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建榕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是近代中國金融資產階級的著名領袖人物，他 在中國金融史上創造了多個“第一”，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被譽為“中國最優秀的銀行家”、“中國的摩根”，同時也 被認為是中國資產階級中與國民黨政權關系最密切的代表之一。

在新中國建立前夕，陳光甫的政治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拒絕繼續追隨國民黨，與中共有所接洽，但幾經猶豫，最后還是選擇了定居香港。 陳光甫的這一段經歷，在中國金融資產階級中具有典型意義。

不想給蔣介石抬轎子了

01

由陳光甫一手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舊影

1948年8月，“太子”蔣經國來上海“打虎”。9月6日，蔣介石親自出馬，召集上海銀行家到南京勵志社開會，他先談了一通不著邊際的空話，接著轉入正題，臉色鐵青地威脅道：“上海銀行界領袖只愛金錢，不愛國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腦筋毫沒改變?！缭偬撆c委蛇、觀望延宕或捏造假帳，不據實陳報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處理，采取制裁行動?！?/p>

在座者個個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來。

陳光甫沒有被召去，他知道這是蔣介石對他特別照顧，給他面子。他是看了報紙后，才了解會議的內容，心中陡生無限悲哀之感。他長嘆一口氣道：“上帝要使人滅亡，必先使人瘋狂。領袖之辭令嚴厲，實已瘋狂，國民黨真是氣數已盡。”心里想，虧得他未雨綢繆，在抗戰結束后將銀行外匯轉移到美國或組建公司進行投資，或購買美國股票，500多萬美元都有“正當用途”，而幸免上繳。

幾日后，幾位銀行界老朋友來訪，告訴他說，蔣介石父子可真動了殺心?。≡瓉?，這批銀行家剛回上海，又被蔣經國傳去訓話，上海浙江實業銀行不僅差點封閉，總經理李銘還被蔣經國罵得“面紅耳赤，神色頹唐”，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則被蔣經國限制“不準離開上?！薄ｊ惞飧﹄m然感到自己尚算僥幸，可蔣介石如此待人，總不脫過去的流氓作風。可不久，他連這點僥幸都消失殆盡。他接到報告，庫存還有100多萬美元，中央銀行要強行低價收購，陳光甫心猶不甘，卻也無可奈何。

實際上，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節節潰敗，以及經濟上最后的瘋狂掠奪，使陳光甫認識到蔣介石一意孤行，喪盡人心，國民黨的垮臺只是時間問題，他在日記中寫道：“愈來愈清楚共產黨人將來到并占領上海?！被叵肫饑顸h執政以來的種種做法，他覺得這種結果是必然的。

正如周恩來當時所說，歷史發展到這一步，“一方面，我們已用事實證明給老百姓看，我們有力量打倒蔣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蔣介石，就連上層分子（除了少數反動集團外）、中產階級也不想給蔣介石抬轎子了，也要推翻他了”。陳光甫也不例外，他確實不想給蔣介石抬轎子了。

關注中共經濟政策

02

陳光甫的出國護照

這陳光甫確非等閑之人，是近代上海史上的一位經濟奇才。

陳光甫早年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1915年6月與莊德之等人合創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當時銀行額定資本僅10萬元，人員僅7人，規模極小，人稱“小小銀行”，誰都沒有想到它以后會有如此快的發展速度及在上海金融中心形成過程中的地位。至1935年，上海銀行已擁有500萬元的資本，275萬元的公積，1300多名職員，40多家分支行，1億4千多萬元存款，“占今日全國銀行界中數一數二地位”。1923年，上海銀行創設了旅行部，是中國第一家經營旅行業務的機構，即為后來著名的中國旅行社。

陳光甫既有如此實力，又有如此能耐，與中國銀行的張公權、交通銀行的錢新之和浙江實業銀行的李銘一起，號稱“金融四劍客”，自然成了所謂江浙財閥的代表人物。陳光甫與蔣介石的關系日益密切起來，蔣介石器重他的程度，決不亞于對任何一名部長級官員。陳光甫雖然主張在商言商，不愿卷入政治漩渦中，但每屆政局劇變的關鍵時刻，只要蔣介石等人再三邀約，他總是“挺身而出”，一試身手，如1927年出任江浙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主任，傾力支持蔣介石上臺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抗戰前后，陳光甫出使美國，簽訂了著名的中美白銀協定和桐油借款。到了1947年4月，蔣介石迫于形勢改組政府的時候，蔣又千方百計勸說他出山，陳光甫的政治熱情再次高漲，成為29名國府委員之一。

陳光甫赴美談判時與駐美大使胡適（右）和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中）合影

可是，事過境遷，隨著形勢的發展，陳光甫對蔣介石越來越失望，對國民黨政權越來越失望，念及前途茫茫，不禁涕然而下。他也不得不面對現實，考慮自己的一條出路。

從這時開始，陳光甫相當注意中共的有關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當然他的意圖是希望解放軍進城后，仍能維持各項“生意”。他要求銀行的工作人員，收集、研究有關中共財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供他參考，這些資料現仍保存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案卷中。銀行的內部刊物《海光》，也刊載了諸如解放區土改的文章，甚至章士釗致李宗仁勸他歸順人民的長信。這些文章能夠在上海銀行的內部刊物中發表，也說明了陳光甫的態度。中共地下黨曾通過有關渠道，給陳光甫郵寄解放區的宣傳品，使他對我黨政策有所了解。

不過，陳光甫并不敢與中共直接接觸，一則他覺得沒有必要，對共產黨也不太了解。二則生怕一著不慎，反而招致不利，受到國民黨的迫害，畢竟上海尚未解放。所以一直比較小心謹慎，躊躇觀望，他做生意以穩健著稱，考慮前途更是冒失不得。

