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ria Solovieva | Capital & Main

? J. Mahler, R. Mac & T. Schleifer | 紐約時報

? Adrienne LaFrance | 大西洋月刊

? 渡波 陳蕊(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隨著美國大選日的臨近，馬斯克又口出驚人之語：“如果特朗普這次敗選，那我就完蛋了” 。在之前幾次選戰中傾向于民主黨，甚至表現得有些政治冷感的馬斯克，此次動用了巨額錢權資源為特朗普搖旗吶喊，引發世界關注。馬斯克的立場轉變，也代表著硅谷更大范圍的“右轉”浪潮。那么，他們究竟想利用此次大選，達到什么政治目的？

為探究這一問題，本號特整理多家外媒報道。相關分析認為，這些億萬富翁想借助特朗普推行永久的遺產稅和富人稅減免政策，并將企業稅率的減免時間進一步延長。早前拜登提議對未實現收益的資本部分征稅也是硅谷富豪倒戈的關鍵，他們認為哈里斯極有可能延續這一提案。另一方面，哈里斯等民主黨人遵循常規政府流程，難以實現硅谷的政治訴求，馬斯克就對拜登把他排除在電動汽車政策決策流程之外耿耿于懷。而特朗普則顯得“誠意十足”，不僅承諾放松對加密貨幣的監管，還要給科技公司提供更多軍事訂單。有仍在民主黨陣營的硅谷精英批評稱，“特朗普將是他們有生以來最容易收買的總統。”

外媒還指出，這批硅谷新貴參與政治的方式展示出新面向。相較于在幕后輸送政治黑金，硅谷精英們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利益訴求，甚至在社交媒體公布資助金額，并不受道德和自我懷疑的束縛。雖然馬斯克調侃特朗普敗選自己將“完蛋”，但相較其2500億身價，投入的7500萬政治資助根本算不上什么。眾多評論家認為，這對馬斯克是一個賭注非常小、但很可能有超額收益的賭博。

更值得注意的是，硅谷的右轉也意味著一種新意識形態的興起——技術威權主義，或稱技術封建主義。新技術官僚以擁護啟蒙價值觀為名，卻在踐行壟斷之實。他們“創造新事物僅僅因為擁有創造的能力”，對技術進步不加任何反思。他們狂妄自大，認為自己凌駕于任何政府之上，這才是他們對大選保持戲謔態度的原因。馬斯克認為，只要在所有搖擺州說服80-100萬新選民為特朗普投票，特朗普就能獲得勝利，而在2020年，某個共和黨拉票組織以72美元的人均成本拉到了10萬新注冊選民。也許，這次大選已經淪為了馬斯克的新游戲。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二十三，三篇文章分別編譯自Capital&Main《為什么硅谷精英希望特朗普成為“美國CEO”》（Why Some Silicon Valley Billionaire Bros Want Trump to Be the 'CEO of America' ）,紐約時報《科技億萬富翁如何成為了共和黨的新金主》（How Tech Billionaires Became the G.O.P's New Donor Class）,大西洋月刊《技術威權主義的興起——硅谷的主導意識形態》（The Rise of Techno-authoritarianism）,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為什么硅谷精英

希望特朗普成為“美國的CEO”？

? Daria Solovieva | Capital & Main

在硅谷，創新就是貨幣，顛覆就是王道，一場令人驚訝的政治轉變正在發生。雖然大型科技公司有支持民主黨的傳統，但如今越來越多的硅谷精英開始公開支持特朗普。這份名單包括猶太裔投資大佬比爾·阿克曼、靠比特幣起家的美國版“海爾兄弟”泰勒和卡梅隆·文克萊沃斯、PayPal和Palantir的聯合創始人彼得·泰爾等。“散戶英雄”查馬斯聲稱他將從民主黨的陣營倒戈，而曾經抨擊國會山騷亂的大衛·薩克斯也對這位前總統表達“忠誠”。

