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的國家能長期富裕，有的國家卻一直貧窮呢？為什么有的國家只富裕了一段時間后又變窮了？

從今年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的書中你或許能找到答案。

10月14日，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獲獎者是三位美國的經濟學家，分別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兩位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A·羅賓遜，他們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經濟繁榮”方面的研究貢獻得到了表彰。

負責評選和頒發獎項的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價稱，今年的三位獲獎者對國家之間為何存在巨大的繁榮差異提出了新的見解。通過研究歐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經濟制度，三位經濟學家證明了制度與經濟繁榮之間的密切關系。

達龍·阿西莫格魯、詹姆斯·A·羅賓遜曾經合著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中闡述了他們的主要思想和觀點。（這本書的電子版我已經放在知識星球中了，包括國內可以買到的版本以及未閹割的完整中英文版本。。）

書中一開始，以美墨邊境的一個城市諾加利斯的事例展開。

諾加利斯地跨美國和墨西哥兩個國家，被一道圍墻隔開，北邊屬于美國的亞利桑那州，南邊屬于墨西哥。

盡管只有一墻之隔，但兩邊卻差異卻巨大。位于北邊的區域居民家庭收入高，人均年收入3萬美元，大多數人至少是高中及以上學歷，預期壽命超過65歲，并且享有治安、電力、電話、公共衛生、醫保等公共服務，營商環境好，同時居民享受廣泛的政治權利。

但幾英尺外的南方區域可就大不相同。居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北邊的三分之一，大部分人學歷較低，都是初中小學學歷，公共衛生條件差，嬰兒死亡率高，治安更是不好，犯罪率高；營商環境也是一言難盡，在當地創業開店是一個高風險的活動，因為不僅會遭匪徒搶劫，辦各種許可證也要賄賂工作人員，光是開業就已經很困難。

兩地的地理環境、氣候以及流行病種類都極為相似，為什貧富狀況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呢？作者認為主要是制度不同導致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決定了一個國家是走向繁榮還是衰敗。

類似的例子還包括東德和西德，朝鮮和韓國。同在朝鮮半島，但朝鮮居民的生活平均水平僅為韓國的十分之一，預期壽命也至少少10年。

他們將現存的制度分為了兩類：包容式制度和榨取式制度。

榨取式制度向社會的多數人榨取收入和財富，以使一小部分人獲利。榨取式政治制度集中權力在少數精英手中，權力的行使很少受到節制。經濟制度通常也由這些精英建立，用以從社會其他人那里榨取資源。榨取式經濟制度因此自然伴隨著榨取式政治制度。

包容式政治制度把政治權力普遍分配給社會成員，從而使大眾對掌權者有所約束、有所監督，消除剝奪多數人資源、建立進入障礙、和壓制市場機能以為少數人謀利的經濟制度。

包容式經濟制度能夠吸引、包容所有的人來參與經濟的發展，這套制度的要點就是保護產權，能夠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鼓勵對知識、對技術的投資，而且能夠讓所有人共享經濟增長的成功。

包容式經濟制度保護私有財產，擁有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契約；經濟制度也允許新企業進入，并讓人們自由選擇職業。

諾加利斯北邊就屬于包容式制度，南邊屬于榨取式制度，這也是兩地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書中認為，富國往往是包容式制度，窮國往往是榨取式制度。雖然榨取式制度短期也能取得經濟上的繁榮，但是不可持續的。

比如阿根廷，阿根廷在上世紀初曾快速發展，成為了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它的發展是榨取式成長，由少數精英階層統治，大幅投資農業出口經濟，生產牛肉、獸皮和谷物，當時恰逢這些產品價格飛漲，經濟就隨之擴張。這種發展未能持續，在一戰后，阿根廷陷入動亂，短暫的繁榮也畫上了句號。

究其原因，還是這種榨取型制度缺乏包容型，限制了個人的權利和才能，阻礙了人的自由發展，創新和創業被扼殺在搖籃中，經濟自然不會好。

包容型制度，之所以能持續讓經濟繁榮，就是它有一個包容的環境，從而產生了包容型的市場，鼓勵科技創新以及創業，鼓勵一切創造財富的想法和實踐，有好點子的人可以自由創業而不擔心被盤剝以及財產安全。

包容型制度提供平等的機會，社會成員有廣泛政治權利，能阻止少數人從多數人身上榨取資源，讓蛋糕做大的同時，每個社會成員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在這種制度下，才可能帶來創造性破壞以及科技變革，每個人才有動力區創新、創業。

那這兩種制度的差異是如何產生的呢？有時候往往是關鍵時期偶然事件的影響。

比如在歷史上東西歐的制度在14世紀前幾乎是一致的高度榨取式制度：國王擁有土地，并分給領主，領主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讓他們進行勞動并且繳罰款和稅金，而且未經領主允許不能去其他地方，權力都集中在領主手中，農民是名副其實的農奴。

但是1346年黑死病侵入后一切開始慢慢改變。黑死病導致了西歐有一半人死亡，勞動力不夠用了，農民們就要求提高工資并且減輕徭役，但掌握權力的領主和國王一直壓制，后來經過一場抗爭，農民們的訴求慢慢被滿足，工資上漲，且擁有了自由，這一切促成了日后包容式制度的建立。

東歐則不同，東歐也遭遇了黑死病以及勞動力短缺，但他們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趨勢，比如德國東部和匈牙利、俄國的領主們聯合起來加大對農民的剝削，對佃農的稅還提高了，農民的農產品他們要拿走一半，并且原來的工資也下降了，后面近一半的工作變成了強制勞動。

東西歐兩地的差異性開始很小，但自此以后差異就越來越大，變成兩種不同的制度，書中稱它為“制度漂移”。就像兩個孤立的物種群體會在一個遺傳漂移過程中，因為隨機的遺傳突變不斷積累慢慢漂離，兩個原本類似的社會也會在制度上逐漸漂離。

這本書的觀點和我們熟知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相反，認為“政治決定經濟”，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比如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和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密不可分，這場革命后應該建立了包容型的制度，鼓勵創新，并且有了保護個人產權。

所以瓦特才可以在1775年給自己發明的蒸汽機申請專利，個人以此獲益的同時也推動了英國整體經濟的革新發展。如果瓦特生活在一個高榨取制度的國家，發生這一切顯然是不可能的。

歷史上，研究經濟長期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往往是從單純的經濟角度出的，比如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研究儲蓄率、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等要素對經濟的增長影響。

兩位諾獎得主則從政治與經濟的交互角度出發，解釋了經濟發展的原因，提供了不一樣的見解，經濟的發展主要不是由科技決定的，而是制度。

正所謂制度決定命運，不同制度下的國家，經濟發展結果截然不同，而不同制度下的人們也會迎來完全不一樣的命運。關心這些，其實也是在提高認知，關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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