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在宣統三年（1911）覆滅，固然因革命的沖擊所致。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清王朝何以在武昌起義后迅速土崩瓦解？如張謇所慨嘆：“自古迄今，喪國未有若是之易者也。”時人將太平軍攻破武昌時官紳效忠清廷的情形與武昌起義之后各自“奔逃”的現象對照說：“咸豐壬子武昌之失，撫臣而下司道府縣全城殉難，紳民之死者更不可數計。此無他，將吏知死官之義，士民報作育之隆。由死節之多，即可決恢復之易。今武昌之陷，奔逃迭報，殉節罕聞。此我國之大恥也。”清朝遺老纂修的《清史稿》則直接歸罪于地方督撫，有謂：“鄂變猝起，瑞澂遽棄城走，當國優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撫遂先后皆不顧，走者走，變者變，大勢乃不可問矣。”

辛亥革命

一、清政府各省督撫統計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這里通過對武昌起義以后地方督撫群體構成的幾項基本因素進行數字統計，包括各省督撫的總體人數及其出身背景、旗漢比例等方面，以期分析該時期地方督撫群體結構的一般情況。

清代政區經過不斷調整，除了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以外，最終形成二十二行省計九總督十四巡撫的格局。在這二十二行省中，江蘇有兩個行政中心——兩江總督駐南京、江蘇巡撫駐蘇州，其余省份均各駐一總督或巡撫，完全避免了督撫同城的局面。清代督撫任職方式大致有實授、署理與護理三種情形。盡管性質不一，但都是實際主政者，故本文擬一并統計。武昌起義以后任職地方督撫者到底有多少人？具體統計如表1：

43位督撫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為武昌起義爆發時在職的督撫，有直隸總督陳夔龍、兩江總督張人駿、陜甘總督長庚、閩浙總督松壽、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張鳴岐、署四川總督趙爾豐、云貴總督李經羲、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陸鐘琦、河南巡撫寶棻、陜西巡撫楊文鼎與護陜西巡撫錢能訓、新疆巡撫袁大化、浙江巡撫增韞、江西巡撫馮汝骙、湖南巡撫余誠格、廣西巡撫沈秉堃、貴州巡撫沈瑜慶、吉林巡撫陳昭常、黑龍江巡撫周樹模，共計24人。

二為武昌起義以后新任職的督撫，有署直隸總督張鎮芳，護兩江總督張勛，湖廣總督袁世凱、魏光燾、王士珍（署）、段芝貴（護）、段祺瑞（署），四川總督岑春煊、端方（署），安徽巡撫張懷芝，山東巡撫胡建樞、張廣建（署），山西巡撫吳祿貞（署）、張錫鑾、李盛鐸（署），河南巡撫齊耀琳，署陜西巡撫升允，署湖南巡撫朱益濬、署黑龍江巡撫宋小濂，共計19人。至于新任職的督撫，除常規任命以外，尚有兩種特殊情況：一是起用舊臣，如袁世凱、魏光燾、岑春煊、端方、升允，均曾任總督重臣；二是重用新銳，如王士珍、段芝貴、段祺瑞、張懷芝、吳祿貞，都是北洋武備學堂或留日士官學校學生出身，并曾任新軍統制。另外，行伍出身的張勛以江南提督護理兩江總督，也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

二、各省督撫在革命后的決擇

面對武昌起義后的革命風潮，各省督撫如何應對？這里主要考察武昌起義時各省在職督撫的態度，因為之后新任的督撫實際上多未到任或任職時間極為短暫，對大局無關緊要。當時在職督撫共計24人，其反應大致可以分為六種類型。

（一）棄城革職

湖廣總督瑞澂與湖南巡撫余誠格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瑞澂

武昌起義爆發，湖廣總督瑞澂首當其沖。瑞澂于宣統年間由江蘇巡撫遷湖廣總督，與立憲派領袖張謇等人相交甚歡，在清廷預備立憲尤其是國會請愿運動中表現頗為搶眼，又因與懿親載澤有姻婭關系，內援強勁，“聲勢骎骎出南北洋上”， 是滿員中難得的封疆大吏。革命黨人長期在武漢地區活動，瑞澂并非沒有察覺，其實隨時都在伺機鎮壓。武昌新軍于十九日夜正式發動起義。起義軍迅速攻占總督衙門，瑞澂毫無抵抗，便棄城逃往漢口江面之楚豫兵輪，省城武昌陷落。清政府派張人駿迅即派員，將瑞澂拿解來京，交法部嚴訊治罪。”結果因瑞澂避居上海租界而不了了之。