這些手持億萬財富的硅谷大佬們，并不一定認同共和黨的價值立場，也不是突然開始“欣賞”特朗普的人格作風的。相反，他們經過了深思熟慮，希望能進一步介入政策議程，以形成有利的監管環境和決策機制，進而將財富和權力進一步集中在自己手中。

硅谷精英中的民主黨支持者馬克·庫班抨擊道：“（這些新右翼）與其說支持（特朗普），不如說是在收買。他們試圖讓自己掌握控制權，”“他們希望成為能決定特朗普意見的關鍵分子。”

▍核心利益一：對企業和富人減稅

在這些億萬富翁的愿望清單中，最重要的是讓特朗普承諾實施永久的遺產稅和富人稅減免政策。特朗普也向他們承諾，將延長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進而將企業稅率從35%降至21%。

此類政策使最富有的美國人受益匪淺，而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僅僅4年后，也就是特朗普任期結束時，美國的赤字增加了2萬億美元。更重要的是，企業的減稅和避稅將加劇收入不平等。ITEP（稅收和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報告指出，“幾乎所有避稅政策的好處都流向了白人股東、外國投資者和精英，并沒有讓打工者受益。”

報告還指出：“股東的受益進一步助長了企業權力的失控，致使企業在大部分情況下優先考慮股東的利益，而不是員工和消費者的利益。”

CBPP（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的報告指出，特朗普的減稅法案與小布什的如出一轍，給高收入者帶來了意外之財，卻未能惠及工人。他們認為，延長這些減稅措施是以犧牲中低收入者的利益為代價，來保障富人的收益。

▍核心利益二：資本利得稅和行業監管

科技精英的倒戈也與拜登在退選前提出的征稅計劃有關，他希望對未實現收益的資本部分征稅，而這是壓垮風投a16z創始人馬克·安德森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主黨）太瘋狂了，他們顯然想借此謀求巨額利益，”Palantir 聯合創始人喬·朗斯代爾表示，“99%的投資者都明白這將造成多大的破壞——它將摧毀我們的創新世界。”

拜登的提案涉及范圍有限，主要針對擁有超過1億美元財富且主要為流動資產的個人。如今的哈里斯雖暫未強調未實現收益，但她明確了收取利得稅的人群范圍，即向收入100萬美元或以上的人群征稅28%（原20%），這也影響了部分富人的觀感。

特朗普承諾將放松監管是吸引科技精英的另一個關鍵要素，這將帶來寬松的反壟斷執法環境，為“不受約束的企業增長”鋪平道路。盡管這保障了巨頭的利益，但長遠看將會抑制公平競爭和創新。

ITIF（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創始人阿特金森表示：“特朗普更像是一位‘CEO’總統，他傾向于利用自己的經驗和人脈來做決定，而不是通過繁瑣的政府流程，譬如19次會議或四級備忘錄來進行跨部門活動。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硅谷精英）會覺得，‘如果我們能與特朗普開一些閉門會議，我們的議程便可以落地’，這與哈里斯政府不同。”

特朗普對加密貨幣領域的示好也點燃了一些科技精英的熱情，他承諾任命一位“建設未來、而不是阻礙未來”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暗示加密貨幣的監管將得到放松。盡管這會使加密貨幣投資者和企業家獲得收益，卻會讓散戶在已經十分動蕩的市場上承受更大的風險。

也有許多政策專家指出，拜登政府缺乏首席技術官，且400億美元“高速寬帶”項目的執行不力也讓硅谷倍感沮喪。這使他們認為特朗普的上臺將更有利于科技行業的發展。這些硅谷精英認為，特朗普雖然對移民立場強硬，但他們可以對特朗普施加影響，來制定有利的人才引進政策。

近日特朗普對馬斯克“政府效率委員會主席”的任命提議更增加了硅谷精英的信心。

▍未來風險：犧牲經濟的長期健康

硅谷里反對特朗普的力量也已集結起來，即一批覺得自己被“污名化”的科技精英們。“外界傳言硅谷和科技行業正轉向‘讓美國再次偉大’，這甚至不只是右翼，而是右翼的分支，這讓人感到沮喪。”

