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容置疑，美國空軍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目前，美國空軍現役作戰飛機的總數是2094架，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除了有大量的?F-15、?F-16等第四代戰斗機外，美國空軍還擁有?F-22“猛禽”和?F-35“閃電”第五代隱身戰斗機，也是世界上擁有第五代戰機數量最多的國家，而且一直致力于研發第六代戰斗機B-21。另外，美國空軍還裝備了數量眾多的?B-52、?B-1B、?B-2A、?B-21A等各種類型的戰略轟炸機，具有強大的全球打擊能力。但在戰場上起決定因素的終究是人，更是由人創造的文化。表面上看，美國空軍擁有數量巨大的飛行員儲備，而且由于美國在世界范圍內挑起并參與了眾多戰爭，他們的飛行員大多具有豐富的實戰經驗。但實際上，美國空軍正在面臨著重大挑戰，因為美國空軍文化出現了問題。

美國軍事專家保拉·桑希爾（Paula Thornhill)和沙恩·普雷斯沃特（Shane Praiswater）對美國空軍文化的病癥進行了診斷，并開出了藥方。桑希爾是美國空軍退役準將，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的教授。普雷斯沃特是美國空軍中校，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戰略思想家項目的畢業生，也是加利福尼亞州愛德華茲空軍基地B-21初始部隊第31測試和評估中隊的作戰主任。近日，他們在美國軍事網站《防務一號》聯合發文分析了美國的空軍文化：沒有自信，不思進取，消極倦怠，把自己當成被動的幫手，而不想成為銳意創新的戰爭贏家。他們指出，要想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空軍，成功應對日益激烈的大國沖突，美國必須重振空軍文化。

1945年，美國一架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從塞班島起飛，執行針對日本的轟炸任務

“不屈不撓、銳意進取”是美國空軍歷史上最強大也是最具凝聚力的文化，這種精神一直激勵著美國空軍飛行員以勇氣和創新應對最艱巨的作戰問題。但是，現在的美國空軍已經缺乏這種精神，桑希爾和普雷斯沃特在文章中指出，在當前動蕩的國際局勢下，要想取得競爭上的優勢，美國空軍的傳統文化迫切需要重振。

美國空軍文化越來越頹廢

美國空軍的傳統文化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飛機將戰場變成了一個三維空間，新的作戰問題需要創新的、敢于冒險的解決方案。這一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了頂峰，當時美國陸軍航空隊（AAF）指揮官通過利用技術、地理和飛行員的才能，甚至在高風險的情況下，成功地應對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戰。戰爭結束時，美國陸軍航空隊的作戰人員知道，他們屬于一支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戰勝任何對手的部隊，而后來獨立的美國空軍就是圍繞這種文化建立起來的。

但近幾十年來，美國空軍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由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帶來的，因為這兩場持續時間長、規模巨大的戰爭以地面作戰為重點，空軍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所以，美國空軍的領導層不再將自己定義為創新的、自信的追求勝利者，而是建立并采取一個更為被動的“重要推動者”（critical enablers）框架，把自己當成其他作戰部隊的幫手，逐漸形成了一種越來越消極被動的頹廢文化。

在一支軍隊中，被動是危險的，會導致作戰人員的冷漠，甚至會滋生失敗主義。正如法國歷史學家、抵抗德軍的戰士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談到1940年法國“奇怪的失敗”時所寫的那樣：“我們的士兵被打敗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太容易讓自己被打敗了，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功能太遲鈍。”

美國空軍現在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缺乏一個強大的、單一的文化敘事將飛行員團結在一起。沒有一個統一的文化敘事，文化碎片化將會持續下去，空軍就不會為國家提供最優貢獻。

三種病癥

美國空軍日益增長的思維模式可以被稱為“參與式文化”，即依靠他人來識別、提供和尋求應對棘手作戰問題的解決方案。這種文化會鼓勵飛行員等待來自空軍以外的指令，并且讓他們產生不承擔合理風險的心理。具體來說，在一場對等的作戰對抗中，作戰人員認為他們的主要角色只是參與者。由于對手的防御能力不斷提高，作戰人員希望使用先進武器應對，但不是為了追求制空權。這樣的一種文化會產生三種病癥：

