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文 安富建/文 山西借助考古手段重寫山西陶瓷史，發掘的三個窯址有兩個進入“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繼邢窯、定窯之后，中國北方唯一細白瓷中心，“也是元代全國質量最高的細白瓷窯場”；小如米粒的支釘，補上定窯瓷器外觀“芒口”缺憾，被視為“汝窯先進技術的互鑒和傳承”。

紹興十一年（1142年），大宋皇帝賜死了骨頭最硬的抗金將軍岳飛。無一人再敢言戰。自此，宋金戰休，相安無事多年。

三十年后，大定十三年（1173年），大金國曲沃縣祁鄉南方村（今山西侯馬市西郊的牛村古城南）村民董萬，撒手人寰。墓室采用當地流行的仿木構磚雕裝飾，四壁幾乎素面。隨葬品僅一件——一只黑瓷小燈碗，盛燈油用。

金國，起于草原，入主中原。到了第五、六位皇帝，金世宗（1161年～1189年在位）、章宗（1190年～1208年在位）終于迎來安定治世。以兩朝的年號，“大定明昌五十年”，成了文人筆下歌頌的金國安樂生活的指代。

似乎是逢著盛世，本就人丁興旺的董萬家族，后代們也闊起來了。

距離董萬墓附近不到二三十米，陸續起了三座墳頭。每一座墓都飾以巨幅的壁畫、磚雕，“為一般金墓所罕見”。裝飾最為豪華的是最后一座墓。

金章宗病死（泰和八年，1208年）之后的兩年，大安二年（1210年）十一月初一，董玘堅與董明兩兄弟合葬入土。這對兄弟墓中的磚雕戲俑、戲臺被譽為“中國式古戲臺原型”，被認為是“金院本的演出形式”“元雜劇的先驅”，現保存于山西博物院“戲曲故鄉”展廳，曾登上央視《國家寶藏》。

金 董明墓戲俑

自左至右為裝孤、副末、末泥、裝旦和副凈等五個角色

圖源：山西博物院網站

董玘堅與董明兄弟安葬的次年——金大安三年（1211年）春二月，祈天儀式之后，成吉思汗帶著十余萬蒙古大軍南下，踏上滅金征途。金朝皇位迭傳九代，凡一百二十年。章宗之后的二十四年里三位皇帝的結局，在這一年寫定。董氏家族的榮華，隨著金國百姓太平日子的逝去，大概也到頭了。

相較董萬，后代們家私豐厚，以五戲俑“精裝修”墓在歷史留名。宋金時期以薄葬居多，金墓的隨葬主要表現在墓壁裝飾多少上，隨葬器物并不多。五戲俑盛名背后，很少有人知道兩兄弟墓中另有故事—一只碗。

兩兄弟墓中，僅十件左右的隨葬品，有碗盤碟筷、木梳、木發髻等，其中，兩件是印花白瓷。

金代 霍州窯 白釉印花碗 山西省侯馬市金大安二年（1210）董明墓出土

1959年出土，現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

內壁分6組模印花紋，有池塘和梅花鹿，鹿或低頭飲水，或奔跑，或回首眺望；中心印輪花

這件白瓷碗，是霍州窯出品。山西青銅博物館館長梁育軍說，“該器是迄今所見霍州窯細白瓷中模印圖案最精美者”（《霍州窯細白瓷淺識》，2007）。

“霍州窯細白瓷屬于高檔瓷器，金元時期大多出土于富戶之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山西霍州陳村瓷窯址考古項目領隊劉巖說。“2022～2023年霍州陳村瓷窯址”的發掘，在山西中南部、距離董氏村子以北的一百多公里外的霍州市進行，由此揭開霍州瓷器數百年燒制史。

這一發現，尤其因對金元時期出自霍州窯的高檔細白瓷器來源的“破譯”，而獲得“202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文博時空邀請劉巖研究員，破除長期以來外界對“山西瓷器無名窯”的重重誤解，解讀各地晉瓷鮮明的地域特色，聚焦霍州窯數百年發展如何一步步成為繼唐代邢窯、宋代定窯之后，在元代登頂“北方細白瓷制造中心”巔峰，并回答是什么造就了霍州窯在整個中國瓷器史上獨一無二、僅小米粒大小如同“隱形”的支釘燒制技術。