他們擔心，減稅和放松管制帶來的短期利益可能會以犧牲長期經濟健康和社會穩定為代價。紅杉資本董事長邁克爾·莫里茨警告稱，MAGA精英正在進行一場危險的賭博。特朗普從不授權過多，他傾向于繞過部門做決定，這使得他的決定有一種危險傾向，即犧牲大多數來換取個人利益。正如庫班所形容的，“科技精英已經到了想要自己控制世界的地步”。

科技億萬富翁如何成為了

共和黨的新金主

? Jonathan Mahler, Ryan Mac and Theodore Schleifer

《紐約時報》記者

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馬斯克都為兩黨候選人慷慨解囊。他曾多次拜訪奧巴馬總統，并邀請他觀看 SpaceX 的獵鷹9號火箭。但他不想成為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掮客，他有更大的野心——他的商業帝國遍布全球，他與各國政府談判。他似乎認為自己比美國的任一政黨都強大。

馬斯克出生于南非，后來成為加拿大公民，他曾承認，當他在美國創辦第一家公司時，他的移民身份處于“灰色地帶”。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他在2022年中期選舉的時候，悄悄捐贈了5000多萬美元用于攻擊民主黨的廣告宣傳。最近幾個月，他開始沉迷于特朗普的“陰謀悖論”：民主黨鼓勵移民，是為了創造更多的民主黨選民。如果這次特朗普不能上臺，美國將再無“自由選舉”。因為民主黨會利用移民來贏取票數。

以馬斯克為代表的硅谷精英成為了共和黨的新捐贈者，他們不再像黑金捐贈者那樣偷偷摸摸，反而公開表示對特朗普的支持，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公布捐款金額。他們自信且雄心勃勃，且毫不掩蓋自己靠利益驅動，并不受道德和自我懷疑束縛。

雖然馬斯克備受矚目，但風險投資家彼得·泰爾才是硅谷“新右翼”的先行者。他鼓勵了一批保守、具有煽動性的媒體人，勾勒出一個硅谷“反動運動”的框架——推翻以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派精英集團。2016年蒂爾擁抱了特朗普，捐贈 125萬美元支持競選，2022年他又在萬斯的參議院競選中捐贈了1500萬美元。

以彼得·泰爾為代表的“MAGA黑手黨”雖然備受矚目，但他們并不是硅谷的多數派。而馬斯克算是比較后期才加入進來的。過去幾年，他一直在走自己的路，直到被各種力量推向右翼。這其中包括加州的疫情防控，導致特斯拉工廠的利益受損；拜登將他排除在電動汽車政策的會議之外；他的孩子決定變性，這也使他感到憤怒，他認為他被性別“肯定”護理（gender-affirming care，譯者注：即當兒童或青少年對性別的認同與他們出生時所“分配”的性別相沖突時，醫療機構將采取一系列的肯定性別認同的社會、心理、行為和醫療干預措施）的說辭欺騙了。

隨著特朗普的硅谷資助者越來越多，他開始在競選活動中做出新的承諾，譬如使美國成為“全球加密貨幣之都”；解雇拜登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加里·根斯勒；承諾給科技公司更多軍事訂單；并廢除一些制約人工智能發展的行政命令等。Paypal元老之一、著名民主黨捐助人里德·霍夫曼認為，特朗普的硅谷資助者完全是利益導向，“他們在想，‘他能被收買嗎？’、“那她能被收買嗎？”，并得出答案——哈里斯和拜登難以收買，但特朗普將是他們有生以來最容易收買的總統。”

馬斯克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他起初聲稱不想公開支持特朗普，但是想聲明“反對拜登”，后又秘密建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他曾計劃在7月1日后捐款，這樣大選前公眾將不知道他的捐款數目。

