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不是從宋朝才獨立的，越南是在五代十國時期就獨立的，即所謂吳朝。它脫離的是五代十國中的南漢。如果你對中國將百越叢生的今天南方地區并入中國固有疆域的過程有所了解，那么就會知道，南方即便到南朝時期，很多地方實際上只通水路，大片地區仍然是部族較多，這個時候郡縣實際上就類似于殖民地中的堡壘，周圍都是需要招撫和鎮壓的蠻族，這也很像當年魯國與周邊的淮夷、徐夷的關系一樣，曲阜只是一個碉堡，周邊的土地是必須一寸一寸蠶食下去的。

江南的很多郡縣，基本上都是走江河湖海的路線進行運輸和補給，而周邊宜農耕地，大部分都不在據點控制下，但這些蠻族會適當的繳納一些貢賦，所以承平時節看不出來，一旦出現越族叛亂，那么陸路基本斷絕，只能走水路運輸，越南這里更曹丹，只能走海路，海路的運輸風險更大，維持住的可能性更低，唐軍戰斗力可以吧，但還是在交趾吃了虧，雖然后來血洗了叛亂的“越南人”（事實上當時還未形成），但城池還是丟過。

這種情況非常類似于清代西域諸城的狀態，清軍雖然能夠調集外省軍隊擊潰叛軍，但維持在當地的駐軍數量不足以抵御叛軍，城池很容易淪陷。原因還是糧給不足以維持大軍駐扎，周邊農業區沒有真正歸化。
事實上，與越南同緯度的海南島，在明史的記載里，也經常有黎族、水族、白族的叛亂，經常看到明軍的治安官等將佐“斬首數千級”的報道。也就是說，直到明中期，中國在精耕細作、改土歸流與常態駐軍基礎上的改造，尚未將海南島這一緯度的“百越荊蠻”完全漢化。

另一個例子是郭沫若外祖父是杜琢章（1812-1857），清咸豐二年進士。榜下分發到貴州即用縣，先后在龍泉、廣順、修文各縣任縣官，在任有政聲。后調黃平州任州官。清咸豐七年，苗民起義，攻破黃平，杜琢章殺掉了自己4歲的女兒，繼而自殺身亡。也就是說，從內陸看，云貴高原實際上比同緯度的丘陵、平原的湖南、江西、福建的漢化程度更低，而顯然云貴高原更適合做南下經略越南的基地。改土歸流知到清代中后期，仍然沒有完全實現。南北朝差不多是4世紀至6、7世紀的樣子，二百年勉勉強強把長江流域的腹地給歸化了，隋唐與十國把湘贛閩實打實控制住了，宋代只能說繼承了南漢的遺產，滇黔的開化還是不足，也就是四川與湖北湖南之間的情況有所改善。

以上兩點，是從客觀的軍事與經濟歷史進程看的。以下兩點，則主要看宋朝與越南的相對情況。

另外一點，就是漢人與漢元素的“蠻化”問題，這一點在南詔、大理國的歷史中體現得比較明顯，白蠻、烏蠻等等，他們之中受到漢人因素影響的，基本上都有了一定的治理能力，但基本政治結構又是蠻化的，所以他們的武力反而在某些條件下比中原軍隊強，這也是所謂“20萬唐軍南征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越南也有類似的情況，當地的豪強，本質上還是漢人，但他們在接受郡縣制的同時，利用當地還存在的蠻族部落，給自己不服從郡縣制的bug，很多叛亂，本質上不是部落自己所為，而是漢人地主利用這些部族進行的“蠻族叛亂”。這種情況在西亞中東很常見，就是頭人弟煮嘛，外面套一層部落的殼子，實際上早就是封建主而非氏族貴族了。

最后是宋代自己的bug。為了防止擁兵自重，在南方幾乎都是不設防城市，駐軍也都非常少，基本上就是應付今天一到兩個省范圍內的反叛亂任務，兩萬以下甚至幾千人的規模，所以儂智高能輕而易舉的進犯兩廣。而想要經略越南，就必須保證后方穩定，而且有穩定的糧道，宋朝一旦這么做，就必然會打自己的臉，因為兩廣必然有大量駐軍，也必須把很多糧食運輸到廣西去，因為紅河三角洲的豪強們會聯合牛吼蠻等搞你。這么做之前，首先得把宋朝首都從開封遷到廣州來，否則趙官家不放心啊。重文輕武，在越南持續搞改土歸流，結果就是打破這種態勢，你得重武了。

明清特別是清朝時期能夠成功進行改土歸流，主要的原因是抓小放大，關注基層的情況。給你土司的名分，但不將其視作整體，各個擊破。其實這個方法用到越南身上也一樣，但是征服越南的意義不大。雖然越南的紅河三角洲的面積和農業屬性遠高于山地間坑坑洼洼的土司領地，但越南開發周期更長，改土歸流的地區，則早已“碎片化”，越南的國家意識打破，這個成本即便分攤到各種越南“土司”手里，也是需要更高成本的。

而且，越南當時已經成為相對聽話的藩屬國，沒有太大必要去吞并。吞并越南還需要解決更多麻煩，那就是他們的鄰國泰國與南方未解決的爛攤子占婆等等。改土歸流的區域其實就是夾在成熟的漢化地區之間的雞零狗碎，消滅他們的土官性，實際上也是對他們毗鄰的漢化農業區的保護。滿清入主中原后的擴張，本質上都是防御性的，例如與準噶爾的戰爭，或者繼承明朝法統的，例如對西藏的宗主權的獲取、對云南疆域的繼承。越南對中國沒有什么威脅，所以不打。但是臺灣為什么打，因為上面有反清復明的明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