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明揚

呂文德、呂文煥兄弟在射雕、神雕里被丑化太過，兩人都無愧名將之才，而且呂氏軍事集團的崛起對于政局也有很大影響，本文試圖重點解析呂氏集團的崛起過程及其與襄陽戰局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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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劉整孜孜于攻略襄陽及大建水軍時，南宋京湖（荊襄）戰區正掌控于呂文德及其家族手中。

呂文德從軍前的經歷很是傳奇。據《宋季三朝紀要》，呂文德早年本是樵夫，以魁梧勇悍聞名。一次進城賣柴時，呂文德不慎將鞋遺落在路邊，被邊帥趙葵發現。趙葵驚嘆于鞋的尺碼之大，便派人去尋訪鞋主。時值呂文德打獵攜一虎一鹿歸來，面見趙葵后，便被留在軍中效力。

盡管還有一種說法是呂文德本是淮南土豪，投于趙葵軍中，但無論哪種說法，呂文德本是平民，從軍起于趙葵帳下是無疑的。從軍后，呂文德很可能追隨趙葵參與了端平入洛，該軍事行動雖慘敗，但他就此以一刀一槍，崛起于宋蒙戰場。

可以說，在投效賈似道之前，呂文德已是一方名將。特別是在開慶元年（1259年）的抵御蒙哥南征之役中，呂文德先授命援蜀，繼而援鄂，大有繼“軍神”孟珙后宋軍第一精銳之氣象。鄂州解圍后，據《宋史全文》記載，宋廷下詔：“呂文德援蜀之賞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勛猶為顯著，特賜百萬，良田萬頃。”

戰后，宋廷論功行賞，呂文德以援蜀、援鄂兩次軍功被列為軍中第一。《宋史·賈似道傳》認為，這是出于賈似道的偏袒。但也有論者認為，在開慶元年（1259年）以前，賈似道還未成為權相——在援蜀之戰時，他甚至還未拜相，其權力還達不到可以隨意賞罰大將的程度，“（呂）文德功勞排在第一，完全是應當的”。

公允地說，呂文德此役之軍功，至少可以排第二，僅次于重挫蒙哥親軍、間接導致蒙哥病亡的釣魚城守將王堅。

呂文德堪稱名將

自景定元年（1260年）至咸淳五年（1269年）十二月病故前，共十年間，呂文德一直任京湖制置使，率軍駐防荊襄一線。

也就是在這十年間，南宋形成了一個以呂文德為首的龐大軍事集團，如呂文德的兄弟輩呂文煥、呂文信、呂文福，子侄輩的呂師孟、呂師夔，女婿范文虎，舊部夏貴等人，皆為南宋軍政要員，被后世稱為“呂氏軍事集團”。

南宋大學者黃震在《古今紀要逸編》一書中寫道：“沿邊數千里，皆歸其控制，所在將佐列戍，皆俾其親戚私人。”

《宋史·兵志》對呂氏軍事集團的批評則更為露骨：“至咸淳中，大將若呂文德、夏貴、孫虎臣、范文虎輩，矜功怙寵，慢上殘下，行伍功賞，視為己物，私其族姻故舊，俾戰士身膏于草莽，而奸人坐竊其勛爵矣。”

在重文抑武的南宋，呂氏軍事集團為何能積厚成勢，直至成為兩宋歷史上最大的軍事集團？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賈似道的庇護。鄂州之戰后，呂文德漸而成為賈似道親信，甚至可被視作賈似道在軍中的代理人。

呂氏軍事集團的屹立不倒有賴于兩個彼此纏繞的條件：賈似道贏得了從宋理宗到宋度宗的無條件倚重，而呂文德又獲得了賈似道全心全意的信任。

呂文德及呂氏軍事集團的善戰則是另一個原因。賈似道之所以重用呂文德，固然是因為呂氏的忠誠，但也在于其有能力成為自己執政的軍事支柱。

在某種程度上，呂氏軍事集團實為賈氏軍事集團。

賈似道就是呂家的總后臺

所以他當然是盡力要救襄陽的

呂文德是當時南宋最卓越的軍事統帥之一，名重當時，被劉克莊評價為“自奮于兵間，周旋三邊，大小百戰”，劉整降蒙后也曾謂“南人唯恃一黑灰團”，“黑灰團”即呂文德綽號；而呂氏軍事集團的呂文信、夏貴等人也都稱得上名將。