被誤解的山西瓷器：“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偏愛的珍品，為什么總有人說河北定窯產？

論山西地貌，表里山河：

呂梁、太行二山，翼護東西；五大盆地，縱貫南北。

依山河天險為屏障，構成的完整板塊內，山西自北向南五大盆地相連，依次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有忻州、定襄）、太原盆地、臨汾盆地、運城盆地。

山西省地勢圖-霍州市（紅色圓圈內）

因地理板塊分割，山西瓷窯自北向南形成了形態各異的多元面貌。

大同，曾是為遼、金、元初三代五京之一（西京）。源于河南的乳濁釉——鈞釉的風潮也吹到了塞外，大同渾源窯成為山西鈞瓷生產重鎮。

蒙元 鈞釉雙耳三足爐 渾源窯產品

1958年山西省大同市宋家莊至元二年（1265年）馮道真墓出土

圖源：山西博物院網站

元 月白鈞釉玉壺春瓷瓶

1958年山西省大同市宋家莊馮道真墓出土

圖源：大同市博物館網站

元—明 黑釉雞腿瓶 懷仁窯產品

1993年山西省懷仁縣鵝毛口村懷仁窯址出土

此瓶肩部一周劃寫有“都酒使司”四個字；懷仁窯和大同窯均地處雁北

圖源：山西省博物院官網

介休窯，在“技術輸出”上表現最為典型，比如開先河的印花工藝、瓷質粘釘疊燒技術、“白地黑花”裝飾風格，可謂宋代山西制瓷成就集大成者。

北宋 白釉鏤空熏爐 介休窯產品

1958年山西省太原市金勝村出土

攝于山西博物院

霍州窯，金代以細白瓷為主流產品，元代時達到頂峰，成為“北方唯一細白瓷生產中心”，也是山西古陶瓷史上“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各階層消費人群的瓷窯。

金 霍州窯 細白瓷印花淺盤（蓮紋）劉巖供圖

元 白瓷劃花卷草紋蓋罐

霍州市陳村出土

攝于山西博物院

河津窯，其北宋的精細白瓷的白度超越邢、定白瓷；在金代有具備文人格調的書法藝術枕。當時，金章宗酷愛書法，字跡酷似宋徽宗，民間甚至訛傳他是徽宗的曾外孫。全國宋金瓷枕中達到珍貴文物級別的有1786件，其中有168件為河津窯產品。

金 白地剔花填黑書法八角形枕 山西運城博物館藏

上書“柴門掩石泉，夏日亦聞禪，冷落花邊竹，馨香草里榮”，有瓷枕上最美書法之稱，不輸于名家手筆

此外，晉東南的長治窯（八義窯），有高品質的白地黑花山水制品，明顯一時，比河北、河南白地黑花瓷的成熟期更早20年。

金 白地黑花“風花雪月”八角枕 長治窯產品

金 八義窯紅綠彩瓷碗

長治市郊北石槽磚瓦廠出土

紅綠彩瓷，是長治窯另一類代表產品

圖源：長治市博物館官網

山西瓷器窯口，歷代文獻記載的涉及三十多個縣；晉瓷遍地繁花，若論“花中之花”，北宋是介休，金元為霍州。

山西宋遼金元時期重要窯址分布圖

圖源：運城博物館《晉陜冀豫宋遼金元陶瓷特展》

遺憾的是，相關的考古工作開展較晚，以致明珠蒙塵。

北京故宮收藏的一方瓷枕，乾隆皇帝珍愛有加，上有御題詩一首：

“瓷中定州猶椎輪，丹青弗藉傳色粉。懿茲芳枕質樸淳，蛤粉為釉鋪以勻。鉛氣火氣凈且淪，粹然古貌如道人。通靈一穴堪眠云，信能忘憂能怡神。至人無夢方宜陳，小哉邯鄲漫云云。”

