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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法院報刊登了由上海一中院商事庭副庭長何建、法官助理李家璽撰寫的《實施新公司法應當做好三個轉變》一文，現將全文內容刊發如下，以供參考。

何建

HE JIAN

上海一中院

商事庭副庭長

三級高級法官

法學博士

李家璽

LI JIAXI

商事庭

四級法官助理

法學碩士

新修訂的公司法經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已于2024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實施。此次公司法修訂，新增和修改了228個條文，其中實質性修改112個條文，是迄今規模最大的一次修訂。此次修訂是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加強產權保護、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等重大決策部署的需要，也是適應實踐發展、不斷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修改公司法對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公司是參與市場經濟的最重要主體，公司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性法律，作為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的一部法律，直接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和營商環境建設。公司法的制定和修改，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密切相關，對于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筆者認為，為全面實施新公司法，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市場保障作用，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應當充分做好三方面的轉變。

公司法修改被列入了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成立由中央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組成的修改研究起草，形成修訂草案，并通過“四讀”最終頒布生效的新公司法。圍繞公司法立法上的爭論已暫告段落，隨之而來的是法律實施。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法諺云：“法律未經解釋不得適用。”對新公司法的科學理解和解釋關系到商事主體的合法權益保護和股東、債權人、職工等利益相關者。法官不僅要掌握各類法律解釋方法，而且要會靈活運用。

法律解釋方法除了文義解釋之外，還有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運用不同的解釋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裁判結論。要堅持體系思維，處理好新法與舊法以及與民法典及其他商事特別法之間的關系。

解釋法律時，應擺脫邏輯的機械規則束縛，當可能有多種解釋結論時，需要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時衡量各種利益所作的取舍。利益衡量是法官處理具體案件的一種價值判斷、一種裁判結論，而非導出此結論的方法；它本身是對解釋結論妥當性的一種論證和驗證方法。

比如，修訂前的公司法并沒有明文規定股東有權查閱會計原始憑證，針對在股東要求查閱會計原始憑證的知情權案件中，經常涉及對會計賬簿是否當然包括原始憑證的判斷。單從語義上看，原始憑證已經超出了會計賬簿的文義范圍，但法官可從保護股東權利、知悉公司經營和財務狀況的目的及必要性等角度出發，對可以行使知情權的范圍作擴張解釋。

通過對新公司法的科學解釋，將“從政治上看、從法治上辦”落到實處，在個案中得出妥當的裁判結論，幫助企業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完善國有企業現代公司治理，引導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更好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法條是靜止的無機物，而社會是運動的有機體，經濟社會的各種商事活動類型往往會遠超立法者的預期。對此，法官需要將條文規范轉變為裁判規范因應社會發展，這也是法律適用的過程。法律條文規范包括強制性規范、任意性規范、授權性規范等不同屬性和分類，不同類型的條文規范，應當具有不同的裁判規范功能。

比如，對于非同比例減資，公司章程有明確約定或者全體股東一致合意且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時，法官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又如，新公司法對股東、董事的義務進行了強制性規定，即使公司章程另有約定也不得對抗強制性規范。

在具體案件裁判時，要善于發現請求權規范基礎，識別公司法體系下的完全性法條。法官在查明事實之后，可能找不到可以適用的法律規則，或者發現新公司法對此沒有規定，此時可能遇到了法律漏洞，但是法官不得拒絕裁判，因此，需要運用解釋方法對法律漏洞進行填補，引導商事主體的行為，把法律條文規范轉化為公司治理效能。

比如，根據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在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情形下，債權人有權要求股東提前繳納出資，此時股東繳納出資是直接歸入公司財產，還是直接向債權人清償，并沒有明確定論。此時需要法官在案件審理中考慮公司、股東和債權人以及職工等不同主體的權益進行利益衡量，以此來得出妥當的結論，形成裁判規范。

在法律適用過程中要避免向一般條款“逃逸”，應當通過裁判規范最大限度實現法的安定性和可預測性，規范商事主體的行為，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

公司法是公司的合規治理指南，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指明了方向，我們要真正把“紙面上的法”落實為“行動中的法”。新公司法的修訂亦體現了公司治理模式的變化，從過去的股東會中心主義轉變為董事會中心主義，突出了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如，董事在監督公司股東出資、催繳失權、減資、利潤分配、清算等方面都肩負著相應的職責。

同時，新公司法在公司組織機構設置方面賦予公司更大自主權，為股東提供了更多的公司治理選擇，如股東會可以選任產生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雙層制，也可以取消監事會，實施在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的單層制，由審計委員會行使監事會職權。充分尊重公司經營自主權，經營管理公司的職權應當由董事會行使，放權由董事開展經營管理，選任合適的經理人，股東會可以授權董事會發行股份或債券。

各類公司應當按照新公司法的規定，把公司的治理指南轉變為公司的行動準則，結合自身公司的實際情況完善治理結構，比如人數較少或規模較小的有限責任公司可以不設董事會或監事，國有獨資公司不設股東會，董事會成員中外部董事應當過半數，在董事會中設置由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行使監事會職權的，不設監事會或者監事。良好的公司治理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新公司法的實施為公司治理和運行提供了更為明確、規范和有效的依據和保障，有助于企業構建科學、有效、具有靈活性和創新性的治理體系，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新動能，為改革監管制度、創新服務方式和減少對市場主體自治事項的干預，優化營商環境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基礎性作用。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對《公司法》修訂草案進行了四次審議并通過了新《公司法》，為方便廣大讀者更好地學習、理解、適用新《公司法》，上海一中院商事庭副庭長何建編著了《公司法條文對照與適用要點》

值班編輯：王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