馬斯克認為，他只要在所有搖擺州說服80萬-100萬新選民為特朗普投票，便能左右選舉結果。所以他組織了一支拉票員隊伍，將未登記或投票記錄不佳的人作為攻克重點。眾所周知，拉票業務伴隨著超額花費的現象，他想把錢花在刀刃上，而不是變成搖錢樹。

2020年，一個名為“Engage Texas”的委員會以每位選民72美元的標準收獲了10萬名新共和黨選民。馬斯克也向這個委員會的管理人尋求了指導。但很快馬斯克發現拉票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樣容易，并且他陷入了拉票員的薪酬紛爭之中。他這時開始意識到，需要一些額外的幫助才能涉足政治。

也許在馬斯克收購Twitter的那一天，他就有將其投入政治活動的意圖。他的硅谷朋友們，同時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欣喜若狂，并追加了上億美元的資助用于平臺運營。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馬斯克徹底改造了這一平臺，并大幅縮減了審核信息真實性和仇恨言論的團隊，并恢復了政治廣告。

今年夏天，X平臺對特朗普的偏袒愈發明顯。在7月的暗殺之后，X平臺為特朗普設計了迷你表情符號助威；哈里斯取代拜登之后，X平臺將密歇根、賓夕法尼亞等州的投票日期錯誤地通知給用戶；并對特朗普暗殺的陰謀論不加管制，甚至馬斯克本人還轉發了一段哈里斯的“造假”視頻——視頻中哈里斯說，“我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在多元身份上更有優勢。”

在X平臺，特朗普在巔峰時期擁有8800萬粉絲，而馬斯克擁有的粉絲超過2億。無論搖擺州的實際情況如何，馬斯克都已經將他的社交媒體平臺變成了一臺 24 小時不間斷的說服機器，用電子設備向選民發送信息、圖片和視頻。這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平臺所有者為了他的政治利益，利用他控制的平臺發送不受監管的信息。

盡管這些硅谷精英對特朗普的捐助看似很多，但對照他們的身價來說，數額其實非常非常小。馬斯克捐贈了7500萬用于政治拉票，這對其他人來說是一筆巨款，但對坐擁2500億美元的馬斯克來說，卻是“一筆非常棒的投資”。這是一個賭注非常小、但很可能有超額收益的賭博。

技術威權主義的興起

——硅谷的主導意識形態

? Adrienne LaFrance

《大西洋月刊》編輯

若用一件軼事來概括硅谷的意識形態，那扎克伯格的輕蔑足以透露出許多信息。20年前，他在跟朋友聊天時提到，他擁有“哈佛任何人的信息”。

扎克伯格：如果需要哈佛任何人的信息，你都可以問我，我擁有超過4000份關于電子郵件、地址、SNS和圖片的信息。
好友：什么？你是怎么做到的？
扎克伯格：人們只是提交給我了。我不知道為什么。他們“相信我”。蠢蛋們。

即使其他社交平臺（如X）和技術發展（如OpenAI）風頭正勁，Facebook的經營方式仍十分具有代表性。2012年，它嘗試了臭名昭著的情緒操縱試驗，通過故意篡改用戶在新聞提要中看到的內容，來評估Facebook有多大能力能影響公眾的情緒狀態。新技術官僚聲稱擁護啟蒙價值觀，但實際上他們領導的是一場反民主的威權運動。

這些硅谷精英對全球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Meta之外，YouTube、Instagram和X在全球被廣泛使用，一種暗含其中的意識形態卻很少被人注意到——技術威權主義。這些技術精英們以啟蒙為名，宣揚理性、進步、自由，但對那些說了不利于他們話的人心懷怨恨。他們將自身信念強加于公眾：任何形式的技術進步都是善行，我們應毫不保留地接納他們，并持續推動技術進步，而不去懷疑這其中的風險或是用道德進行約束或規范，AI帶來的失業和無腦是不應當反思的，我們應該歡迎機器超越人類那一天的到來。他們將這些信念強加于公眾，對于公眾的批評他們反倒產生了更多妄念，內心憤憤不平。