曾被乾隆誤認為是定器的瓷枕，經過考古證實，實為“河津窯所產白釉珍珠地劃花枕”。

金 河津窯白釉珍珠地刻劃折枝芍藥紋腰圓枕

上有乾隆題詩

長期以來，山西瓷器的真容遮蔽在河北定窯、磁州窯等耀眼光環下，未能揭示出鮮明的特點。

定窯是宋代最有名的白瓷窯口，所謂“宋代五大名窯”的體系里，唯一北方入選而且主打白瓷的窯場；磁州窯是中國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窯體系，產品以北方民間尋常人家最常見的“白地黑花”瓷器（前文多次提及）為代表。

簡而言之，限于山西陶瓷考古工作所限，學界對于山西瓷器特點認識不足，山西的瓷器常常被籠統劃入定窯系、磁州窯系。瓷器史上留下對山西瓷器的深深誤解。

元 白瓷玉壺春瓶 霍州窯產品

山西襄汾縣出土 攝于山西博物院

“我在北大學習陶瓷考古，很早認識到山西陶瓷并非是外界對山西的固有印象。”2005年，劉巖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畢業，回到山西老家進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院）工作，“發揮所學借助考古手段重寫山西陶瓷史，還原山西陶瓷的歷史地位，也是我學生時代的理想抱負。”

兜兜轉轉，直到十多年之后，劉巖才從繁雜的考古工作中找到機會，真正進入自己所學的陶瓷考古領域。幾年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通過了劉巖提出的一項學術規劃：山西古代瓷窯址區域考古調查與重點窯址發掘研究。迄今為止，三個窯址發掘陸續完成。

2016年河津窯的發掘，首次在山西地區發現了制瓷窯、爐、作坊一條完整生產鏈條遺跡；2019年，劉巖擔任考古發掘領隊在山西省西北部的興縣西磁窯溝窯址發現了俗稱的“柿黃色”或“柿紅色”北宋瓷器產品，一種亮麗而鮮艷、極具山西地方特色的瓷器，被考古隊員稱為“山溝溝里的野花花”。這次“小而精”的發掘，填補了呂梁地區陶瓷考古的空白；2022～2023年，劉巖再次擔任考古領隊，對霍州窯開展了該窯發現近50年以來的第一次科學考古工作發掘。

“柿色彩”瓷盆 興縣西磁窯溝窯址出土

霍州窯發掘的瓷窯址 劉巖供圖

（編號D15地塊發掘區三維模型）

令人驚喜的是，三個窯址考古發掘，兩個進入“十大”：河津窯、霍州窯的發掘分別入選2016年、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以陶瓷考古印證了山西陶瓷手工業的地域多樣性，讓人們重新認識山西古陶瓷真正的面貌，實現了學生時代的自我期許，劉巖內心頗為觸動。

在接受外來影響的基礎上，山西各地瓷窯在陶瓷產品和燒制技術方面多有創新。與之相比，“定窯、磁州窯在北方極具統治力，周邊窯場則如同衛星窯場一樣，制瓷面貌也相對單一、同質化，一定區域內大大小小的窯場形成了典型的‘定州系’‘磁州系’，因而相關窯口后續發掘難以做到填補空白或顛覆人們過往的認知。”劉巖說。

霍州窯，最早的記載出自元末明初文人曹昭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成書的“中國現存最早的文物鑒定專著”《格古要論》。書中寫道，“霍器出山西平陽府霍州”，并認為霍州窯產品也是“仿定”之作，并借定窯之名自抬身價。

霍州窯也是《格古要論》中唯一提及的山西瓷窯。

明《格古要論》霍州窯的記載

上世紀70年代，文物部門根據這一記載在霍州陳村發現了霍州窯址。此后，除了學者研究采集瓷器標本之外，民間愛好者絡繹不絕前往“撿瓷片”。“我剛參加工作時去過霍州窯，那時能夠采集到大半個碗的瓷片。現在再去幾乎見不到細白瓷。這十多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劉巖說。

