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博物館月期間，北京市文物局發(fā)布了北京市博物館地圖，收錄了全市213家博物館與類博物館。其中位于通州區(qū)宋莊鎮(zhèn)的北京祥體育博物館以展出體育類文物獨樹一幟。

這是國內少有的以體育為主題的博物館，既展示中國體育歷史，也有世界體育及奧林匹克體育文化的內容。古人喜歡哪些體育運動？中國近代體育屆又有哪些動人故事？本期探寶一一揭曉。

“博弈”的“博”在這里

博物館中收錄著歷史悠久的古代文物，比如石斧、石刀等生產工具，玉制裝飾或是祭祀用品等，觀眾可從中一探古人的生活狀態(tài)。不過，能了解古人娛樂方式的展陳，可能就不多見了。

北京祥體育博物館第一個展廳中，難得一見的中國古代體育活動十分有趣。展柜中擺放著大小不一、時代不同的30余支陀螺，大部分是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其中年代最久的三支距今足有5000年。對比之下，這三支陀螺的形狀與其他陀螺別無二致，但最大區(qū)別在材質。

清代和民國的陀螺底部均裝有金屬，5000年前的陀螺則是石制的。館長李祥介紹，陀螺就是中國古人發(fā)明的娛樂方式，后魏時期陀螺被稱為“獨樂”；到了宋代，陀螺的衍生物“千千”問世，該物類似于如今的手捻陀螺，是當時宮女打發(fā)時間的一種游戲。

陀螺風靡大江南北，并被記錄于史籍之中是在明朝。明朝文獻《帝京景物略》記載了一則童謠：楊柳兒青，放空鐘；楊柳兒活，抽陀螺；楊柳兒死，踢毽子……可以看出，明代時陀螺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玩具，并且?guī)в屑竟?jié)性色彩。此外，陀螺在不同的地域也有不同叫法，其中尤以北京地區(qū)的“焊尖”較為出名。“因為陀螺底部焊有金屬，又很尖而得名。因為諧音，在北京抽陀螺又叫‘抽漢奸’。”李祥說。

在這個展廳里，還有一種消失的游戲，就是風靡于漢代的六博棋。展柜中，六博棋棋子、籌碼等用具一一擺開，棋子是長、寬、高均不到3厘米的長方體，展出的棋子有30余枚，黑白兩色。“六博棋起源于春秋戰(zhàn)國，在秦漢時期達到頂峰，直至東漢衰落。下六博棋需要兩個人，每人六枚棋子。”李祥介紹。

棋子有了，棋盤呢？一旁展示的銅鏡可供一窺。銅鏡背面刻著兩個正在下棋的人，根據(jù)“L”形和“T”形的紋路，李祥肯定這是一面繪制著六博棋元素的銅鏡。“馬王堆漢墓等漢代以及之前的部分墓葬里出土了六博棋的棋盤，呈正方形，陰刻規(guī)矩紋。唐朝圍棋興盛，宋代象棋興起，成為中國傳統(tǒng)兩大棋類，六博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六博棋跟這兩種棋類均有淵源，象棋就是六博棋發(fā)展而來的。我們常說的‘博弈’，‘弈’是圍棋，‘博’就是六博棋。”李祥說。

展廳上方，還有一塊寫有“武魁”的木匾，這是十年前李祥出差時偶然購得。武魁就是古代武科考試的第一名，該制度起源于唐朝，并在明清兩朝盛行。博物館中懸掛的這塊木匾是清朝末期，由當時的臺灣巡撫、洋務派代表人物劉銘傳頒發(fā)。雖無法得見武狀元的勃勃英姿，但尚武崇德的精神與現(xiàn)代體育文化同源流芳。

與“救國”交織的近代體育

從田園牧歌式的古代體育陳列跨入近代體育展，炮火硝煙下的嚴肅與頑強迎面而來，這里的累累碩果始終與“體育救國”的主旋律交織在一起。“古往今來沒有哪個歷史時期體育與國家存亡、民族復興聯(lián)系得如此緊密。從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說的‘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到1917年還是年輕學生的毛澤東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的論文《體育之研究》，都體現(xiàn)著‘體育救國’的思想。”李祥說。

近代體育展的展柜中有一期1917年第三卷第二號的《新青年》，目錄中有一篇名為《體育之研究》的文章，這是當年毛澤東用筆名“二十八畫生”創(chuàng)作的，從“釋體育”“體育在吾人之位置”等八個方面闡述體育重要性與運動方法。這篇文章其實不單說的是體育，更表達了“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蠻其體魄”的救國思想。

“體育救國”的思潮下，各大學校的運動會成為這一時期的體育文化標志。館中便有兩枚特殊的學校運動會獎牌。其中一枚來自全國第一場高校舉辦的運動會——1905年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運動會的獎牌。圓形獎牌只有硬幣大小，湊近看，正面主圖是一只燕子，正中“大學”二字，上方是京師大學堂的英文字樣，下方標著“1905”的日期。李祥介紹：“這塊獎牌采用了清末制造最小銅元的工藝，并不能串繩掛脖。燕子代表燕都、燕京，也是當時運動會的標志。這枚獎牌意義重大，首先它是中國首個高校的專業(yè)運動會的獎牌，證實了北京大學是中國大學里最早開展運動會的高校；另外之前很多類似的獎牌都被稱為‘勛章’或‘紀念章’，它則首次被稱為‘獎牌’。”

