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當今時代最知名的哲學家，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的名字很難繞過。他的思考不僅在學術圈激起過廣泛的辯論，同時也深度進入到了公眾之中。

1980年，桑德爾在哈佛開設“公正”的公開課，相關視頻至今風靡網絡，被認為是哈佛歷史上最受歡迎選修課。這門課程后來也加入到互聯網知識共享的項目中，桑德爾給其命名為“全球正義教室”，惠及了更多渴望聆聽他授課的人們。

在中國，桑德爾的作品多有中譯本，《公正》《金錢不能買什么》等作品在多年前陸續和讀者們見面（2022年進行了全新修訂）。桑德爾在這些作品中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反思，并對“完全自給自足”個體提出質疑，他認為市場并不如它所宣稱的那樣萬能，卻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幾乎成為各國普遍擁抱的價值，并由此導致了社會公平的諸多問題。

人們在擁抱市場價值時逐漸默認一種“不受束縛”的自我，并逐漸脫離對公共生活的思考。

2021年8月，桑德爾新作《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如何定義成功？》出版，全書圍繞優績主義、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工作的價值與尊嚴、成功的定義等話題展開，再一次引發了廣泛的關于公平、公正的探討，也讓這位具有雄辯的口才、審慎的思考和蘇格拉底式的發問的哲學明星再次站在了中國讀者面前，發起對公平、公正的不懈追問。

下文摘自《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如何定義成功》。

完美的英才統治是否公正？

想象一下，有一天，我們設法消除了成功之路上所有不公平的障礙，這樣每個孩子，包括出身卑微的人，都可以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與特權階層的孩子競爭。

想象一下，我們實際上實現了我們在原則上所宣稱的：所有公民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能在天分和努力工作所能達到的程度上得到提升。

當然，這樣的社會很難實現，消除歧視是不夠的。家庭制度把給每個人創造平等機會的計劃變復雜了，要抵消富有的父母給孩子帶來的好處并不容易。

我考慮的主要不是繼承的財富，強有力的遺產稅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想那些有責任心的、富有的父母幫助他們的孩子的日常方式。即使是最好的、最具包容性的教育體系也很難讓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與來自擁有大量關注、資源和人脈的家庭的孩子平等競爭。

但假設這是可以做到的。假設我們可以實現承諾，讓每個孩子在學校、工作場所和生活中都有平等的機會為成功競爭，那么這會促成一個公正的社會嗎？

人們很容易說：“是的，當然。這難道不是美國夢的全部：創造一個開放、流動的社會，讓農場工人或一貧如洗的移民的孩子能夠成為首席執行官嗎？”雖然這個夢想對美國人有著特殊的吸引力，但美國夢也在全世界的民主社會中引起了共鳴。

完全流動的社會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原因有二：

首先，優績至上表達了某種自由的理念，我們的命運不應該由我們出生的環境決定，而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

其次，優績至上表達了一種希望——我們取得的成就反映了我們值得擁有的東西。如果我們可以自由地依靠自己的選擇和才能獲得成功，那么似乎可以公平地說，那些成功的人應該取得他們的成功。

然而，盡管優績至上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但有理由懷疑，即使是完美實現英才統治的社會也不會是個公正的社會。

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英才統治的理想關乎流動性，而不是平等。優績至上主義并不認為貧富差距被拉大有什么錯，它只是堅持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富人的孩子和窮人的孩子應該能夠根據他們的作為來交換位置—他們的努力和天分決定各自的成敗。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偏見而被困在底層，或因擁有特權而安坐頂峰。

在英才統治的社會里，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攀登通往成功的階梯。優績至上主義沒有說梯子上的橫檔應該相距多遠，優績至上的理想并不是要補救不平等——這一理想恰恰給不平等做了辯護。

這本身并不是反對優績至上的理由，但優績至上也讓問題顯現了：英才競爭導致的不平等是否公正？英才統治的捍衛者說是：只要每個人都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結果就是公正的。即使是公平的競爭也有贏家和輸家，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在同一個起點起跑，都有平等的機會獲得訓練、指導、營養補充等。如果是這樣，比賽的獲勝者就應該得到這個獎。有些人跑得比別人快，這并不是不公平。

我們的天分是我們應得的嗎？

這種說法是否有說服力，取決于天分的道德狀況?；叵胍幌卢F今在公共話語中如此突出的階層躍升話語。

政治家們宣稱，無論我們的出身多么卑微，我們都應該能夠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為什么要說到這份兒上？為什么要假設我們的天分應該決定我們的命運，以及我們應該得到這些天分帶來的回報？

有兩個質疑這一假設的理由。首先，我有這樣或那樣的天分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我的運氣，我并非理應得到運氣帶來的好處（或負擔）。信奉優績至上原則的人承認，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好處并不是一個人理應享有的。那么，為什么其他形式的運氣（比如擁有某種特殊的天分）會有不同呢？