湖南巡撫余誠格于宣統三年（1911）七月十八日接任視事。 一個月后，武昌起義爆發，湖南新軍即謀響應。九月初一日，湖南新軍起義，占領軍械局，殺死巡防隊統領黃忠浩，攻入巡撫衙門。起義軍偕諮議局議員勸余誠格懸掛白旗，余不允，遂避登湘帆小輪，潛逃出省。余誠格通過安徽巡撫朱家寶電奏自請嚴懲，清廷諭令將余誠格革職：“余誠格雖系甫經到任，所調將領未到，添募未齊，究屬措置乖方，以致倉卒生變，罪無可辭。湖南巡撫余誠格著即革職，戴罪圖功，并著暫管湖南巡撫印信，責成該革撫迅調省外兵隊，即將省城剋期克復，毋稍延玩。倘不奮力自效，定將該革撫從重治罪。”十一月二十一日，清廷以革撫余誠格久無下落，補授湖南辰沅永靖道朱益濬為湖南提法使，并署理湖南巡撫。其實，余誠格早已步瑞澂后塵，從湖南出省后便由江西逃往上海。

（二）光復后去職

在革命光復之后自動去職的督撫有五位：護理陜西巡撫錢能訓、云貴總督李經羲、貴州巡撫沈瑜慶、浙江巡撫增韞、兩廣總督張鳴岐。

陜西是革命黨人頗為活躍的省份。宣統三年（1911）七月，受四川保路風潮影響，陜西省城西安便突起謠傳，有謂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將要在八月十五日起事。護理巡撫錢能訓與西安將軍文瑞急謀防備之策：給旗兵增發槍支彈藥，撥款修筑滿城防御工事，調外地巡防隊回省守城，將新軍陸續調撥外地分防，并密查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九月初一日，陜西新軍幾乎與湖南同時起義，響應武昌革命。在全城驚恐之中，錢能訓逃匿民家，被民軍發現，當場以手槍自戕，連發兩彈，傷及左脅，自殺未遂，被民軍俘獲，強為治療，甚欲強起治陜事。錢能訓無奈地婉拒，有謂：“吾不克盡吾職，乃至于此。今病甚，復何所裨于陜乎。”革命政府知其不可留，遂聽其南歸。此后錢能訓出走潼關，并自動離職。

錢能訓

（三）反正獨立

由清朝巡撫搖身一變為革命軍都督者有三位：江蘇巡撫程德全、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

江蘇巡撫程德全是地方督撫在革命風潮中宣布獨立的第一人。據說，程德全曾親手用竹竿挑落巡撫衙門屋檐上的瓦片數塊，以示有所“破壞”而附從“革命”之意。世人多以此為例，嘲笑舊官僚投機“革命”的丑態。其實，程德全走向“革命”之途并不容易。在清末預備立憲時期，程德全是表現比較活躍的督撫之一。宣統二年（1910）初，程德全從奉天巡撫調任江蘇巡撫，又與江浙立憲派領袖張謇等人過從甚密，是督撫參與國會請愿運動中的要角。武昌起義后，程德全與江督張人駿電商嚴密防范，以為“下游伏莽頗多，現雖處以靜鎮，亦亟應預籌布置”，并致電陸軍部表示“蘇省水陸各營勉敷地方彈壓之用”。

安徽是有排滿革命傳統的省份，革命黨人在新軍中尤為活躍。武昌起義后，省城安慶危急，九月十八日，安徽宣布獨立，朱家寶任都督，革命黨人王天培副之。王天培以朱家寶非忠于革命者，思取而代之，不意反被朱氏逐走。革命黨人吳旸谷知朱家寶“隱懷二心”，遂赴九江請兵援皖。九月二十四、五日，九江都督馬毓寶所派黃煥章部圍攻安徽都督府，洗劫安慶城。朱家寶縋城而出，夤夜逃逸。此后安徽一片混亂，直到十一月初孫毓筠出任皖軍都督。約計朱家寶任安徽都督僅一周時間。

朱家寶

（四）自殺與被殺

光復后自殺的督撫有江西巡撫馮汝骙和閩浙總督松壽，被革命軍殺死的督撫有山西巡撫陸鐘琦和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

江西是響應武昌起義較早的省份。九月初二日，九江新軍起義，宣布獨立。警電傳至省城南昌，全城驚恐。巡撫馮汝骙為籠絡新軍，“召集各將領痛陳君國大義，饋羊酒入軍營，冀結其歡心。”十九日，馮汝骙對兒子馮邁等交代后事，囑咐護送江西巡撫關防上繳清廷，有謂：“此孤臣所受于吾皇者，不似城非一手所能奪，今不能赍繳待罪，爾等其謹護以進，勿為黨人所得，辜我兩旬死守之意。”隨后吞金自盡。報聞，清廷予謚忠愍。