另一枚獎牌來自通州區(qū)的百年名校——北京潞河中學，是該校1936年春季運動會第二名的獎牌。長方形獎牌整體色調偏黃，上面刻著“潞河中學”“春季運動會獎”“1936”等標識性字樣與學校圖案。作為北京地區(qū)較早舉辦運動會的學校之一，潞河中學自1867年建校起便始終注重體育教育，新中國成立前的兩位國際奧委會委員孔祥熙、董守義均畢業(yè)于潞河中學。

在風起云涌的近代中國，艱難、動蕩中孕育著光輝，體育事業(yè)也是如此。展廳內懸掛的一面略有破損的錦旗背后便藏著一段感人故事。錦旗下半部分已經有些缺失，右側抬頭尚屬完整，上有“我國出席世運籃球賽”的字樣，緊接著是“籌賑六一八水災義賽紀念”，正文中的“為祖國爭光，為災黎請命”幾個大字中，“為災”二字已經散失。落款為“新加坡福州會館敬贈”，時間是1948年7月10日。

李祥介紹，這面錦旗是1948年中國奧運代表團籃球隊赴新加坡等地義賽籌集經費，捐款賑災后由新加坡福州會館贈送的。當時由于經費不足，正準備參加1948年倫敦奧運會的中國代表團步履維艱，四處籌款，靠沿途打比賽的門票收入籌集路費。

當年6月18日，福州遭逢百年來最大水災，新加坡福州會館特別設立了“六一八水災委員會”，籌募賑濟。當時中國籃球隊剛與新加坡聯(lián)隊打完義賽，雖尚未籌足赴倫敦奧運會的路費，但籃球隊毫不猶豫地將比賽所得的全部6萬余元收入捐出，送回福州災區(qū)。“錦旗的發(fā)現(xiàn)純屬偶然，能夠留存至今實屬不易，堪稱是從廢物堆中搶救出的珍貴文物，盡管材質普通，品相略顯破舊，但其中蘊含的中國籃球精神和歷史擔當，永遠熠熠生輝。”李祥說。

難忘那場“單刀赴會”

博物館南側的一排展柜中擺放著李祥從各處收集的歷屆奧運會、冬奧會、殘奧會的火炬與獎牌。這些展品因其舉辦的地區(qū)文化不同而風格各異，其中李祥最喜歡的是1900年巴黎世博會（奧運會）官方的紅陶雕塑。

這尊雕塑是古希臘神話中瑪利安娜女神的齊胸像。雕塑整體極為細致，長發(fā)及發(fā)絲的輪廓十分寫實，雕塑頭部朝向身體側上方傾斜，面部刻畫也非常細致。值得一提的是，雕像的后面還有幾個藝術家的簽名和印章。李祥介紹，現(xiàn)代奧運會首次舉辦是1896年的雅典，1900年應該是第二屆奧運會，但由于當時奧運會不太成熟，無人承辦，所以變成了當時巴黎世博會的附屬。“這尊雕塑究竟是運動員取得名次的獎品，還是官方出產的紀念品已經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那屆奧運會獎牌發(fā)放比較混亂，直到40余年后奧組委才根據(jù)檔案補齊了當年運動員的獎勵。剛剛結束的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會徽也是根據(jù)瑪麗安娜女神的形象設計的。”李祥說。

雕塑對面擺放著一件瓷盤和一個瓷碗，兩件瓷器共同特點是器身上寫有“歐林匹克”。李祥介紹，這是1932年中國運動員參加洛杉磯奧運會的見證，也是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歷史上的首次亮相。“歐林匹克”是由于翻譯誤差導致的，當時國內對于奧林匹克的翻譯還有“歐林匹亞”等。

這兩件展品的背后是那場舉國矚目的“單刀赴會”。

“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長春成立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因急于讓國際社會承認其合法性，欲派選手參加1932年奧運會。劉長春是當時多項全國短跑比賽的紀錄保持者，偽滿洲國政府多次強迫他代表該“國”參加奧運會，遭到劉長春的公開拒絕。得知日寇的無恥行徑后，劉長春立即在報紙上發(fā)表聲明：“良心尚在，熱血尚流，豈能叛國，為人馬牛。”“我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我是中國人，絕不代表偽滿洲國出席第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同時，全國民眾希望當時的國民政府派遣運動員參賽。各方努力下，1932年7月8日，劉長春一行三人乘坐美國游輪威爾遜號，在太平洋上漂浮了22天終于抵達洛杉磯。當時的報紙辛酸地寫下：

“我中華健兒，此次單刀赴會，萬里關山。此刻國運艱難，愿諸君奮勇向前。愿來日我等后輩遠離這般苦難！”

抵達美國的第三天，劉長春便參加了男子100米預賽，但因旅途疲勞、身體乏力、飲食不服等原因，他最終排在小組第五沒能從小組突圍。第五天，劉長春又參加了男子200米預賽，同樣沒能晉級。

李祥說，雖然劉長春在洛杉磯奧運會的比賽成績不佳，但他參賽的意義卻十分重大。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劉長春的參賽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在國際社會上炮制偽滿洲國的陰謀，維護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劉長春也成為中國奧運會參賽史上第一人，以實際行動證明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讓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劉長春歷任大連工學院體育教授、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常委、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奧委會副主席、中國田徑協(xié)會副主席等職，并先后出任過第一、二屆全運會總裁判長，撰有《田徑指導法》、《田徑裁判法》等書籍，為我國田徑事業(yè)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的運動員。如今，在當年劉長春“單刀赴會”的奧運賽場上，一面面五星紅旗高高飄揚。

北京城市副中心報記者：張群琛、李若晨

攝影：北京城市副中心報 常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