然的首選模式，成為官府應對嚴重財政危機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途徑。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北宋的經濟政策運行中，“放水養魚”與“涸澤而漁”不斷交替甚至并行出現，成了影響汴京城乃至整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汴京的盛衰變化，也正是在這對矛盾的演化中走向不可挽回的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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