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初期,我們黨在對待俘虜的政策上,表現出了寬容大度的一面,有些人愿意改過自新,我們自然是表示歡迎,但有些人,頑固不化那就要由相關部門來集中管理了,那當年是哪些人頑固不化不愿改過自新呢?他們后來的結局又是如何呢?我們今天就來說說這些往事。
一九五五年末,全國所有的戰犯開始歸公安部管轄,根據相關記錄,我國當時共有997名被列入戰犯名單的人員,這其中包括了三大類,第一類是國民黨人士,其中包括72名將軍,388名少將,276名校官,46名是官員,27名特工。而這第二類是偽滿洲的戰犯,由愛新覺羅·溥儀率領,共有61人。第三類就是由德王率領的10名偽蒙戰犯。
我國領導人在1959的時候,考慮要把那些表現好的戰犯給放出來,同年九月十七日,我國領導人又親自簽發了《關于特赦戰爭罪犯的指示》,這份指示一出,就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一開始,我國關于戰犯的處置,有兩個不同的想法,一個是判處死刑,另一個就是一個不殺,集中教育,分批釋放,而經過多次商議,最后終于決定了,逐步實行戰犯的釋放的政策。
戰犯
當時第一批獲釋的戰犯有三十三人,其中有國民黨東北保安廳總司令、徐州“剿總”中將、副司令官杜聿明;隨后一九六六年的時候,先后又有二百九十六人獲釋。華國鋒于一九七三年出任相關職務,當時他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這一批犯人的釋放事宜,他親自上陣,以貫徹周恩來總理的命令。由于戰俘的級別、戰爭影響等因素,所以他必須將所有戰俘的資料都收集起來,然后根據具體情況進行歸類。
最后相關部門經過多次整理、商討,把當時關押的300余名戰犯的狀況綜合了起來,作出了《關于第七次特赦問題的報告》。該報告建議的解決辦法有:特赦,釋放,提前釋放,保外就醫,以及繼續監禁。雖然當時我們在功德林里,施行思想教育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是其中有13人仍然屬于特殊情況,他們就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鈞、張百齡、郭吉謙、黎宗銘、樊迅、翁羽、劉衍智、周養浩、謝代生、杜超群和沈勤康。
這13個人都是有深厚國民黨背景的,徐天任是二軍團的秘書,李清是七十二軍的參謀,邱沈鈞是國民黨的少尉,張百齡是蔣介石秘密辦公室的副主任,杜超群是國民黨中央統署的副主任,沈勤康是廈門市的高官。他們都曾對我黨的解放事做出過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且他們在被捕和接受教育的過程中,也是表現得不盡如人意。
其中周養浩更是赫赫有名,他在國民黨做了16年的特工,他曾任息烽監獄一把手,重慶軍區警衛處處長,西南保密局副局長,與沈醉、徐遠舉并稱為“三劍客”。周養浩年輕的時候,就是靠著一張漂亮的臉蛋,被譽為“書生殺手”。在其累累惡行中,最有名的就是暗殺楊虎城將軍的事跡了。蔣介石在那時已經采取了主場和談的態度,況且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也,宣布了釋放他們的命令。然而周養浩和毛人鳳卻在同年九月,密謀殺死楊將軍等人,并掠奪他們的財產。
戰犯合照
周養浩在毛人鳳的指使下,參加了重慶,成都和昆明的大破壞和地下活動,在近代歷史上,他是一個血淋淋的人物。建國后周養浩被捕。他首先被關進重慶戰犯監區,在監牢中他的頑固不化,拒絕接受改造,七年之后,他又被調到了遼寧撫順監獄。監獄雖然換了,可是他那頑固的國民黨性質,一點也沒變。周養浩在被囚禁的這段時間里,為了保持“書生”的風范,他也會讀書,但是從第一批戰俘的釋放到第六批戰俘的釋放,他沒有一次通過,可見他的倔強和固執。
也許對他來說,即便是在戰俘集中營里,他的心也是屬于國民黨的。在最后一批大赦犯人中,我國當時出于審慎的考慮,建議這種戰犯不宜釋放。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心態還沒有徹底改變,如果被放出來,說不定還會說一些不該說的話,對國家的影響很大。但我國領導人的意思是,把他們全部放了,那些被關了二十多年的犯人們,就算再關下去,也不會有什么變化了,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去吧。能說出這種話來,我國領導人心里一定很有把握。