陸鐘琦就任山西巡撫不到一個月，西安光復消息傳至太原。為了加強晉省防備，阻止陜西民軍來襲，陸鐘琦擬調派新軍駐守潼關，遭到新軍抗拒。九月初八日，山西新軍起義，進攻巡撫衙門。陸鐘琦出而厲叱：“爾輩將反邪？”語未畢，遂被擊斃。其妻兒同被難。此前，陸鐘琦已有預感，曾對其子曰：“大事不可為矣！省垣倘不測，吾誓死職。汝曹讀書明大義，屆期毋效婦仁害我！”事聞，清廷詔褒其忠孝節義萃于一門，予謚文烈。

陸鐘琦

四川情況非常復雜。因清廷鐵路國有政策，川省保路風潮狂飆突起。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處置乖方，逮捕群眾請愿代表，制造“成都血案”，使保路運動迅速發展為保路同志軍起義，川省局勢危急。成都宣告獨立，諮議局議長蒲殿俊任都督、新軍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任副都督。不久傳出趙蒲密約——趙爾豐與蒲殿俊就獨立之事有不可告人的幕后交易，川省群情激憤。十八日，省城成都防軍兵變，蒲、朱逃匿，新軍標統尹昌衡率部入城，自為都督，諮議局副議長羅綸副之，重建四川軍政府。當時趙爾豐仍盤踞舊總督衙門，擁兵自固，甚至暗調邊兵，伺機反撲。“軍民人等，皆謂爾豐一日不去，川人一日不安。”十一月初三日，軍政府發兵捕獲趙爾豐，即時正法，傳首示眾。兩位署川督端方、趙爾豐先后被殺，清廷優恤端方，予謚忠敏，而于趙爾豐則置之不顧。

（五）托病解職

因見大勢已去，托病奏請開缺，而被清廷允準解職的督撫有六位：陜西巡撫楊文鼎、河南巡撫寶棻、山東巡撫孫寶琦、兩江總督張人駿、直隸總督陳夔龍、黑龍江巡撫周樹模。

武昌起義時，楊文鼎是已被任命但尚未到任的陜西巡撫。宣統三年（1911）七月十八日，楊文鼎交卸湖南撫篆。其時，楊文鼎奏請赴陜撫任時取道漢口，擬請假二十日，搭輪赴滬，到松江府奉賢縣給父親修墓。二十九日，奉硃批允準。

河南地處京鄂樞紐，武昌事起，北軍南下，戰端在即，軍事緊急，加上鄰省陜西、安徽繼起光復，革命黨人亟謀運動新軍及巡警，甚至撫署衛隊，力圖反正獨立。巡撫寶棻急調陸軍各營及本署衛隊，分赴外縣及鄂、皖、陜邊境，又收繳巡警子彈，并調巡防營回省城開封，以資護衛。河南獨立被扼殺在搖籃之中。不過，省城獨立未成，革命黨人轉而在各府縣運動，如寶棻所謂“激烈派有勾土匪在省外豎白旗起事之說”。寶棻窮于應付。十月十三日，寶棻因病開缺，布政使齊耀琳補授河南巡撫。后來，齊耀琳在以袁世凱勢力為背景的地方紳士策劃下，在河南演出了一幕“請愿共和不獨立”的滑稽鬧劇。

山東在武昌起義以后一度寂然無聞，或有傳聞政府擬向德國借款，而以山東土地作抵押，一時物議紛紜。九月十五日，濟南紳商學界于諮議局集議，提出不借外債及停戰等八條件，要求巡撫孫寶琦電奏清廷答復，否則宣布獨立。孫寶琦權衡利弊，便擬順應輿情，組織臨時政府，“凡用人、行政、調兵、理財，暫用本省自行主決，不復拘守部章。與約力保本境秩序，不預戰事，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無缺，即行撤銷。”顯然，這是保境安民的權宜之計。九月二十三日，山東紳商學界聯合會迫使孫寶琦宣布獨立，推舉孫寶琦為總統，新軍第五鎮代理統制賈賓卿為副總統。然而，在袁世凱的操縱下，第五鎮標統吳鼎元等聯銜具稟，請即取銷獨立。十月初七日，孫寶琦電奏取銷獨立，并請從嚴治罪。清廷以其宣布獨立“自系被人迫脅，并非出自本心”，予以寬容，仍著留任效力。孫寶琦以心力交瘁，病不能支，奏請賞假二十日，并請另簡干員，署理巡撫。十月二十七日，清廷準予孫寶琦因病開缺，以提法使胡建樞補授山東巡撫。后人多斥責孫寶琦玩“假獨立”，大致是從革命的角度立論，恰恰反證孫氏以權宜之計效忠清廷的真實意圖。據稱，孫寶琦“含垢茹痛，苦力搘拄，數月而須發皆白矣。”可見其良苦用心。