尤其是呂文德之弟（另一說為堂弟）呂文煥，追隨呂文德多年，襄陽保衛戰時已為襄陽最高軍事長官（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深得宋理宗器重，“傳授六韜而起家，間關萬里而赴授。朕拊髀思名將，一掃兵氛；爾束發戰匈奴，屢騰凱奏”。

呂文煥無疑是呂氏軍事集團的二號人物。

呂文德守襄十年，修筑數座城池，加固京湖防線，并于景定三年（蒙古中統三年，1262年）自劉整手中收復了瀘州，也可謂兢兢業業了。

在私德上，呂文德因為貪墨備受攻訐，時人形容呂家“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甚至有人說，與呂文德家族的財產相比，“石崇又何足數也？”宋人筆記還指控呂文德貪污軍餉，朝廷定額京湖戰區三十萬兵力，呂文德竟裁至七萬人，以便于吃空餉。

雖有不少渲染之處，但呂文德貪墨當無爭議。不過這在南宋邊帥中也算是普遍現象，否則賈似道也不會強行推動打算法反貪。

除貪墨以外，呂文德在守襄期間還犯下了一個貽害無窮的決策性失誤：允許蒙古人在襄陽城外修建通商互市的榷場。

蒙古中統四年（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七月，劉整向忽必烈獻計：利誘呂文德，換取襄陽城外置榷場，以掩護軍事蠶食。

據《宋季三朝政要》，蒙古人最初向呂文德獻上一條玉帶，得到了置榷場的允準；蒙古使者得寸進尺，借口“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進而要求筑土墻以護貨物，呂文德起初拒絕了，但有人向他建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遂許焉”。

蒙軍因此“筑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筑堡”，建立了進圖襄樊的第一個據點：鹿門堡。

“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身在襄陽前線的呂文煥發現事情不對，數次寫信警示身在鄂州的哥哥，呂文德一開始不以為然，還有種說法是信件被呂文德身邊的親信扣下，總之等呂文德知道時，鹿門堡已初具規模。

失誤歸失誤，但說呂文德為了一條玉帶就允許蒙古建榷場，可能是言過其實了，呂文德富可敵國，又怎會為了區區一條玉帶，就置襄陽與南宋安危于不顧？

此種道德化視角，似乎將所有的政治軍事失敗都歸因于忠奸敘事，反倒掩蓋了南宋在做出真實政治決策時的短視、自大與信息不對稱，也將蒙古的深圖遠慮、步步為營簡單化為賄賂一途。

從一開始，蒙古人在襄陽的作戰計劃就是筑壘戰。

至元四年（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秋，襄陽之戰正式開打。在前哨戰安陽灘之戰中，蒙古水軍居于劣勢，一度連主帥阿術都險些被俘于漢水渡口，最終通過苦戰才擊敗宋軍。此戰更加堅定了蒙古人攻襄的兩大基本戰法：筑城圍困，加強水軍。

到至元五年（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阿術和劉整繼襄陽東南的鹿門堡后，又筑堡于襄陽東北的白河口。白河堡與鹿門堡于次年初建成后，基本切斷了襄、樊南北向的陸路交通。

還有水路。在擴建水軍的同時，蒙軍又于漢水中流筑起高臺，上設弩炮，以配合水軍作戰，削弱南宋的水軍優勢。

呂文煥驚懼于深陷重圍，即刻派人告急于呂文德。呂文德聞訊后，不僅沒有立時出兵解圍，反倒以為是呂文煥夸大其詞，意圖邀功，怒斥信使說：“你不要妄言邀功請賞。就算真筑城了，也必定是假城。襄樊城池堅深，兵儲可支用十年，你去轉告呂六（呂文煥排行第六），令其堅守。如果劉整真的敢妄筑城寨，待來年春天江水上漲時，我將親率水師一舉蕩平。就怕我到的時候，他們早跑了。”