1948年12月初，陳光甫為了計劃退路，悄然去香港考察，但仍十分留意國內的形勢變化，尤其是中共的經濟政策，由于兩地遙遠，信息不靈，心中頗為茫然。這時香港的一份英文報紙MORNING POST（晨報），登載了“中共及各團體”的一份宣言，說共產黨取得政權后，允許私人經營事業等等。陳光甫看后，甚感安慰，他對友人說，“如果照報上說的一樣，倒還不錯，我們在上海的事業尚可維持一短期”。

興奮之下，他在香港立即發了一份電報，要求在上海的銀行負責人伍克家，“盡快熟悉新方針，使事業方針配合新的社會環境”。他決定繼續住在上海，觀察一段時間再說，手下人不解，怎么到了香港，又念起上海的好處來了。陳光甫向他們解釋說：“一來搬家費事，二來共黨政策不擾動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仿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畢竟上海是我們的根??！”陳光甫雖然害怕“共產”，卻認定不管什么社會，生意總是要做的，所以一顆心才安定下來。

李宗仁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引退”，總統職務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陳光甫為此先是高興，想李宗仁總要民主一些，也愿與中共和談，這樣的話，內戰就有希望停止。后來見蔣介石仍是實權在握，人在溪口，還是有軍政大員川流不息趕去匯報，李宗仁如同傀儡一個，心里就涼了半截。

當時，李宗仁愿以中共所提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為此他要求組織一個“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北平試探虛實，他稱之為和平“敲門磚”。

李宗仁與陳光甫關系非同一般。早在北伐時，李宗仁就看重陳光甫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影響，與他結交，成為知已，兩人在武漢時多次促膝長談。據李宗仁回憶錄記載，有一次李宗仁似有重任要托付，陳趕忙擋回，半真半假地說：“將來，等老兄當了一國之元首時，無論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

這時，李宗仁真的當上“一國之元首”，馬上想到陳光甫，遂親往陳府，再三邀請他擔任代表團成員，陳光甫審時度勢，知道蔣介石已經玩完，你李宗仁又有什么辦法？何況蔣仍大權在握，你李宗仁作得了主嗎？于是，他對李宗仁說了一堆理由，婉言謝絕說：“大勢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加上我的身體已不適合擔任這種任務了。我這把年紀，也早應該退休了。”

這一年，陳光甫已經年近古稀，他曾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退休的事情，或者說，他把退休作為脫離政治漩渦的一個最好借口。

中共的誠意召喚

03

南京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

新中國建立前后，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到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因此對像陳光甫這樣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采取了強有力的統戰政策，希望他能留下來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出力。

據史料記載，陳光甫不愿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不僅李宗仁感到失望，就是北平方面也有點遺憾。中共希望陳光甫能參加代表團，能來北平商談和平事宜，目的自然是借此影響他的去留。當陳拒絕參加的消息傳出后，李宗仁在北平的一名代表反饋了北平方面的信息，其中一個意思是，中共對陳不來北平特別失望。此情報應該有一定根據。代表團成員之一的章士釗也對陳說，他也收到了北平的電報，共產黨人渴望陳參加代表團，歡迎他來北平。

這可能是陳光甫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中共的誠意。陳光甫也知道，共產黨人希望他到北平去，是想從他身上獲得經濟方面的經驗，特別是如何使解放后的上海在經濟上成功運轉的辦法。在這個問題上，陳光甫是有名的親美派，他相信除了繼續依賴美國，爭取美援外，其他一切辦法都不能解決嚴峻的經濟問題，而中共當然不會同意他的看法。這樣一來，陳光甫內心感到，共產黨與他之間，恐怕沒有進行討論的共同基礎，因此不談也罷。

1949年春，上海尚未解放，中共又給上海銀行以特殊待遇，委托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五家銀行，“為人民銀行代理北平以外各大城市之匯兌業務”，并得經營外匯業務。陳光甫一方面心領神會，一方面又擔心會因此觸怒國民黨政府，給自己帶來不利，因此始終邁不開步子。他在日記中寫道：“共方核準本行為國內匯兌銀行之一，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國民黨政府惡意誤會，惟有少做，點綴而已?！碑敃r平津已經解放，陳光甫暗暗給上海銀行天津分行匯去不少美金外匯，讓他們在北方經營外匯業務。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舉行

1949年9月，北京剛剛進入秋高氣爽的季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成為中國人民的大憲章，其中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眹覒{劑國營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等，“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據上海銀行老職員回憶，陳光甫出走前夕，毛澤東曾托人送了一套《毛澤東選集》給他，陳光甫也回送了一部他收藏的清人書法冊頁。

可惜，中共的誠意召喚和各項優惠政策，都沒有能留住陳光甫，不久陳光甫經泰國到了香港。

1949年3月29日，陳光甫赴泰國曼谷參加遠東經濟委員會會議。會議間隙，他考察了泰國的旅館業，并擬參與投資。4月5日會議結束后，陳光甫即轉赴香港。也就是說，他利用了這次會議的機會，由泰國到達香港，并非一些論著所說是從上海直接逃到香港，或先到倫敦再到香港，時間上也不是一些論著所說的4月下旬。有趣的是，陳光甫在泰國參加會議時，曾與泰國總理鑾披紋見面，他看著鑾披紋的臉，不知何故就聯系上了蔣介石，說鑾披紋“面孔上的獨裁風度與中國軍人如蔣先生相仿”，顯然，在陳光甫的心里，他也將蔣介石看作為獨裁軍閥了。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