第一個癥狀：沒有自信。美國空軍大多數飛行員似乎對美國空軍在重大沖突中獲勝的能力沒有信心，并采取一種被動的心態來履行他們的職責。他們往往認為，將軍們已經假設了一些戰斗是無法通過傳統的勝利理論來贏得的，因此美國空軍所能做到最好的事情就是參與作戰，而不是認真訓練去擊敗對手。多年來對“步調威脅”（pacing threat）的強調可能讓那些習慣于支援聯合部隊而不是領導聯合部隊的空軍作戰人員不僅感到不適，而且也大失失望。

美國軍方認為，中國的軍隊正在加速現代化步伐，并代表一種“步調威脅”。事實上，美國政府將俄羅斯視為“迫切威脅”(acute threat），而將中國視為“步調威脅”。美方所謂的“步調威脅”，是指美國軍力的發展步調要時刻關注并努力超越中國軍力的發展步調。

第二個癥狀：依賴遠射武器。美國空軍過度專注于防區外發射的遠程發射武器，這樣的武器降低了攻擊的風險，但也助長了飛行員只是戰爭參與者而不是必勝者的心態。領導層越來越依重防區外發射武器，然后得出結論，認為“防區內”攻擊過于危險，然后進一步得出結論，該部隊不能像以往那樣進入“防區內”發動攻擊并取得勝利。誠然，防區外遠射武器和相關戰術至關重要，但許多作戰人員認為，正如他們的領導所做的那樣，放棄“防區內”攻擊會扼殺戰術創造力，并將主動權拱手讓給對手。

第三個癥狀：對歷史缺乏了解。強大的組織文化需要共同的歷史，然而，美國空軍人員無論是在單位層面還是在專業軍事課堂上交談時，很明顯地表現出對美國空軍歷史嚴重缺乏了解，更不用說能夠批判性地理解了。像“施韋因富特”（Schweinfurt）、“滾雷”（Rolling Thunder）以及“沙漠風暴”（Desert Storm）等名稱不再喚起共同的記憶和共同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這些曾經赫赫有名的行動代號已經不再能夠激發空軍飛行員們的辯論。對大多數作戰人員來說，他們的空軍文化敘事始于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后，美國空軍成為了作戰行動的“重要推動者”而不是領導者。

施韋因富特空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經典案例。1943年8月，美國陸軍航空隊230架B-17“空中堡壘”重型轟炸機對德國位于施韋因富特市最大的滾珠軸承工廠進行轟炸，希望通過摧毀這座工廠來癱瘓德國的軍事工業。為了應對美軍的空襲行動，德國空軍動用了300多架戰斗機。雙方都損失慘重，但美國的目標達到了,德國的這家工廠產量也大大減少。而“滾雷行動”是越南戰爭期間美軍對北越進行的轟炸行動，從1965年3月至1968年11月，美國空軍第2航空師、美國海軍和南越空軍對北越進行了大規模轟炸行動。有人將其看成是美國的典型的勝利，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將其看作是典型的失敗。滾雷行動確實阻礙了北越對南越的進攻行動，也給北越造成了一些損失，但卻沒有完全實現任何一個任務目標。而“沙漠風暴”行動是海灣戰爭期間，以美為首的多國部隊從1991年1月17日到2月24日對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進行的空中打擊，使得伊拉克的指揮與控制系統癱瘓，嚴重削弱了伊拉克軍隊的戰斗力。

這些歷史上著名的作戰行動曾是美國空軍人員尤其是戰斗機飛行員津津樂道的英雄故事，讓他們備感自豪，也增添巨大的作戰動力。然而，時過境遷，現在的美國空軍作戰人員對其歷史不了解，對這些經典作戰案例也不再感興趣，更不會對其進行辯論與思考。

三種損害

正如所表現的那樣，美國空軍正在走向一種參與式文化，這至少有三層含義，也可以說有三種危害。

首先，這種文化強化了美國空軍的輔助作用，而不去重振一種創新的、能夠掌控局勢的思維模式。美國一直將中國作為頭號競爭對手，未來的主戰場將是太平洋地區。桑希爾和普雷斯沃特在文章中指出，美國要想在太平洋地區開展作戰行動并取得勝利，就意味著，所有軍種都應做好準備，在不同的風險水平上發揮領導作用，而不是把自己定位于一個輔助者的角色。