直隸為京畿重地，首善之區。武昌起義之后，總督陳夔龍防范甚嚴。十月中旬，新軍第二十鎮某部在灤州起義，陳夔龍派通永鎮總兵王懷慶所部淮軍，配合新軍第三鎮曹錕部，一舉鎮壓。其時，各省紛紛獨立，直隸士紳力勸陳夔龍俯順潮流，從權獨立。“一倡百和，情形激烈，有立待解決，遲則生變之勢。”陳夔龍以“直隸情形與各省不同，豈能獨立”為詞，斷然拒絕。 十二月十六日，陳夔龍電奏病勢日深，萬難任事，懇準開缺調治，并請簡員接任。清廷賞假三個月，并以湖南提法使張鎮芳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十八日，陳夔龍交卸篆務，暫寓津門養疴。

陳夔龍

（六）清帝退位后去職

有四位督撫堅持到清帝退位之后去職：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吉林巡撫陳昭常、陜甘總督長庚、新疆巡撫袁大化。

袁大化

由上可見，各省督撫在武昌起義之后的反應，可謂情形不一，多種多樣。那種認為督撫大都奔逃自保而少有效忠清廷者的說法，未免有簡單片面化之嫌。其實，真正轉向革命陣營或死命對抗革命的督撫只是極少數。大多數督撫還是有效忠清廷之心，雖然他們因無法控制新軍及當地紳商不肯合作，而不能有效地鎮壓革命，但他們還是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范應對措施，他們并不愿看到清王朝的覆滅。

三、中央集權，削弱了督撫權力，軍人開始干政

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來看，清末新政有一個明顯的趨向，就是中央集權。當新政發展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預備立憲階段，清廷便明確標榜“大權統于朝廷”。宣統年間，攝政王載灃更是極力集權皇族親貴，將中央集權推至極致。然而，與清廷主觀意旨相背的是，并沒有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清廷內部，皇族親貴之間矛盾重重，不僅載灃與隆裕太后不和，其他諸如奕劻、載澤、載濤、載洵、毓朗、溥倫、善耆、溥偉等皇族親貴們為了爭權奪利，也是不斷地明爭暗斗，以至于形成所謂“政出多門”的局面。

在清廷中央集權的過程中，地方督撫權力相應地大為削弱。清廷把各省新軍的指揮權、調遣權統歸軍諮府、陸軍部，削去地方督撫的兵權，是最為致命的。武昌起義之后不久，御史陳善同一針見血地指出：“各省督撫，膺千余里土地之重寄，為數千萬人民之所托命，萬不可無調遣兵隊之權，以資震攝。盡管可能有多數督撫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無力而已。這樣，清王朝的覆滅也就不可避免了。

當清廷中央與地方督撫權威一并衰落之時，軍人勢力乘勢而起，成為左右清末民初政治走向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清末，張紹曾灤州兵諫立憲與段祺瑞電爭共和，已啟軍人干政先河。

在民初，袁世凱仍然利用北洋軍人與孫中山斗法。其時，孫中山堅持臨時政府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凱南下就任臨時大總統。當孫中山所派蔡元培等迎袁專使到達北京時，袁世凱授意親信曹錕所屬第三鎮發動兵變，在京津地區大肆搶劫，造成北方動蕩不安局面。同時，北軍將領段祺瑞、姜桂題、馮國璋聯合發布通電，斷然主張：“茲就內情、外交、邊部各方面觀之，臨時政府必應設于北京，大總統受任必暫難離京一步，統一政府必須旦夕組定。”結果孫中山與南方革命黨人不得不妥協，以遂袁世凱之愿。對于曹錕兵變，時人感嘆：“五代驕兵之禍，將見于共和世界矣。” 真可謂先見之明。其后，軍人干政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演變為軍閥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軍閥主要是清末新軍將領，而不是地方督撫。進入民國以后，前清督撫大都步入遺老行列，而新軍將領則在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異常活躍。從辛亥鼎革之際獨立各省都督任職背景統計分析，便可略見其端倪。據統計，在各省光復后任職都督的27人中，有14人來自新軍官員，包括新軍統制、協統、標統、管帶及教官等，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另有革命黨人即職業革命者5人；舊官僚包括巡撫、布政使、提督5人；立憲派包括3位諮議局議長，均占少數。可見新軍勢力的強大。新軍勢力在清末新政中崛起，成為清朝中央與地方政府難以控制的政治力量，從軍人干政演變為民國時期的軍閥政治，也就順理成章。有點匪夷所思的是，練新軍本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舉措，但在辛亥革命中，新軍是推動各省獨立的主力軍，終歸成為清王朝的掘墓人。這是清廷新政之初所始料不及的。種豆得瓜，歷史的奧秘確實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