呂文德狂妄輕敵如此，也難怪蒙古人得以在襄陽城外有條不紊地筑堡，漸成氣候。

不過，呂文德的軍事樂觀主義也事出有因：襄、樊的堅如磐石，實力曾遠超蒙古的水師，可破重圍的舟師水路赴援戰術，這三者共同強化了呂文德的傲睨自若。

呂文德低估了蒙古水軍的造艦軍備競賽，更低估了忽必烈以傾國之力打造水軍乃至攻克襄陽的不拔之志。

呂文德輕敵背后，可能也有賈似道的因素。如前所述，賈似道更為迷信鄂州的戰略重要性，而相對忽視襄、樊之戰略地位。

呂文煥見援軍未至，只得率領襄、樊守軍屢次主動出擊，以打破日趨收緊的包圍圈。但一來，蒙古人有騎兵的野戰優勢；二來，蒙古人的防線有堅固的筑堡做支撐，呂文煥苦戰未果，反損兵折將。很顯然，僅靠襄、樊孤軍的自身力量，擊破重圍已基本無望。

更何況，蒙古的圍城大軍蜂擁而至。至元六年（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二月，史天澤奉命率新簽發的兩萬民兵增援襄陽，于襄陽城外修筑一條長達數十里的塹壕柵壁，并在城南一帶構建一字城，連亙諸壘，貯存糧餉。

襄樊之圍，逐漸成為南宋的緊箍咒。

為阻礙宋軍增援襄、樊，蒙軍不斷派遣偏師襲擾京湖諸州縣，阿術于至元六年（1269年）初親自率軍深入荊襄，俘萬人而還，削弱了襄陽外圍州郡的宋軍實力。

忽必烈甚至策劃過自海上奇襲南宋腹地，于至元五年（1268年）專門派人至高麗視察攻宋最為便捷的海島，但可能由于蒙古對海上航行及作戰全無經驗，不得不取消計劃。

巧合的是，同在襄陽之戰期間，南宋也萌生過海上攻蒙的計劃。學者金履祥在野不敢忘憂國，獻策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這也并非紙上談兵，金履祥“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塢，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但宋廷將此策束之高閣。

呂文德雖嚴重貽誤戰機，但還是基本履行了“春水至，吾往取之”的承諾，開春后，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他如期派出援軍。不過，呂文德并沒有親自率軍來援，而是任命日后大放異彩的張世杰為京湖都統，率馬步舟師馳援。

張世杰與蒙軍戰于赤灘圃（今襄陽東南漢江上）。此戰勝負未明，《宋史紀事本末》的口徑是“敗績”，而《宋史·度宗本紀》則有是年四月“賞張世杰戰功”的記載。宋軍戰術上或有小勝，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張世杰并未沖破蒙軍防線，抵達襄樊城下。

初戰不利，呂文德決意放手一搏。七月，呂氏軍事集團核心成員、沿江制置副使夏貴率水軍五萬、戰船三千艘，乘秋雨水漲，送糧援襄。宋蒙水軍在漢水相持數日后，阿術突出奇兵，水陸夾攻大敗夏貴，宋軍戰死或溺死者達兩千余人，戰船被俘五十余艘。

長江中游江面狹窄，蒙古水軍可得陸軍之助

南宋水軍即使在早期也并無明顯優勢

這年早些時候，夏貴所部曾駕輕舟運糧至襄陽。因擔心蒙軍掩襲，夏貴未入城，僅在城下與呂文煥“交語而還”，更未與蒙軍交戰。

可能就是夏貴的慘敗，最終摧毀了呂文德的心理防線。

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1269年）十二月，在襄陽被圍的計無所出中，呂文德因毒瘡發于背部而卒。去世前還對輕許蒙古置榷場耿耿于懷，每每長嘆：“誤國家者，我也！”

平心而論，以蒙古騎兵的野戰優勢而言，如果真的意欲在襄陽城外強行筑城，恐怕也不是宋軍輕易可以阻止的，呂文德這一失誤可能只是讓蒙古人的筑城圖謀更順利、更快達成罷了。

呂文德發跡于抗蒙戰場，從軍臨邊四十年，百戰余生，大節無讓，說是孟珙后南宋抗蒙的中流砥柱也不過譽。但黨同伐異、逼反劉整，放任蒙古人在襄陽城外建榷場、筑堅壘，的確是他無法抹去的誤國之過。至于投效賈似道，貪墨自肥，此類私德有虧倒顯得無關宏旨了。

本文節選自張明揚兄的大作《崖山》，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綜合諸家論點，撥開宋末迷霧，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有獨到的判斷，尤有特點的是擺脫宋朝視角，從元與世界的更高的角度審視宋元戰局，多有創見。大司馬已讀完，向大家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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