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濟源市濟瀆大街北側，坐落著一座規模宏大的全國文保單位：濟瀆廟。濟瀆廟，全稱濟瀆北海廟，是朝廷為祭祀天下“四瀆”神之一的濟水神所建。該廟平面布局呈“甲”字形，又說為“龜”形，意為金龜探海。主體建筑排列在三條縱軸線上，前為濟瀆廟，后為北海祠，東有御香院，西有天慶宮，形成了以濟瀆為主、遷延北海、天人合一、四瀆同祭的格局，是歷代朝廷祭祀水神的地方。

一部濟瀆廟興衰史，也是中國古代水神崇拜史的縮影。它始建于隋開皇二年（582年），歷經唐、宋、元擴建，至明天順四年（1460年）達到巔峰，占地面積33萬余平方米，擁有建筑400余間。其后，濟瀆廟逐漸衰敗。

濟瀆廟

嘉靖十九年（1540年）初，鄭王朱厚烷突然上疏朝廷，請求將濟瀆廟及其附屬產業賜予鄭王府，用的理由為：他不忍心看著廟宇頹圯，打算接手過去進行修繕，以便就近祭祀為圣壽祈福。江河淮濟四瀆與五岳、五鎮、四海并為朝廷最隆重的正祀山川神，你一介藩王意圖把這一活計接過去意欲何為？故明世宗不作二想的直接否決，同時下令重新開啟對濟瀆及北海神祠的祭祀典禮。

“（二月）甲戌，令典濟瀆及北海神祠。河南濟源縣土俗，每三月廟會，諸列肆地攤錢及香緡，悉有司徵充公費。廟地若干畝，則住持道士耕種之。至是，鄭王厚烷奏稱廟宇頹圯，請賜給為業，歲收前項緡錢、地租漸次修理，以便焚修祝圣壽。禮部請從之。詔：以岳瀆正祀，朝廷重典，不許。”（《明世宗實錄》）

這位主動僭越名位，引起當朝皇帝不滿的鄭王殿下，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呢？

努力交好皇帝的藩王

朱厚烷，生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為鄭懿王朱祐檡（音zhái）的嫡四子，生母鄭懿王繼妃閻氏。

正德十六年（1521年），鄭懿王去世。朱厚烷作為其唯一在世的嫡子，照例當在守孝期滿，也即嘉靖二年（1523年）前后襲爵，因尚在沖齡，直到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朝廷才遣使正式冊封他為鄭王。

宗王去世后歲祿停發，為解決其遺孀及未成年子女的生活問題，只要提出申請，朝廷會發放一定數量的養贍米。鄭懿王去世后，為保障朱厚烷母子的生活用度，朝廷兩次賜予鄭王府養贍米，嘉靖元年歲給二百石，嘉靖三年增加到五百石。

朱厚烷一系屬于小宗入繼大宗，且是因三支盟津王系自己作死痛失繼承權，才被餡餅砸中的幸運兒。故兩代鄭王頗有危機感，在數十年間做地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如何鞏固自己一系的權位，低調做人的同時交好當今實屬必然。

元代嘉禾圖軸（局部）

嘉靖九年（1530年）八月，懷慶知府王得明因境內誕生瑞麥、嘉禾、瑞瓜等祥瑞而受到朝廷嘉獎慰勞。

祥瑞，又稱“福瑞”，指吉祥的征兆，被儒學認為是表達天意的、對人有益的自然現象，禾生雙穗、地出甘泉、奇禽異獸降生等都被認為是祥瑞。

王得明能得此嘉獎，鄭王朱厚烷在背后出力不小，他上疏朝廷稱懷慶境內祥瑞頻現，乃“得明善政所召故也”。此舉表面上是在夸獎王得明是廉潔奉公治世能臣，暗地里則是歌頌明世宗知人善用。這一記馬屁下去，自然龍顏大悅。

受此鼓舞，朱厚烷再接再厲于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獻上兩對白鵲。所謂白鵲，其實就是白化的喜鵲，自古以來在民間視喜鵲為吉祥鳥，更何況這是渾身白色羽毛的喜鵲，白色本來就是純潔的象征，白喜鵲更是世間罕見，是以被認為是一種祥瑞。