經過考古發掘借助窯爐、作坊、瓷片、窯具出土的位置，研究者還原了當時陶瓷手工業的生動面貌，更完整揭示霍州窯在歷史上獨樹一幟的價值。

蛻變：從金到元，霍州窯“北方最后一個細白瓷高峰”如何煉成？

唐代，全國陶瓷生產呈現“南青北白”的格局，北方白瓷以河北邢窯為代表。至宋代，陶瓷真正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國大部分人可以用上瓷碗、瓷盤吃飯。

“北宋開始，中國的瓷業生產進入大繁榮時期。凡是有瓷土資源、燃料、水源的地方都在生產瓷器。”劉巖說，“南北方影響力最大的窯場，比如河北定窯、磁州窯，河南汝窯、鈞窯，陜西耀州窯，山西介休窯，浙江龍泉窯……”各地窯火遍地，一直到今天。

在山西，金代出現了精致工藝的細白瓷窯場，“主要有渾源、介休、霍州、河津。”，劉巖說。北方白瓷傳統里的“明珠”細白瓷屬于高檔瓷器，相對于粗白瓷來說。山西大部分窯場即便有細白瓷產品，也并不顯著，比如占總產量比例小，白度偏低，胎體偏厚。

霍州窯不一樣。北宋末期，霍州窯問世，以生產粗瓷（如粗白瓷）產品為主。進入金代，霍州窯產品體系突破升級，細白瓷成為絕對主打產品，兼燒粗白瓷、黑釉瓷。

“霍窯細白瓷胎體潔白堅致、釉層稀薄光亮、釉色潔凈明快，而且器類小巧多樣。”劉巖說。

金 霍州窯出土細白瓷 劉巖供圖

乍一看，這些白里透亮的瓷器大小，與現代人們吃火鍋用的“小料碗”接近。

放眼北方，定窯仍然是金人治下的北方細白瓷中心，影響力輻射全國，“產量又大，質量又高”。作為競爭對手之一，霍州窯產品也行銷金國統治區的大部分區域。

北到今天的內蒙古，南到河北，東到吉林，西到甘肅，都有山西霍器的身影。

金 白瓷碟

吉林和龍市龍海M2出土

圖源：《吉林和龍市龍海墓區M2出土的晚期瓷器》

金 白釉“福祿招財”瓷碗

甘肅華池縣李良子窖藏出土

分布雖廣，霍州窯瓷器出土卻并不多，山西博物院有集中展出區。

山西博物院霍州窯瓷器陳列 殷殷供圖

金 白瓷印花水禽紋碗 霍州窯產品

山西省朔州亞麻廠出土

攝于山西博物院

金 白瓷印花水禽紋碗 霍州窯產品

山西省朔州亞麻廠出土

攝于山西博物院

金 白瓷印花童子戲蓮紋碟 霍州窯產品

攝于山西博物院

金 白瓷印花花卉紋碟

霍州窯出土

攝于山西博物院

金 白瓷印花水波紋碟 霍州窯產品

攝于山西博物院

霍州窯瓷器多出土于富戶人家以上階層的墓地，典型如山西侯馬董氏家族。“這和霍州窯瓷器的產品定位有關。尤其是茶器（茶杯）、酒具（酒壺）、高檔餐具（小碗）一類精致而小巧的器物，不同于中低階層消費人群大量使用的碗、盤。”劉巖說，“高檔細白瓷，當時大部分人負擔不起。這是霍州窯瓷器不可能大量出土的原因之一”。

定位于小型化、精品瓷器的霍州窯產品，在金代普遍有標志性的印花裝飾、裝燒技術則是在器物內底殘留“澀圈”。

當時，定窯白瓷風格強勢橫掃，印花白瓷成為主流窯場審美風尚；進入山西地面，介休窯可能直接影響了霍州窯產品形態。

霍州窯出土金代細白瓷印花盤及其上嬰戲蓮紋（線圖）

珠玉在前，近朱者赤。“霍州窯早期產品面貌，和早于它出現的介休窯基本一致。”劉巖說。北宋時期，介休窯走出山西本地，與遼的陶瓷貿易讓它進入遼上京、遼中京等地并南下陜西、河南。