如果我購買政府發行的彩票，贏得100萬美元，我會為我的好運感到高興。但是，如果說我憑借自身實力獲得了這筆意外之財，或者說獲獎與我的成就有關，那就太愚蠢了。同樣，如果我買了一張彩票，但沒有中獎，我可能會感到失望，但我不能抱怨我被剝奪了我應得的東西。

其次，我生活在獎勵我碰巧擁有的才能的社會，這也不是我可以居功的事情。這也只是運氣好而已。勒布朗·詹姆斯打籃球賺了數千萬美元，因為籃球運動非常受歡迎。

除了擁有驚人的運動天分，勒布朗很幸運生活在重視和獎賞籃球運動才能的社會。當今時代人們熱愛他所擅長的籃球運動，但文藝復興時期是壁畫畫家而不是籃球運動員的需求量很大，他活在當代，而不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這并不是他的功勞。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另外一些人，那些人也具有卓越的才能，但我們的社會不大看重這些才能。世界掰手腕冠軍的掰手腕技術可能和勒布朗的籃球技術一樣好，但除了酒館的幾個顧客，沒有人愿意花錢看他把對手的手臂按在桌子上，這不是他的錯。

優績至上信念的大部分吸引力在于，我們的成功是我們自己的功勞，至少在適當的條件下是這樣的。只要經濟領域是公平競爭的領域，不受特權或偏見的左右，我們就要對自己的命運負責。我們的成敗取決于我們的作為，我們得到的是我們應得的。

這是描繪人類解放的景象，因為這表明我們可以成為自我創造的人類，可以成為命運的創造者，可以成為命運的主人。這在道德上也令人稱心，因為這表明在經濟領域也可以回應古老的正義觀念，讓人們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東西。

但是，認識到我們的才能不完全是我們自己實現的，導致自我創造的景象變得復雜了。這種認識會質疑英才統治的信念，即克服偏見和特權足以帶來公正的社會。

如果我們的才能是上天給予我們的—不管來自“基因彩票”還是來自上帝，那么認為我們理應得到這些才能所帶來的好處就并不恰當，實際上是過于自負的。

努力就讓我們有價值嗎？

英才統治的捍衛者援引努力和辛勤工作作為論據來回應，他們認為，那些靠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人理應接受他們的努力所帶來的成功，他們的勤奮值得贊賞。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的。努力很重要，無論多么有天分的人，如果不努力培養自己的才能，就不會成功。即使是最有天分的音樂家也必須花很長時間練習才能演奏精妙的樂曲。即使是最有天分的運動員也必須花費數年艱苦訓練才能被選入奧運會代表隊。

然而，盡管努力很重要，但成功很少僅僅來自努力。奧運會獎牌得主和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明星運動員與較差運動員的不同之處不僅在于他們的艱苦訓練，很多籃球運動員都像勒布朗·詹姆斯一樣刻苦訓練，但很少有人在球場上的表現超越他。

我可以夜以繼日地訓練，但我永遠不會比邁克爾·菲爾普斯游得更快。被認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金牌短跑運動員尤塞恩·博爾特承認，他的訓練伙伴約漢·布萊克也是很有天分的短跑運動員，比他訓練得更努力。努力不是一切。

當然，捍衛優績至上原則的人知道這一點。他們不會說最勤奮的運動員應該獲得金牌，最勤奮的科學家應該獲得諾貝爾獎，付出最多努力的工人應該得到最高的報酬，不管結果如何。

他們知道成功是天分和努力的結合體，而這兩者很難分得清楚。成功孕育著成功，那些缺乏社會獎勵的人才可能會發現很難獲得奮斗的動力。但是，捍衛優績至上原則的論點主要不是從社會學角度主張努力的有效性。優績至上首先是道德主張，主張人類能動性和自由。

優績至上論強調努力和勤奮，是為了證明這樣一種觀點，即在適當的條件下，我們對自己的成功負責，從而能夠獲得自由。

優績至上論還想要證明這樣一種信念，即如果競爭是真正公平的，那么成功會與美德結合在一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規則的人會獲得他們應得的回報。

我們愿意相信，在體育和生活中，成功是我們贏得的，而不是我們繼承的。自然稟賦及其帶來的優勢讓優績至上信仰感到尷尬，這方面的事實對僅憑努力就能獲得贊揚和獎賞的信念提出了疑問。

面對這種尷尬，我們夸大了努力和奮斗的道德意義。例如，在奧運會的電視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扭曲，電視報道關注的不是運動員的壯舉，而是他們如何克服困難、超越障礙、戰勝傷病或艱難，還有他們的祖國陷于政治動亂之類令人心碎的故事。

這一點可以從絕大多數（77%）美國人身上看出來，他們盡管很難向上流動，但相信“只要愿意努力，大多數人都能成功”。我在哈佛大學學生身上看到了類似的對奮斗的夸大強調，盡管他們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天分和通常有利的生活環境，但他們總是把得以錄取進入哈佛大學歸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奮。

英才統治的理想有缺陷，因為這一理想忽視了天分的道德任意性，夸大了努力的道德意義，接下來，我們就要問還有什么其他的正義觀可用，以及這些正義觀提供了什么自由和應得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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