此時恰逢大議禮之后的明世宗為給自己正名，勵精圖治進行嘉靖新政時期，鄭王進獻白鵲可謂是搔到了他的癢處。接到朱厚烷的進獻，明世宗很是振奮，搞了一系列盛大儀式以示慶賀。文武百官也非常捧場的揮毫潑墨撰寫歌賦以進。

“辛巳……鄭王貢白鵲二雙。上命薦之宗廟，獻之兩宮，傳示百僚庶職。廷臣多獻《白鵲項賦》者。”（《明世宗實錄》）

朱厚烷以一招進獻祥瑞，給自己賺足了皇帝好感度，以至于后來者眾。比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徵王朱厚爝，以祥瑞白兔并賦頌一篇以進。明世宗按鄭王例給予嘉獎，只是當禮部尚書嚴嵩等提出按當年進獻白鵲的儀式再來一遍時，被皇帝否決。所以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可能會遭點罪，可一旦成功必然吃的唇齒留香。

白喜鵲

當然朱厚烷也不盡搞些虛頭巴腦的事。明太祖對子孫的教育非常重視，不僅自幼給予優良的教育環境，之國時還會賜予各種典籍，勉力他們讀書明理。受此影響，明代宗室人品雖然良莠不齊，但文化水平普遍較高，才能出眾名留青史者為數不少。

史書稱鄭王“厚烷讀書能文”，在文學藝術上頗有建樹。他充分發揮這一優點，多次上疏請求典籍。在他的奏請下，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被賜予《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各一部，嘉靖十六年（1537年）十月又賜予《皇明祖訓》、《五倫書》、《為善陰隲》、《通鑒纂要》各一部。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為完成母后與父皇合葬的遺愿，舉行了大明最后一次皇帝出巡：明世宗南巡承天府。巡幸隊伍浩浩蕩蕩地由北京啟程穿州跨府的途徑北直、河南、湖廣三地，沿途地方官、藩王紛紛接駕。

二月二十九日，圣駕抵達河南衛輝府新鄉縣。按制藩王只能在自己藩地迎駕，然而朱厚烷很會做人，竟越境跑到新鄉覲見。結果也很完美，明世宗非但沒有批評他，反而給予了極高的禮遇，并加祿三百石。

“戊辰，駕抵新鄉。鄭王厚烷郊迎，入朝于行殿。上降旨勞王，賜宴如儀，遣英國公張溶、禮部尚書嚴嵩送王還國。尋賜書諭王，加祿米三百石。”（《明世宗實錄》）

正所謂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溜須拍馬也有拍在馬腿上的一刻。比如嘉靖十六年（1537年）禮部復核發現鄭王所進四道慶賀謝恩疏中“俱稱弟不稱臣，稱皇兄不稱圣號”。估計朱厚烷是想借此拉近與皇帝的關系，然而此舉明顯有違君臣禮制，有違《皇明祖訓》，被按上“輙用家人之禮，罔識君臣之分”的罪名，負有輔導之責的王府長史等官員因此被奪俸三月，同時將此事樹為典型通報天下諸藩，要求他們恪守君臣大份。

勸皇帝相信科學，遭堂伯背刺

朱厚烷雖然幼年失怙，可他有一位好母親：鄭懿王繼妃閻氏。閻氏在那個年代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她為人“貞孝賢德”，繼承丈夫的遺志，在嘉靖七年（1528年）終于為公公東垣端惠王朱見（氵貢）討得親王爵位，被追封為鄭定王。在朱厚烷因年幼無法掌權的時期，將鄭藩經營的井井有條。也正因此嘉靖十六年（1537年），鄭王殿下將母妃閻氏的相關事跡送入朝廷，請求史官采錄時，明世宗一口答應。

明世宗劇照

在母妃的言傳身教下，朱厚烷也成長為一位賢王。雖然為鞏固權位不斷設法交好的當朝皇帝，可他也有自己的底限，不會如族兄徽王朱厚爝那般意味媚上，以謀求私利。

明太祖朱元璋這位開國老祖為子孫計，特地制定了《皇明祖訓》即對宗室進行一定的約束，也給予了他們種種特權，以期讓他們至少能做個一生吃喝不愁的富家翁。奈何隨著時間推移，宗室規模暴增，對朝廷財政造成嚴重擠壓，為此變革、積欠紛紛到來，宗室悠閑的小日子一去不復返。

