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文

三、有限理性理論的意義

在西蒙看來，有限理性對現實中的管理意義十分重大。

西蒙認為，經濟人的假設是一個美妙的烏托邦。他說，“在一個極端，經濟學家們給經濟人賦以一種全知全能的荒謬理性。這種經濟人有一個完整而內在一致的偏好體系，使其總是能夠在他所面臨的備選方案中做出選擇；他總是完全了解那些備選的替代方案；他為擇善而從所進行的計算，不受任何復雜性的限制；對他來說，概率計算既不可畏，也不神秘。在我們上一代人的年月里，這種理論由于向競爭性對等及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等領域的擴展，逐漸到了一種類似中世紀神學托馬斯主義的精巧水平。它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學魅力；但同具有血肉之軀的人的真實行為（或可能的行為）看不出有多大的關系”。

管理理論不同于傳統微觀經濟學的經濟人理論，管理理論所關注的焦點是人的社會行為的理性方面與非理性方面的界限，是關于那些因缺乏尋求最優的才智，退而尋求滿意的人類行為的理論，于是有了管理人，即我們現實生活中所見到的人。在這里，西蒙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管理人”的概念。

理解管理人概念，需要實現如下兩個根本性轉變，或者把握如下兩個基本特征：（1）經濟人尋求最優，從可為他所用的一切備選方案當中，擇其最優者。經濟人的“堂弟”——管理人，則尋求滿意——尋找一個令人滿意的、或“足夠好的”行為程序。判斷滿意程度的指標，包括市場占有率、適量利潤和公平價格等等。（2）經濟人同真實世界的一切復雜事物打交道。而管理人則認為，他自己頭腦所感知的世界，是對紛繁雜亂的真實世界做過重大的簡化處理后所得到的一個模型。他滿足于這種粗略的簡化模型，因為他認為復雜的“真實”世界里的大多數現實事物，同他眼下的任何具體處境都沒有多少關系；而且，因果鏈大多不長而且簡單。因此，他情愿將那些在一定時間看來與他無關的部分現實置之不顧。他在做抉擇時所利用的，是一幅簡單的圖景，也就是只包含他認為是最要緊、最關鍵的因素的一幅圖景。

那么，管理人這兩個特征的意義何在呢？首先，因為他尋求滿意而非最優，他不用先考慮一切可能的備選行動方案，也用不著確認存在著全部備選行動方案便可以進行選擇。其次，由于他把世界看成幾乎是空曠的，不考慮所有事物之間的一切相互聯系（它們會使思考和行動如入煙海），所以，管理人能用相對簡單的經驗方法來制定決策。這些方法不致給他的思考能力強加上無法負擔的重任。

西蒙以棋手的對弈為例，向人們詳細地介紹了“管理人”的決策過程。他說我們如果實際計算一下，棋手比賽時若按對策論尋找策略，需要做多大的搜索量，那么，上述“不實際”的意思就顯得更生動了。平均看來，一盤棋賽的任一給定狀態，約有30種合乎規則的走法。以整數概略計之，一步走法及對方的反應平均有103種不同的接續走法。一盤棋賽的平均總步數，可以合理地估計為40步左右。因此，可能出現的不同下棋方法也許有10120種之多。盡管數字未必精確，但數目之大，已足以支持上述論斷。

對棋手決策過程所做的研究清楚地告訴人們，下棋高手在選擇每一步走法或每一個策略時，所考慮的可能走法或策略，不會達到100種之多。以某種標準來看，100種可采納的方法已經算得上夠多的了，但它離10120還遠著呢！實際上，棋手不會去考慮全部的可能策略并從中選取最佳者，只是構造和檢驗相當少的可能策略；他一旦發現了一個滿意的策略，就立即做出抉擇。