我國領導人還說,關于戰犯的安置問題,凡是愿意去找蔣介石的,一律遣送;如果你愿意留下,那我們隨時歡迎。周養浩這批人在釋放以后,本來是想去找蔣經國的,但是蔣經國卻不歡迎他們,周養浩對蔣家一往情深,在香港漂泊了數月后沒有什么辦法,最終無奈去美國定居了,最后在1990的時候死在了海外。當時按照我國領導人的命令,所有的戰犯在被釋放的時候都要舉行告別會,每個人都要穿著定制的藍色服裝,每個人都有100塊錢的零花錢可以領取,且每個人都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
這些戰犯中如果有工作能力的可以安排工作,如果有生病的可以享受到政府的醫療補助,有希望回到家鄉的,可以寫報告申請,愿意留下的人也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四天后,北京賓館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歡送會,所有被釋放的囚犯都被釋放了,他們此時已經不再是戰爭罪犯了,這些老朋友,老伙計們有說有笑,眉飛色舞的。
戰犯舊照
在此之前,國際上尚無對待他國戰犯如此寬大的案例,尤其是那些想要回老家的, 我們國家還肯把他們遣返,這在外國人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的操作。也是因為我們有更多的優惠政策,當時在293名被特赦的人當中,僅僅只有10個人表示,執意要回老家,其中包括王秉鋮,陳士章,蔡省三,王云沛,楊南郵,趙一雪,張鐵石,張海商,還有前面所說的周養浩。
與那些想要留在國內,或者改過自新的人,這些表示要回老家的人,似乎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了國內和世界的廣泛討論。當時《關于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實施意見》已經下發到各地,其中明確提出,有關人員的具體問題,對于想要回老家的人,由相關部門全程負責。相關部門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他們從廣州出發,護送這些人,搭乘專列前往深圳,前往深圳后,他們每人可獲500港幣的路費和一套嶄新的服裝、以及一張往返通行證,隨后他們抵達香港就可以自行安排行程了。
當他們抵達香港時,來自各行各業的記者紛紛跟進,他們的行蹤也受到了社會的普遍關注。自從蔣介石得知我國領導人把所有的戰犯都放出來之后,他就一直反對這一做法,直到蔣介石過世也沒有改變。國民黨在對待俘虜問題上一直猶豫,從情理上來講,戰俘已經得到了特赦,他們自然要回老家,與家人團聚,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這10個人一旦到了老家,必然會給蔣家帶來不穩定的影響。
由于這些戰犯早就被定為烈士,被供奉在祠堂,如果讓他們回到老家,必然會破壞之前建立的死士形象。經過幾番深思熟慮,蔣經國的國民黨,采用了“拖”的辦法,遲遲不讓這幾個人回到老家。最后,在國民黨的欺騙和拖延之下,張鐵石的財產被騙得一干二凈,他的家人承受不住特務的威脅,不敢為張鐵石做任何的保證,這也讓張鐵石在絕望當中選擇了自己了斷,當時所有表示要回老家的人,都對老家失望透頂,而蔣家的所作所為,也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他們的真面目。
舊照
蔡省三、王云沛在香港逗留了一段時間,蔡省三于2022年一月上旬在香港逝世,王云沛也于一九七九年逝世。王秉鋮、陳士章等人,都對蔣家大失所望,所幸他們的子女都在美國,后來又得到了我們國內的協助才得以在美國和子女重逢。張海商,楊南,趙一雪,三個人最可憐,他們最后不得不返回國內,在國家的協助下,開始從事一些社會工作。之后張海商成為了湖北的政協成員,趙一雪成為了上海的政協成員,楊南郵成為了四川省的政協成員,當年這十個要回老家的人沒有一個有好結果的。
我們黨從建國之日起,就將每一碗水都端平了,哪怕是被國民黨俘虜,我們也盡可能地保障他們的個人權利,盡可能地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黃維,杜聿明,周養浩,這些人其實心里是最清楚的,我們國家在用自己的行動來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從我國領導人宣布大赦,到最后的全體戰俘被釋放,這些政策無不震撼了國際社會,也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了我們的觀念和思想。
國軍戰犯,在功德林里安心改造,最后都被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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