在這一過程中，宗室群體分化嚴重。親王、郡王等宗王構成的上層群體，因地位在那本身受影響較小，且作為一府大宗，對將軍、中尉為主的中下層宗室擁有莫大的管理權限。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本應該庇佑旗下宗室的宗王們唯利是圖，將手中權勢玩出了花，以至于很多宗室年過十歲都未得賜名，甚至終生未能成婚。

人性如此，概莫能外。偏偏朱厚烷是其中的異類。作為最頂級的宗室卻背叛自己的群體，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六月上疏朝廷，對各藩宗王奴役中下層宗室的行為提出激烈抨擊。他聲稱宗室擅自越關赴京擾奏之所以越演越烈，皆因宗王處事不公，將手中權力當成了生意。在宗王們的侵擾下，“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窮”不說，還對宗室動輒“棰楚慘酷”，由不得中下層宗室要赴京告狀。他建議朝廷對此進行約束，對膽敢肆意妄為的宗王“量罰祿米，以示懲創”。明世宗部分采納了這一建議。

“上曰：‘宗室越關赴愬禁例已詳。比以遷發太重，又慮有情非得已，每從寬處，乃往往玩法不悛。自今如此者，巡按御史勒限勘奏，干礙親郡王朝廷一體究治。禮部將各行勘未報者，查催限三月中具報。仍通行各王府知之。’”（《明世宗實錄》）

武當山金頂

朱厚烷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或者說讓他一戰封神的，則是連續上疏對老道士修仙提出批判，勸皇帝相信科學，不要迷信虛無縹緲的仙道之說。

就對道教癡迷的程度而言，帝王之中大概只有宋徽宗這為道君皇帝堪與明世宗相媲美。宋徽宗還只是給自己上道號，而大孝子明世宗則福及父母，給其父加道號“仁化大帝”，其母“妙化元君”。他自己的道號則先后封了三次，最后形成“天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圣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如此長的道號，別說是世俗間無人能匹敵，即使在道教神靈體系中也極為罕見。

明世宗出身的興藩立國湖廣安陸州（今湖北鐘祥市），與道教圣地武當山毗鄰，崇道氛圍濃厚，加上其父興獻王的影響，一早就崇信道教。上有所好，身邊必然會有同好環繞，嘉靖一朝方士、道士地位得到極大抬升，出入大內者不乏其人，寵幸的道士前期邵元節，后期有陶仲文。在他們的影響下，明世宗對道教越發癡迷。特別是“壬寅宮變”后，一心追尋長生不老，對朝政極度懈怠，以至于朝野一團烏煙瘴氣。

很多有識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紛紛進諫，卻往往以遭嚴懲告終。朱厚烷身為宗室，干政更是大忌，可他不忍朝堂就此沉淪，明知為此上疏定然會遭打擊，卻義無反顧的這樣干了。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七月，鄭王朱厚烷上《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要求皇帝相信科學，對其簡禮怠政，輕信飾非惡諫，崇信神仙、大興土木提出規勸。

明世宗的答復很有意思，先是痛罵朱厚烷是一無賴，而后又以西伯相比。所謂“西伯”指周文王，雖然歷來被視為圣王，可對于商朝而言則是一介亂臣賊子。把鄭王比作西伯，無疑是在痛斥他故意邀名買直，意欲圖謀不軌。這罪名可是嚴重大發了，何況末尾還跟了一句想當西伯請便。可見明世宗接到朱厚烷奏疏時的憤怒。

“辛巳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怠政、餙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為為之。’”（《明世宗實錄》）

黃河水變清

雖然明世宗沒有當場爆發，處置朱厚烷，可該來的終究會來。

前文說過三支盟津王系對朱厚烷一系越過自己繼承鄭王十分不滿，久有奪權的圖謀。朱厚烷在位期間，盟津王系的話事人為盟津庶人朱見濍（音sōng）的嫡長子朱祐橏（音zhǎn或jiǎn）。朱祐橏比自家老爹要聰明得多，也會來事得多。深知皇權對自己爭權的重要性，故會不失時機的屢屢展現自己討好皇帝。

