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這個被“啟蒙大師”扣上黑暗時代帽子的年代，很可能不僅有些許如哥特建筑這樣的技術上的進步，更是某些近現代制度和成果的直接源頭，而非大多數人認為的，是文藝復興之后對古典文化中類似因素的重新使用。

公民社會的重大區別

古典時代的公民社會，和中世紀及之后產生的近代歐洲公民社會頗有區別。

古典公民社會，是建基于氏族和血脈的，雅典來自阿提卡附近的十個氏族，斯巴達更加封閉，羅馬初期也同樣如此。

但在中世紀形成的新的公民社會，則是新興的商業城鎮對附近農民和手工業者不斷吸附的結果。一群商人在某個通商要道上形成聚落，力量壯大后向所在地的領主申請各種特許權，并不斷吸納和庇護從附近領主領地上“溢出”的農戶或小手工業者——有些城鎮規定，凡是逃跑到該城一年的人，自動獲得某種受保護的身份，領主無權“索回”此人。

這一點在西北歐的商業城市中尤為突出，在意大利這種古典傳統濃厚的地方則相對薄弱（比如，羅馬城還有不少血緣可追溯至古代的家族們互相傾軋）。

無論如何，中世紀城鎮中的公民，不再以血緣或氏族等原始關系為紐帶，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對抗領主，保護己方的商業利益，這種商業利益，完全不同于古典時代）和新的階級認同的基礎之上的。

羅馬帝國有自治市制度，但這種制度，更多是尊重某個被征服地方的習慣法和原有的貴族特權，通過羅馬的框架（如元老院），吸納當地精英，起到“以夷制夷”，盡可能減少治理成本的作用，和中世紀形成的商業聚落-城鎮-自由城市不可混為一談。

故而，古典時代，特別是羅馬，雖然看起來有非常完善且活躍的經濟乃至金融活動，但其經濟的根基，仍是靠強制勞作的大莊園制度。商品經濟，國際貿易雖然看起來頗為發達，但也從未發展出由中世紀意大利城邦首先形成的近現代合伙制公司、銀行的雛形，更別說此后西北歐發展出的股份制公司等形態。

商會 行會 手工業組織

行會制度是中世紀的特產，也非古典時代所有，其出現自然是為了應付新的社會變化，最主要的，是迎合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的嬗變。

一開始，弱小的商人們需要組成商業行會，抱團抵抗強大的多的土地貴族（無論是皇帝還是領主），但經過高速發展后，商會變成了阻礙進步的泥足巨人，于是，更靈活的手工業行會等組織應運而生，但他們也沒得意多久，很快被更近代化的“資本家模式”們所取代。

在這一階段中，西方的商業模式嬗變有一個特點，即不斷從“寡頭”模式向更“民主”的方向變化，哪種模式能讓更多人參與進來，讓人更能充分發揮自身能力，哪種模式就會最終勝出。

英格蘭對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史詩勝利，正是奮勇向前的私掠“小”船掀翻被封建國家操控的“大”船的典型案例，也千萬不要以為此時的西班牙盛極必衰，對奧斯曼土耳其海軍的勒班托海戰的大勝，同樣是在一腔熱血的腓力二世治下。

威尼斯和意大利商業城邦的邊緣化，不僅僅在于葡萄牙開辟了新的航線，不僅僅在于奧斯曼帝國的崛起，更在于其整個模式的落伍。這里所說的模式，包含了國家政治、政策目標、組織形式、財政體系、商業制度等，全方位的落伍，不是落后于幾乎停滯不動的東方，而是被來自西北歐的新變化遠遠甩開。

中世紀晚期的西歐（包括意大利）有個特點，即社會變革相當之快。往往一二百年間，就能不斷突破很多地方（比如東大）幾千年都走不出的歷史圈圈，原本的領先者，也總是在不經意間被超越并徹底甩開，真正應了當下的某句時髦話：時代拋棄你，連個招呼都不會打。

除了意大利，首個世界性的殖民帝國葡萄牙霸權維持的時間更短，不僅無法競爭過西班牙和之后的英法，甚至很快被體量更小的荷蘭侵占了整個巴西和香料群島，若不是耶穌會的橫空出世，現在的巴西，恐怕是荷蘭語的天下了。

既然古典公民社會，源于血緣和氏族，他們的選舉和議會制度，自然無法脫此窠臼。羅馬元老院最初來自有威望的氏族長老，雅典則按氏族投票，投票和出任公職的權利在氏族-公民群體中流轉。凱撒新增元老院的人選，也只是為了安撫新征服領土上的異族領袖，是羅馬演變為世界性帝國的必然之舉。

