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這個事情，其實對國際關系影響不大，因為無論誰上來，都會把sino當成頭號對手，只是具體的操作手法不同罷了。驢象的區(qū)別在于，驢專注二號對手，而象猛推一號對手，當然，這并不是說，在此期間，重視一號的不去遏制二號，重視二號的不去壓制一號，這都是同時存在的，而非某些人想象中“顧此失彼”的情形。今天有人在社交媒體上面甚至寫了Biden瀕死的消息，目前看半真半假，新版本說他處于臨終關懷狀態(tài)，很難救活了，畢竟三氣周瑜都能氣死一個青壯年，連著三波氣死一個老年人也不是很難的事情，鑒于他之前不佳的身體狀況，被氣的中風乃至腦梗阻都是可能的。不過一命嗚呼倒是不太容易。

第一波是和trump對罵，氣得半死；第二波是民主黨內(nèi)如雪花般洗禮他大腦的逼宮信，還有佩洛西、奧巴馬等人的背刺與“規(guī)勸”。第三波是共和黨籍的參議院院長要求他立刻辭職，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理由是他選不了下一任了，這一任也別當了，這路子和trump在WWE劇本里拿小電推子把wwe老板的頭發(fā)剃光一樣，只能說路子很野了。這些都是玩笑話。

言歸正傳，現(xiàn)在推上來的賀錦麗對trump來說仍然不是一個好解決的對手，某種程度上說仍然是個刺頭。賀錦麗是一個標準的建制派精英，雖然很多人標榜他的父母是印度人和牙買加黑人，但法學、檢察長的出身與和舊金山富人過從甚密的經(jīng)歷都說明他不是一個讓人覺得耳目一新的候選人，這是在美國除了開企業(yè)之外最典型的“成功人士”的標配，只要仔細翻一下他的簡歷就知道，此人絕非銹帶與“垃圾時間”造就的“唱悲歌的鄉(xiāng)下人”。他的祖父是“印度獨立的先驅之一”，這一句話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在drug問題上，賀錦麗同樣支持解禁，而支持trump的紅脖子對此十分不滿，不過在一個正常的國家里，紅脖子才是正常的，而白/←才是奇葩與少數(shù)，可見美國在colour revolution的軌道上一路狂奔，已經(jīng)成功把整個美利堅的老百姓洗腦得差不多了。驢象兩黨在新自由主義金融政策的風帆下也逐步改變了原先的底色，小羅斯福的時候一提民主黨，想到的都是免于匱乏的自由，胡佛的時候，想到共和黨都是企業(yè)優(yōu)先，反對淡紅色的羅斯福新政?，F(xiàn)在雖然民主黨還稍微在醫(yī)療保險法案上發(fā)發(fā)聲，但在大的路線上已經(jīng)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這就是物質的左右與文化、道德的左右的概念倒置與偷換的結果。

現(xiàn)在居住在紐約、波士頓的和舊金山、洛杉磯的大多是民主黨的支持者，而在邁阿密、休斯頓基本上都是共和黨的勢力范圍。銹帶也有一些轉投共和黨了，這就是玩概念的結果。在經(jīng)濟很難解決底層人的問題時，分化他們就成了美國政治樂此不疲的事情了。上一次mask給Biden贊助，這一次他又投共和黨了，說明美國國內(nèi)的思潮正在往回歸務實的方向走。因為美國的危機感是不斷增強的，即便在今天這個全球處于困難、蕭條的年代，美國還是能感受到sino的威脅，這種威脅倒不是說真的有一天df打頭的彈道導彈砸中白宮，而是美國擔心自己的金融秩序受到挑戰(zhàn)了。這比什么都重要。說到底，地緣政治之爭的根本還是制度之爭。Biden的國家安全顧問莎莉文在去年就已經(jīng)談到了效率問題，他承認sino的效率是更高的，因此美國也應該加強鍋架干預。但問題是，干預的對象又是什么呢？再城市化有，但再工業(yè)化幾乎沒聽說過，幾乎任何有跡可循的再工業(yè)化案例都是在外部有一個強有力的工業(yè)國支持下實現(xiàn)的，例如一戰(zhàn)后德國的復興，二戰(zhàn)后西歐與日本的振興，本質上都是美國扶持的結果。

幾乎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那就是如果美國工業(yè)轉移之后想要再工業(yè)化怎么辦？有人說把機器設備都弄過來，像現(xiàn)在一樣逼著日韓蛙三個一起到美國境內(nèi)投資不就完了，還有的說把成本壓下去就行，這個思路倒是和美國把白面合法化的路子比較對口，因為這么干之后還能順應金融現(xiàn)狀，繼續(xù)做期貨，這個期貨就是廉價勞動力的期貨，當然這么做對于他們講究的human rights肯定是不利的，但是真要這么做也沒有什么能阻礙的。共和黨的本位實際上還是胡佛那一套，而民主黨則更關注商業(yè)銀行，這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區(qū)別。當然，兩者在根本上都是服務于美國金融集團階層的利益的。驢象最后落腳點實際上還都是雇主階層，但是為了保證市場經(jīng)濟的運轉，某種形式的“工資”還是應當存續(xù)下去的。這就是金融深化仍將持續(xù)下去的原因之一。如果完全只做這個資本收益的個人賬戶，那么通脹還是會更嚴重的，所以說來歸去，還是要給成本壓一壓，唯一看上去合理的辦法就是給他們套上債務的犁頭，依靠債權實行合法的壓榨。

另一個壓力點就是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帶來的有效就業(yè)不足，乃至于以后有效就業(yè)幾乎損失殆盡的后果。這個危機不單單是對普通人而言的，也是對整個市場的報酬遞增結構造成嚴重的損害。如果沒有消費了，信心預期增長就會被腰斬，生產(chǎn)社會化就會出問題；如果沒有基本的信心預期增長，資本預期增長也會受影響，資本社會化也會受到影響。一個基本的趨勢是，在不能預測雇員階層未來的才能是否值得被雇傭的情況下，市場是不能接受消費的斷崖的，而消費信貸當然是有用的，但問題是如果沒有還款來源呢？這不就砸手里了么？所以未來要給普通人留下一份生存基金，而這份生存基金又不能重蹈養(yǎng)懶人的覆轍，在這里實際上就是要把養(yǎng)老金的輻射范圍擴展到幾乎人的一生，而要支付的金額要增加更多得多。怎么能使得這些錢不成為“偽流動性”，在保值的同時給到每個人應有的福利，而非毫無根據(jù)的均等。這是技術變遷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其次是這個體系怎樣不影響技術變遷，不妨害進步的效率，這也是很重要的設計點。

這是比2025年誰入主白宮更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