比如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歷來渾濁的黃河水突然變清，這本來屬于自然現象，可朱祐橏硬是扯上天人合一觀點，認為這是老天為圣天子賀，上疏向明世宗稱賀。明世宗龍顏大悅，降敕表彰。朱厚烷自然知曉堂伯意欲何為，故意卡著敕書不肯給朱祐橏，為此雙方將官司打到了皇帝面前。最終，剛在皇帝面前大出風頭的盟津庶人獲勝。

其后，朱祐橏通過陶仲文建醮天壇，特地遣使進香等手段討好皇帝，給自己換來了“盟津王長子”的空銜，并要求朱厚烷上疏為自己奏請復爵。自然又是被一口否決。由此雙方算是徹底結下了梁子。

朱厚烷上疏事件后，眼見大侄子竟然如此作死，朱祐橏決定幫他一把，送他去高墻體驗西伯當年經歷，同時奪回鄭王之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五月，朱祐橏彈劾朱厚烷“誹謗悖逆諸不法事”：招集亡命，私造兵甲，及與妖人宋剛等通謀為不軌。早就看鄭王不順眼的明世宗，當即派駙馬謝詔等人會同河南方面進行調查。

調查的結果顯示朱祐橏所奏皆屬誣告，但皇帝明顯要搞鄭王，所以又給朱厚烷按了一堆罪名，稱他“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好為詭故不情之事，欲以釣奇取譽”，列舉了：信惑群小多為不法，所創有二仙廟育才等館。

大明中都鳳陽古城

朱厚烷明知堂伯在背刺自己，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同樣上疏彈劾朱祐橏。明世宗雖然被盟津庶人拍的很爽，可聰明如他決計不肯被人當工具人使。于是乎當年九月對鄭藩諸人的處置出臺，朱厚烷被廢為庶人發配鳳陽，朱祐橏非但沒有討到好，還被剝奪了此前賜予的種種特權，同時累及東垣王朱厚炯和繁昌王朱祐（木芳）。

“壬子，降鄭王厚烷為庶人，禁住高墻；褫管理盟津王府事庶人祐橏冠帶，閑住；奪東垣王厚炯、繁昌王祐（木芳）祿米三之一。”（《明世宗實錄》）

深陷囹圄十七載，一朝得復爵

在堂伯的背刺下，朱厚烷不幸被明世宗言中，搬進鳳陽高墻體驗西伯生活去也。明世宗內心也清楚，將朱厚烷發配鳳陽，更多的是被說中心事的遷怒，故受罰的只有其本人，并未牽連他人。比如朱厚烷的庶次子朱載堼（音hèng），于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被冊封為德慶王。

可國不可一日無主，藩國同樣是國，需要有人料理府事。鄭王出缺，世子朱載堉在父王被廢后也搬出王府天天為父鳴冤，自然不會讓他管理府事。盟津支系本就因犯錯而被廢為庶人，現在朱祐橏又偷雞不成蝕把米，也喪失了管理府事的機會。一圈下來，讓簡王系第十支廬江王朱祐?（音áng,）占了大便宜，于嘉靖三十一年（1562年）十二月被任命為管理府事。

朱祐?一干就是十個年頭，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不知出于何等原因，朝廷將他的管理府事職權收回，轉授給德慶王朱載堼。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駕崩，隨即裕王朱載坖奉遺詔繼位，改元隆慶。明穆宗上臺后遵照先帝“存者召用，歿者恤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的遺詔，大赦天下，對嘉靖朝中后期的政策進行撥亂反正。

禁錮在鳳陽高墻朱厚烷也迎來了曙光，于隆慶元年（1567年）正月獲“寬釋優處”，得以復爵，并給予歲祿加祿米一百石的補償。隆慶三年（1569年）六月，朝廷將本屬于鄭王府的田宅、軍校及金鞍、祭器盡數歸還。

朱厚烷因諫阻明世宗崇道被廢為庶人發配鳳陽，迎合了當時權勢滔天的文官集團正統思想，對其遭遇多有同情，故在此后的日子里多有優待。

隆慶五年（1571年）八月，御賜鄭王藏奉御書之樓名曰“尊訓”。萬歷十五年（1587年）四月，又御賜其書院名額曰“景賢”。

大同代王府

萬歷六年（1578年），河南巡撫官周鎰等上疏朝廷，稱鄭王府殿宇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顯得破敗不堪，提請朝廷出資資助該府自行修葺。