北宋 白釉黑彩梅瓶 介休窯產品

康平縣張家窯遼墓群出土 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介休窯也是北宋時期山西最具創造性而且技術輸出實力的窯場：

北宋介休窯已開始使用單凸線組成的印花圖案，比定窯同類裝飾早半個多世紀，其后，金元霍州窯也普遍采用介休窯的作法；

北宋介休白瓷比定窯更純白；

北宋“白地黑花”裝飾風，引發后來金代北方地區白地黑花瓷器繁榮，出現一統瓷器市場的磁州窯系；

“改良版”的支釘疊燒技術，實現瓷器產量和質量的平衡，元代霍州窯可能直接借鑒吸收。

介休窯、霍州窯位置關系示意圖

霍州窯印花凸顯活潑靈動，紋飾內容較少，只見大雁、海馬、水禽、蓮池、嬰戲、海水和團菊等紋樣，不似定窯鋪滿器底的那般“繁縟”而且規整。

金代細白瓷澀圈印花盤（水波人物紋）

金代細白瓷印花淺盤（蓮紋）

有學者認為，霍州窯印花的高超水平與當地發達的雕版刻書術有關，可能存在“百工互效”的技術交流。

金代擄取北宋國子監的圖書，刻書中心也隨之轉移到了北方，主要是霍州窯所在的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山西平陽與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福建建陽并列為“四大刻書中心”之一。

北宋-金 定窯 白釉印花云龍紋盤 攝于上海博物館

定窯的瓷器倒扣放置，坯體口沿接觸支圈后有明顯未施釉痕跡，俗稱“芒口”器。而霍州窯器物為了避免瓷器間粘連，會將碗底釉色擦去一圈，再口朝下層層疊摞放置，形成一個“碗柱”，這就是“擦澀圈疊燒”技術。這一裝燒技術提升了產量，卻會影響瓷器美觀。

金代細白瓷印花小碗（水波禽鳥紋），底部有疊燒形成的“擦澀圈”

元代，霍州窯脫胎換骨，采用獨有的“支釘疊燒”技術，不再擦去器物內底部釉色而代以瓷泥漿的小粘釘在器底支撐。

霍州窯泥漿粘釘技術可能來自于介休窯，元代時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尖端”技術：其一，是粘釘尖尖的形態，其二，這種技術只有霍州窯工所掌握，是當時最先進的技術。

霍州窯如小米粒大小的支釘技術，在中國瓷器史上，獨一無二。

元 霍州窯白瓷高足碗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通體施釉，口緣鑲嵌銅鉸棱，器外底隱約5個偏橙色的支燒釘，器內底有5個極細支釘痕

當霍州窯完成技術迭代之際，一股元代瓷器新風尚引領各大窯場。

窯場紛紛打造草原風貌的新器型瓷器，以適應新一代統治者對中亞、西亞的金銀器偏好的新需求，“陶瓷器因為便于成型的特點，可對金銀器明顯的直接的模仿”劉巖說。值得一提的是，融合金銀器“入瓷”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乾隆誤以為是定窯出品的河津窯那件珍珠地劃花瓷器，正是模仿金銀器鏨胎工藝燒造而成，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元代興起的這一輪瓷窯場改弦更張的典型，如景德鎮的青花瓷，霍州窯的白瓷高足杯、高足碗，介休窯的黑釉剔花、黑釉鐵銹花嘟嚕瓶、胡瓶。

元 細白瓷龍柄小杯 霍州窯出土 劉巖供圖

經過技術改良去掉影響美觀的“澀圈”，打造時新的草原新器型，霍州窯終于抵達市場影響力的巔峰。

產自山西霍州有“小米粒”特征的精美小型高檔瓷器，通達元朝廷史無前例的統治區的南北四方。

集寧路（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市一帶）為元代建置，始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是草原與中原地區商貿交易的重要場所。