近年來，人們常將硅谷類比為白宮或華爾街，因為他們操縱著權力，并吸引著那些野心吞噬著人性的家伙。但我認為，硅谷的影響力已經超過白宮和華爾街，乃至比其他任何時代的權力中心都要強大。許多美國人擔心特朗普所顯露的破壞三權分立傳統的傾向，但忽略了更強的反自由力量——硅谷的科技威權主義。

OpenAI的迅速商業化也讓人擔憂。OpenAI成立的根本原因是想通過非盈利的方式，來開發人工智能這項過于強大和危險的技術。其首席執行官奧爾特曼曾明確表述：“（人工智能）在一個正常運轉的世界里，應該是政府的項目。”然而在微軟的注資下，特別是經歷了他被解雇又聘用的鬧劇后，OpenAI建立的防止公司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保障措施被拆除，這傳遞的信息很明確：OpenAI將把追求規模和利潤放在安全問題和公共問責之上。

人工智能在硅谷精英的推動下，正遵循先前社交網絡發展和壟斷的劇本。盡管其中不乏才華橫溢之人，且懷揣著做好事的初衷，但他們“全球互聯”的愿景也有壟斷和控制的傾向：他們承諾建造友好的社區，卻制造了群體的分裂；他們承諾捍衛真理，卻任由謊言在網絡蔓延；他們用賦權和自由包裝自己，卻對我們實施監控。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也沒有導向公共的善：它不去攻克那些困擾人類的疾病、不去為學術創新貢獻價值、不去挖掘那些遺落在歷史中的智識，反而通向了娛樂化和對人的替代。我認為，OpenAI、微軟、谷歌和其他人工智能開發平臺均未關注到公眾最迫切的需求，也并沒有以公開、透明的方式運作，甚至毫無謹慎和敬畏態度可言。相反，他們只考慮如何實現利潤最大化。

這一切離不開技術威權主義的必然性理念：“我創造新事物，僅是因為我能創造。”他們在還沒評估風險的時候，就將它們創造了出來。正如扎克伯格對社交網絡的態度：“社交網絡的壟斷難道不是必然的嗎？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別人也會這樣做。”

技術官僚和未來主義者的精神都是為了行動而行動。10月，馬克·安德森在其公司網站上發布了一份意識流文件，他稱之為“技術樂觀主義宣言”。安德森是硅谷最具影響力的億萬富翁投資者之一，以敏感和暴躁著稱，在這篇“樂觀主義”宣言里，他似乎在表達因公眾不再對他們推動的科技進步表達“應有的贊美”而不滿。這是一份長達5,000 字的意識形態大雜燴，硅谷精英們所創造的世界是一個不計后果的“社會工程”，設計者不必承擔任何責任。

安德森認為，技術“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問題”，技術應當不斷進步，并且加速進步，“以確保技術資本的螺旋式上升”。他批評對技術的反思浪潮，比如“技術倫理”或“生存風險”。

需要注意的是，這份極端化文件甚至彰顯出宗教色彩，他預設“技術改善人類生活”這一前提，進而推導出“在任何情況下，任何試圖限制技術發展的企圖都是卑鄙的。”它免除了硅谷精英的道德和公民義務，讓他們不必考慮社會成本和歷史代價。在硅谷精英把他們的信仰強加給我們的同時，也在把我們和我們的孩子量化、追蹤并做成數據集出售。這些“奶頭樂”在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而注意力是寶貴的——如今大多數人都忘記了這一點。在大選之際，他們還將利用我們達到政治目的，我們不應讓他們得逞。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二十三，三篇文章分別編譯自Capital&Main《為什么硅谷精英希望特朗普成為“美國CEO”》（Why Some Silicon Valley Billionaire Bros Want Trump to Be the 'CEO of America' ），紐約時報《科技億萬富翁如何成為了共和黨的新金主》（How Tech Billionaires Became the G.O.P's New Donor Class）,大西洋月刊《技術威權主義的興起——硅谷的主導意識形態》（The Rise of Techno-authoritarianism），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