其次，參與式文化讓美國空軍變得沒有擔當，從風險管理者轉向風險規避者。美國資深飛行員歷來擁有有效地管理風險的能力和傳統，即使上級的指令是模糊的，甚至是錯誤的，飛行員都能根據實際戰況做出調整，想方設法完成任務。比如在施韋因富特行動中，美國陸軍航空隊的指揮官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和決策，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美軍飛行員也設法在風險和有效性間取得平衡，很好地完成了任務。而如今，盛行的厭惡風險的文化導致指揮官追求靠不住的勝利理論。

第三，這種病癥表明，美國空軍可能正在從一種“激能文化”（enabling culture）轉變為被動文化。在后一種文化中，飛行員等待被告知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完全聽命于指令，而不是尋求發揮領作用并奪取勝利。正如馬克·布洛赫所強調的那樣，從文化上講，這種被動文化對任何軍事組織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危險。

重振創新文化

布洛赫提醒我們，即使是最優秀的領導者，也必須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不斷培養自己的組織文化。桑希爾和普雷斯沃特在他們的文章中給美國空軍領導人提出了三個建議，或者說開了三個處方：

首先，在將軍級軍官和他們所領導的部隊尉級和校級軍官之間開展真誠坦率的對話。在等級制度中，這種跨層級的溝通往往很棘手，不容易實現，但仍鼓勵將軍們放下身段，傾聽下屬軍官的意見和建議，有利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為將軍們的理論和下級軍官所想的問題之間往往有很大的脫節，這種脫節在戰時比平時更嚴重。

第二，領導者應該要求作戰人員將對手改進的防御系統視為需要克服的挑戰，而不是去逃避這種挑戰。例如，空軍的作戰部隊可以借鑒最近使用第四代戰斗機擊退伊朗僵持戰術攻擊的做法，在歐洲和太平洋的關鍵基地周圍建立重疊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區”。這樣的努力可以幫助作戰人員從脈沖式作戰演變為有條不紊的綜合空中防御作戰，或者至少是讓對手感到恐懼的阻截行動。

第三，飛行員應該了解他們的部隊曾經輝煌的歷史，了解積極奮進的傳統文化，還應該理解不同的勝利理論，以及飛行員如何在危急情況下追求有效的戰術。沒有這個歷史基礎，就沒有建立一種共享的、充滿活力的組織文化的希望。

美國空軍的領導層知道他們面臨著新的威脅，最近的重組努力以及像敏捷作戰部署（Agile Combat Employment）等教義的變化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對脈沖式作戰和防區外發射武器和戰術的強調和依賴也表明，領導層認為，這種威脅只能被控制，而不能被擊敗。

這種態度滋生了一種被動的、參與式的文化，尤其是在戰術層面。桑希爾和普雷斯沃特在文章中無奈地表示，希望美國永遠不需要再打一場大國戰爭。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報告也美國空軍提出了一些建議，要求領導層為飛行員們尋找一種強大的、統一的文化，將他們團結成一個整體，重新煥發出強大的戰斗力。美國空軍高級領導人應該努力專注于解決這些問題，并利用飛行員的創新文化來幫助解決這些問題。而且，領導層也要強調突出軍事創新，將其作為空軍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空軍的各級教育和培訓計劃中強調空軍的文化遺產。另外，對那些帶來創新的人員以及實際運用創新的人員進行表彰。

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因此美國空軍在官兵晉升方面進行了改革，試圖創造一個跨越種族和性別的公平競爭環境，激發作戰人員的潛能。美國空軍去年開始進行的官兵晉升系統重大改革表明，領導層根據個人素質以及在每個職業中成功的技能和任務來評價飛行員，而不是受歡迎程度來評價他們。美國空軍領導層認為，通過改革晉升體制，盡可能激發作戰人員的能力和斗志，為與中國和俄羅斯等其他全球大國競爭做好準備。

美國專家指出，無論如何，美國需要一個健康的空軍來應對任何突發事件。這首先要重振一種推動飛行員識別和解決復雜作戰問題的積極文化，那就是不屈不撓、銳意進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