此事堪稱優待鄭王的標志性事件。王府修葺，往往由該府王爺自行奏請，且自嘉靖以后因財政吃緊，上到朝廷，下到地方，多以反對為主。像這等由地方官提出整修王府的事可謂是聞所未聞，關鍵朝廷還同意了，并強調這屬于特事特辦，其他王府不得援以為例。

“（庚申）庚申……工部覆：‘河南巡撫官周鎰等，稱鄭府殿宇等處傾圮，率多不堪。摘其緊要應葺者僅及三分之一，斟酌會計，應動銀兩支給該府自行樽節修理。仍令各府不得援例。’從之。”（《明神宗實錄》）

萬歷十八年（1590年）二月，禮部審核認定鄭王朱厚烷“忠孝兼全，善行表著”，請求遣官旌獎。明神宗準其所奏。

十七年的牢獄之災，終究給朱厚烷的身體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萬歷二年（1574年）八月，朱厚烷上疏稱病，請求朝廷援以藥物。朝廷賜予琥珀、龍腦、犀角等物。

可是歲月不饒人，花甲之后朱厚烷罹患疾病，難以主持各種典禮。而世子朱載堉目睹父王早年的經歷后，認為造成鄭藩動蕩的根源是當年大宗絕嗣后，朝廷越過三支讓四支襲封，故早有退位讓賢，以結束鄭藩內亂的心思，一直稱病不肯接手府事。沒奈何，鄭王殿下只能上疏朝廷，原因正德年間魯世孫朱健杙（音yì）代行禮儀的故事，請求賜予世孫朱翊錫翼善冠服，代行鄭藩禮儀。

禮部復核稱當年朱健杙是因父王朱當漎（音cóng）英年早逝，成為魯王第一順位繼承人，才賜予翼善冠服，非鄭藩所能比擬。如此一說，看來是沒戲了。結果禮部在末尾來了個驚天大逆轉，表示世孫穿常服行禮有礙觀瞻，還是賜予為宜。明神宗“允之”。

“己未……鄭王厚烷有疾，世子載堉亦久病，朝祭行禮不便，請以世孫翊錫代行，因乞賜翼善冠服如魯世孫健杙例。禮部謂：‘魯世子已故，今載堉尚存，似難比例。但朝祭大典，使世孫以常服行禮，非惟觀瞻不便，抑且恭敬未伸，相應給與。’允之。”（《明神宗實錄》）

翼善冠

當然若是朱厚烷奏請太過，也會被朝廷所拒。比如萬歷七年（1579年）四月，他上疏奏請翻新鄭藩宗廟，將正房的規模擴大到七間，并配上后殿寢室。《大明會典》明確規定：“王府制內開家廟一所，正房五間，廂房六間，門三間，并無東西夾室及后殿寢廟”。所以這一奏請屬于踰制，被要求改正。

阿越說

萬歷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鄭王朱厚烷薨逝，享年73歲，朝廷賜謚曰恭。自正德朝起，宗室地位愈發低下，很多宗王在實錄中蹤跡寥寥，前期大書特書的訃告更是難得一見。然而于鄭恭王去世一事上，實錄卻一反常態的給予了記載，并作了生平簡介，可見對其的認可程度。只不過短短數十字中卻存在謬誤，一句“二十七年因建言時政，革爵送高墻”，讓很多人以為他被廢時間為嘉靖二十七年。

受環境影響，鄭恭王的一生能屈能伸，為了鞏固權位，在不違反自身原則的前提下，可以施展各種手段討好皇帝，可一旦面對原則問題，敢豁出去秉承“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舍得一身剮也要一書胸中氣概。也正因此，他才被世人所津津樂道。

酷愛讀書的鄭恭王，在文藝上頗有建樹，尤其通曉音律，對朱載堉發明新律有著重大影響。朱載堉在《進律書奏疏》中稱：“臣父昔年居鳳陽時，彼時親手操縵譜稿，藏諸篋笥，還國出以示臣，且諭臣曰：‘爾宜再潤色之，為我著成一書，以便觀覽’。及有口授，指示甚詳。”可見《操縵古樂譜》應當是他們父子合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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