范加驤先生在為西蒙的《管理行為》中譯本所做的序中，曾經以一個尋找縫衣針的例子說明了在“有限理性”支配下，現實中人們的決策過程，也說明了“經濟人”與“管理人”的區別。范先生說：“假如在一個草垛中分散著一些縫衣針。如果是尋找最佳措施，就要把所有的針都找到，逐一加以比較后，找出最尖銳的一根。如果尋找的是‘符合要求’的措施，那么只要找到的針尖銳到能夠縫制要縫的衣服，那就滿足了要求，不用再找下去了，再找下去也不見得有多大益處?！贝死械年P鍵有二：一是最基本的標準；二是搜索成本。由于搜索成本的存在，只要找到符合最基本標準的就行了。

《管理行為》

[美] 赫伯特·A·西蒙 | 著

楊礪 韓春立 | 譯

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88年

當然，選擇方案的標準也是變化的。當替代措施容易發現時，就可以提高標準，當替代措施難以發現時，則降低標準。

剛才講的是個人決策，企業決策的道理亦是如此。在這里，我們依據范加驤先生的中文序言做如下介紹。

西蒙認為，企業或任何組織結構內部的活動都可以分為經常性和非經常性的兩類活動。有關這兩類活動的決策方式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程序化決策，后者為非程序化決策。

個人的、企業的或其他組織機構的日?；顒油嵌啻沃貜统霈F的。隨著經驗的積累，就會尋找到并選擇出符合要求的措施，發展成為一套程序化的解決辦法。遇到重復出現的情況，就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步驟行動。日常的活動不管如何復雜，都可以分解為簡單的行動步驟，并加以程序化。

西蒙認為，程序化有兩個作用：一是作為企業控制系統的一部分。例如企業為了指揮其雇員的活動，詳細制定了和獎懲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標準作業程序。二是作為企業協調系統的一部分。作為協調工具，程序不是應用于協調成員之間的行動方式和活動節拍，就是規定前后工序間傳遞產品時的產品性質。

工作高度程序化以后，個人專業化水平隨之提高，但企業各部門的相互依賴性就增加了。由此總結出的命題是，情況愈是重復出現并能預料時，對相互依賴性的寬容程度愈大。反之，變動性和偶然性因素愈大，工序專門化所引起的協調活動愈多。因此，在迅速變化的環境中，企業將犧牲專門化來獲得獨立程序的配套性。這就是“大而全”現象存在的真正原因。為了實現更大程度的工作專門化，應增加環境的穩定性。例如原材料的供應要做到質量合格，成分穩定，供貨及時，才有利于使用單位提高專業化水平。

此外，一個企業能否支持一個復雜的、相互依賴的生產活動，還決定于處理協調所需要的通訊聯絡，即內部信息傳遞的速度和質量。內部信息傳遞的速度越快、質量越高，企業內部越是具有相互依賴性。當企業中發生新的和修正舊的程序的創新過程時，這就是企業的非經?；顒?。為了有效地進行這類性質的活動，就需要進行非程序化的決策，就要依次地經過全部決策過程。

西蒙將全部決策過程大致概括為：從設定問題，確定目標開始，然后尋找為達到目標可供選擇的各種方案或措施，比較并評價這些方案的得失。在這些方案中進行選擇，并做出決定，在執行決定中進行核查和控制，以保證實現預定的目標。在這里，西蒙所講的程序化實際上是一個內部管理制度的問題。他關于最低標準、搜索成本、程序化、非程序化的一系列見解，對我們現實企業管理，應當說是很有意義的。

四、如何克服有限理性的弊端，或者如何最大限度地使行為更為理性

按照西蒙的論述，要克服有限理性的弊端，或者說最大限度地提高理性的程度，除了個人的訓練，如知識的擴充和能力的提高之外，更為根本的是靠制度。他說，“我們所有的人，在如何完整地籌劃我們的行動上，在復雜的世界里所能達到的理性的限度上，都受到極大的限制。而制度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穩定的環境，使我們至少可能達到微弱的理性。例如，我們能可靠地預料到，如果朝某個方向走上一程，就可以找到一家食品店，并且它明天還會在那個地方?？恐贫拳h境的這種穩定性，以及其他許多沒有疑問的穩定性，我們就可能對自己的行為后果進行合理而穩定的規劃了”。