而古典時代沒有發展出近代的代議制，也是幾乎所有人的共識。很難想象，古典時代會以皮革匠、面包師、印染匠想、鞋匠、紡織工等職業成分來安排選票，也無法想象在議會中充斥著代表商業利益的自治城市的議員——古典時代不是沒有代議制因素，但局限于氏族和軍團內部，社會面上沒有中世紀深廣。

這些人之所以能登堂入室，是因為他們在中世紀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并成為自己城市的主人，并通過經商贏得了不容小覷的實力。而中世紀，也是人類歷史上極少的，真正打破了土地-人身捆綁關系的時代，特別的，土地貴族幾千年來無上的權威，將面臨史無前例的嚴峻挑戰。

從中世紀逐漸演變而來的代議制選舉制度，自也不能脫離上述社會實際。

英格蘭玫瑰戰爭后，貴族實力被大幅削減，王權日熾，中央集權如火如荼。若沒有下議院中看似唯唯諾諾，但對自身利益絕不肯輕易后退半步的城鎮工商業代表們，則這些集中到中央的權力，很可能會全數落入馴服了教會的國王之手。

科學和學術

指責中世紀愚昧的最大抓手，往往是天主教會對所謂科學的壓制，直到從阿拉伯處重新發現古希臘羅馬并復興之（這大概也是腦殘們“希羅都是假的”來源之一），才有了科學的興起。

然而，這種說法有幾個無法解釋之處：為何古典時代本身無法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為何保留了古典時代各種技藝的拜占庭，以及因占領了古典時代精華地區而變得“文明”的穆斯林世界也沒產生或者長期保持科學乃至步入現代社會？

另外，西方社會從阿拉伯及拜占庭翻譯了大量古典文獻，但這些知識，很多程度上助攻了被無腦斥為哲學的“主人”（神學的婢女）的經院哲學（這點已多次討論，在此不再贅述），亞里士多德對物理學的壟斷，正是被文藝復興時期的各種實驗所推翻的。

而建立在純粹邏輯基礎上的古典形而上學，也正是中世紀及之后學術發展致力于打倒的“反動學術權威”。

還有很多其他不說都知道的“常識”：現代科學最必不可少的可驗證實驗來自中世紀的煉金術師（大司馬按：中世紀阿拉伯人的實驗水平比歐洲更高），第一所可被稱為近代大學的博洛尼亞大學，神圣羅馬帝國皇帝頒布的所謂學術自由敕令等等。

早期大學們的組織形式，其實和當時的各種行會頗有類似之處，只是主角換成了一批想為真理或學術自由集合起來的一批有共同志向的人。很容易查到，university在拉丁語中的詞源正是合作，社區，在古法語中則是學術社團之義，逐漸演變為當今的高級學術機構。

c. 1300,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also "body of persons constituting a university," from Anglo-French université, Old French universite "universality; academic community" (13c.), from Medieval Latin universitatem (nominative universitas), "the whole, aggregate," in Late Latin "corporation, society," from universus "whole, entire" (see universe).

這只是巧合嗎？

顯然，這是中世紀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在學術活動中的必然體現而已，也是中世紀歐洲所獨有，而其他年代或地區所不曾有的“特例”。早期大學所享有的高度自治，充分自由，一系列的免稅特權，也都和各種行會非常接近。

換言之，學術自由出現的前提，是社會有對各種行為足夠的容忍度，也必須要有各種“自治”形態的萌芽和成熟。我們且不說中世紀宗教和世俗權威之間反復拉扯的張力，給思想自由留出的空間；也不多說對自然這圣經之外認識上帝的第二本書是如何催迫修道院中的修士對知識孜孜以求的。更關鍵的是，只有在中世紀的社會結構中，才會出現近代大學直接源頭這樣的學術機構——我們完全可以稱之為“學術行會”——并不負所望，成為研究和創新的搖籃。

若沒有大學，即便偶爾有幾個天才奇人，也無法將人類前進的速度變得如此之快。

btw，中世紀的學者，將幾乎所有學問都稱為自然哲學或某種哲學，時至今日，歐美大學的博士學位仍帶有phd的后綴，也就是Philosophic Doctor，哲學博士。

對于他們而言，修辭學邏輯學語言學等是基礎，形而上學是上帝創造的宇宙的可以捕捉和學習的自然哲學的總和，而神學，則是通過圣經的啟示，輔以哲學研究的方法，得到不可能通過有限的人性所探知的“光照”。

總而言之，當今的西方和被西方影響地區的各種“好東西”，多少都和中世紀相關，和古典時代的聯系不見得在中世紀之上，文藝復興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掛著希臘羅馬的羊頭，賣著中世紀成就的狗肉。

當然，我們無意否定古典時代的巨大作用，她的藝術，她的邏輯，她的典雅，她建立起的智識體系，她的第一縷光輝，她對法律、理性、公正的熱愛，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單憑古典世界，很難創造出如今這個現代社會，只有在被稱為黑暗的中世紀之后，現代性才成為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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