向北，經過集寧路故城中轉，霍州窯瓷器進入今內蒙古（包頭市燕家梁遺址出土），深入廣闊漠北一帶，抵達元故都、蒙古帝國的權力中心哈剌和林（今蒙古國前杭愛省額爾德尼昭北）。

蒙古國元代和寧路故城遺址內的霍窯白瓷標本

內蒙古額濟納旗元代亦集乃路故城出土的霍窯白瓷標本

向東，抵達吉林（敦化市雙勝窖藏出土）及河北黃驊海豐鎮元代貿易港口；向西，進入陜西（西安市元后至元五年（1339）張達夫及夫人合葬墓出土）、寧夏（固原市開城墓地M68出土）；向南，出現在浙江杭州。

實際上，霍州窯瓷器出現在元大都（北京）、元中都（張北）、元故都（哈剌和林），“很可能已經進入了宮廷消費。”劉巖說。

這種通達能力背后關聯著元代才出現的一類新型交通運輸網：驛站組織。驛站，本來是蒙古汗國征服時，用于傳遞軍情和運輸物資的軍事需要，后來成為元朝政府的“神經和血液網絡”和商貿要道。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霍州站馬五十四匹”，霍州驛站成為當時冀寧（太原）至平陽（臨汾）之間的重要驛站之一。順著這張元治下“毛細血管”通路，霍州窯進入上流社會，成為古代山西走得最遠、廣受歡迎的瓷器。

當霍州窯蒸蒸日上時，細白瓷領域老大哥定窯已經衰落了。“元代以后定窯不再生產高檔細白瓷了。或許是原料用完了，也可能改朝換代導致原來的服務對象不在了。”劉巖解釋稱。

霍州窯在陶瓷史上的位置清晰起來：繼邢窯、定窯之后，中國北方唯一細白瓷中心，“也是當時全國質量最高的細白瓷窯場”。

元末至明代，磁州窯典型陶瓷器型——“白地黑花”瓷覆蓋了整個北方瓷器消費市場。霍州窯也融入了這一流行趨勢，瓷器產品代表了這一時期北方地區白地黑花瓷的最高水平。

明 白地褐彩花卉紋碗 霍州窯出土

霍州窯市場輻射面收縮，成為山西南部的地方窯廠。靠著數百年積累的底子，霍州窯為明代藩王府用瓷和孔廟燒制的禮制祭祀用瓷，“這種特殊目的的生產活動，應該是在窯場一小塊區域集中生產”，服務于山西地方的政治文化中心。

編號D7地塊發掘區航拍全景（東向西） 劉巖供圖

明代制瓷窯場：由一座窯爐和三孔磚券窯洞構成

霍州窯過去沒有任何痕跡顯示在生產藩王府用瓷，不見于史籍或陶瓷器的發現上，“此次發掘屬第一次發現，帶來了新認識，填補了空白。”劉巖說，“經和景德鎮等其他藩王瓷作對比，年代基本確定在明代早中期。”

龍紋是藩王瓷最基本的裝飾，象征皇室地位。起初，主要是景德鎮官窯燒制，后來民窯也參與其中。明初中期，藩王瓷龍紋多采用退居次位或不再為當朝所用的龍紋形態，甚至是地位較低的四爪龍紋（尹翠琪，2023）。

明 細白瓷礬紅彩五爪云龍紋碗（藩王府用瓷） 霍州窯出土

封藩在山西的明藩王有三位，朱元璋第三子朱棡被封在晉中太原的晉王；第十三子朱桂被封在晉北大同的代王；第二十一子朱模封在晉東南長治的沈王，“但尚無法判斷霍州窯到底供應給哪個王府”。

“霍州窯從金到元、從元到明的連續蛻變，可能與朝代更替、瓷業生產資源變化、消費市場和對象變化等有關系。”劉巖說。

伴隨標志性產品細白瓷的落幕，霍州窯在中國瓷器史上的位置被定格。從金代的侯馬董氏富戶、元代都城的達官顯貴，到明代藩王，霍州窯長期服務于中高端消費人群，這一點未曾改變。

在霍州陳村村東一個發掘地點，有厚達兩層樓高（近6米）的瓷業文化層堆積。劉巖說，“幾百年里，周邊窯口沒有更換地點。”這“兩層樓”始于金代作坊的廢棄，之后，其上形成了窯業廢棄垃圾傾倒場，元代、明代和清代又依次在此生產、廢棄，慢慢就形成了歷朝歷代的瓷業層層疊疊的文化層堆積。

編號D25 地塊發掘區 三維模型（西北向東南）

金代、元代、明代和清代的燒瓷歷史“地層書”

數百年時光，霍州窯漫長燒造史，壓縮在近6米高的空間內，形成一本瓷器地層史書。今天的人們，以考古的力量一層層翻閱其承載的厚重故事。

山河之間，霍州窯“核心技術”的源泉

河，是唯一的汾河；山，是無處不在的礦山。

汾河，山西人的“母親河”，發源于呂梁山北端，向南串聯起太原盆地、臨汾盆地，從西南方注入黃河中游。

陶瓷生產過程中會使用大量的水。霍州陳村坐落于汾河西岸，汾河常年不斷流，為霍州窯提供瓷器生產第一項必備條件：穩定的用水。

霍州窯，地處汾河西岸、近霍州市西部

霍州所處的臨汾盆地緊連運城盆地，和關中之地僅僅一河之隔。依托黃河水運、渡口之便，霍州窯得以走出山西，行銷陜西等地。

霍州陳村的地理優勢，放置于古代場景才能直觀體會。以關中為統治中心的朝代，往往視臨汾、運城一帶為拱衛京畿的東大門。史籍記載，周武王分封天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監視商紂王的兒子武庚。三位封君卻聯合武庚作亂，爆發了有名的“三監之亂”。霍州這片沃土，正是得名自周朝王室成員、武王至親霍叔的封地，霍國可能在此建都（考古尚未發現相關遺跡）。公元前661年，霍國被晉國所吞并。

關中盆地及運汾盆地（運城、臨汾）位置示意圖

（霍州屬于臨汾市）

關中平原城市群規劃范圍圖（霍州屬于臨汾市）

2018年，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印發《關中平原城市群發展規劃》（2017—2035），這是關中平原地理板塊整體性在當今的體現

漫山遍野的煤礦，是山西數代爐火不滅的基礎，也為霍州窯的發達提供了第二項必備條件：燃料。

不僅如此，在北方地區，瓷土往往是煤層的伴生物，煤層和制瓷的原料（黃灰色的坩土，即瓷土）交替分布。“在霍州窯址西部山區的山溝里，已經發現了一處瓷土埋藏區，確定了霍州窯瓷土原料來源和分布區域。”劉巖說。

劉巖在霍州窯考古發掘現場 受訪者供圖

山西擁有質量比較高的瓷土，這是第三項必備條件。

缺一不可的三項必要條件，造就了霍州陶瓷業的興盛。

霍州窯最引以為傲的是元代的細白瓷（支釘）產品，恰恰以霍州窯使用的細白、高含鋁量的瓷土為基礎。

“如果是粗白瓷，破碎的瓷器斷面會呈粗大的顆粒質感，顏色也不會呈細白狀。霍州窯的瓷土經過相關機構檢測，結果顯示有很高純度的白色，所以稍微加工就制作細白瓷。”劉巖說。

瓷土含鋁量高，會有較高的硬度。那么在高溫燒制過程中，瓷器不會輕易變形倒塌。

未成型的瓷器摞起來燒時，用“支釘”提高瓷器產量兼顧外觀，這一技術早已出現在瓷器史上。支釘的使用，有多有少，有大有小。

雁北窯場渾源窯瓷器內底曾出現過圍成一圈的9個體積較大的支釘。

金 白釉印花碗

山西省大同市下王莊出土

碗內底一周有9個橢圓形支釘痕

圖源：山西博物院網站

如何讓支釘“隱形”，讓瓷器看上去幾乎沒有瑕疵，通體透白？霍州窯工匠創造出了瓷器史上內底支燒痕跡最小支燒技術：五粒泥漿粘釘間隔。

比芝麻還小的支釘痕

“少”而“小”的支釘技術，對應要求產品形態不能太“大”，否則支釘支撐不住。“工匠們發揮高超技法最終能夠做出精美陶瓷產品，是建立在充分認識泥料特性，掌握了燒制工藝原理之上。”劉巖說。這是造就霍州窯細白瓷的秘密。

早在宋代，介休窯已經出現細白瓷支釘，3～7個數量不等。“介休窯未做考古發掘，具體情況還不非常清楚。”劉巖說，“霍州窯支釘技術可能源于介休窯”。霍州窯在金代已經出現了“5個支釘”的燒制技術，至元代，這一技術才真正穩定而持續。“市場對此類小件器物形成旺盛需求，持續而大量的產品輸出，催生了霍州窯標準化生產，進而形成穩定的制瓷技術。這意味著霍州窯瓷器燒制有產業化運作的可能”，劉巖說。

或許出自某種技術共識，最讓后來者神往的宋代官窯汝窯的支燒技術，也形成了穩定的5個支釘。不同的是，追求質量勝于產量的汝窯，并非采用多件相壘的疊燒法（汝窯以一匣缽裝燒一器，并“裹足支燒”，即底足用釉包裹不露胎）。因而，支釘痕在器物外底，內底也一點不留痕，瓷器更通透美觀。明代學者高濂形容汝窯支釘之小，“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針”。

北宋 汝窯 青釉盤 攝于上海博物館

北宋 汝窯 青釉洗 攝于上海博物館

汝窯青釉盤 上海博物院藏

底部有5個支釘痕

在2023年12月的霍州窯址考古與規劃專家座談會上，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評價稱，“霍州窯五支釘的技術傳統體現了對北宋汝窯先進技術的互鑒和傳承”；深圳望野博物館館長閻焰認為，“霍州窯的支釘的‘尖端技術’是跨越了汝窯，直接獲得了或者說是在獲取支釘技術后提出了自己的改良和技術革新”。

山西瓷器豐富而多元，倘若想一次性飽覽并不容易。

2019年5月18日，山西博物院《陶冶三晉——山西古代陶瓷特展》，以山西陶瓷的考古發現為基礎，曾展出了中國國內38家文物收藏機構收藏的山西古代陶瓷代表作品共200余件。這是目前最大規模的一次山西古代陶瓷專題展覽。

借著霍州窯發現契機，山西博物館正在籌辦一個白瓷展，將囊括霍州窯等窯址考古最新發現，預計明年面世。

曾經被誤解的山西瓷器，一次次的集中亮相，正在越來越多地向公眾講述自己真實的故事。

參考資料

劉巖：《山西霍州窯：窯洞之下的古代名窯》，《光明日報》，2024.6

劉巖 穆文軍 李彥昕：《揭秘！大名鼎鼎的霍州窯是怎么“挖”出來的？》，文博山西，2024.1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窯考古與規劃專家座談會紀要》 ，文博中國，2024.1

山西畫報：《霍州窯大有可為——霍州窯址考古與規劃專家座談會》， 2023.12

山西文旅融媒體中心：《霍州窯出土珍品：金代細白瓷印花產品——水波禽鳥紋》，2024.3

田璐：《“千歲”霍州窯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山西青年報，2024.3

山西博物院：《陶冶三晉——山西古代陶瓷特展》，2019

郭學雷：《拂去蒙塵——重估山西陶瓷的成就與歷史地位 》，2019.6

于陸洋 朱鑫海《霍州陳村窯始燒年代及相關問題初探》，《文物季刊》2022年第4期

梁育軍：《霍州窯細白瓷淺識》，原文刊于《收藏》2007年第6期

圖片 | 劉巖、殷殷、杜廣磊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