西蒙強調，“我們的制度環境，就像我們的自然環境一樣，在我們周圍設置了一套可靠的、可感知的模式。我們沒有必要理解產生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或這些事件本身的全部細節，而只要了解那些影響我們的生活和需要的少數模式就足夠了。我們所生存的環境（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這種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允許我們在有限的認知能力和計算能力的約束下，去應付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他的總結論是，有些制度上的安排，能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處理社會選擇問題。

在“能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處理社會選擇問題”的制度安排中，西蒙首推組織與市場。首先，他認為對于那些常規的、重復的社會需要，可以通過建立專業化的團體和組織，使之平等地處理各種問題。每個組織處理一種問題，其他組織則同時處理其余的問題。

對于市場機制，西蒙更為推崇。他說，在一種廣泛的范圍內，我們可以用市場和價格來限制每個人決策時所需要掌握的信息數量。例如某人到本地超級市場時，無需過問面包和麥片的生產過程，也不必打聽制造商有什么為難的問題，便可以決定買什么和想吃什么。在這種個人決策過程中，他只需要了解那些可以買到的商品的價格。由于這個原因，市場和價格被證明是現代社會的極其有利的機制，因為它能幫助我們每個人獨立地做出決策，而無需了解與此相關的，所有他人決策的全部煩瑣細節。人們為了進行市場交易，只需注意有關的市場價格，因為所有相關信息都被概括在我們必須支付的價格中了。因此，我們可以把市場視為這樣一種機制，它能使人類憑借有限的信息和計算能力，比較合理地選擇和決定自己的行為。

把西蒙的一系列論述用一句簡明的話來概括：因為理性有限，才必須選擇市場機制。在論證這一問題時，他非常贊賞哈耶克當年的觀點。他說，我所提出的，是很多年前由哈耶克所闡明的那種更基本和一般的市場觀。市場就能提出一種限制信息量的方式，使我們只按自己的需要做出決策，不必了解別人行動的細節。因此，即使最優的選擇可望而不可即，現實的市場機制仍能為我們提供一種過得去的社會安排的途徑。

除了市場機制，最大限度限制有限理性的弊端的另一制度安排，則是被西蒙稱為“對抗式程序”的法制建設。“司法的基本準則是遵循特定的程序，這種標準是尋求滿意而不是尋求最優。它的基本假定是，如果這些程序被遵循，那么，在某種長期意義上，就能實現過得去的、甚至稱心如意的決策?！?/p>

好的制度安排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由于有限理性而產生的弊端，但制度安排不是任意的。制度是一個體系，其中的一個子制度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誕生并發揮作用的。

西蒙強調，“一個組織只有設計得適合其功能，適應其社會環境和技術環境，才可以是有效的”。他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表示贊賞，但同樣認為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是一個體系。他說:“市場只能與其他社會控制和決策方式一同使用，它并不能提供一種孤立的社會選擇機制。”

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歸結為：組織龐大的社會經濟運行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超越了人們理性的限度?，F在，我們終于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又證明了一個基本的道理：通過比較好的制度安排，盡量使我們的有限理性，在制度的幫助下效果最好。值得深思的是，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是否到位，我們是否認識到了市場經濟是一個制度體系，是否理解了西蒙關于“市場只能與其他社會控制和決策方式一同使用，它并不能提供一種孤立的社會選擇機制”，以及“一個組織只有設計得適合其功能，適合其社會環境和技術環境，才可以是有效的”論述。如果我們只要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功能，而不要它必需的、內在的制度構造和制度環境，我們很可能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長期以來，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一直很不到位，是帶有極強功利目的的工具主義。由于對市場經濟體制認識上的不到位，在理論探討上就窮于應付在向市場體制過渡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當行政干預、人為因素過多的時候，就說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當假冒偽劣泛濫、大量欠債不還的時候，又說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如此等等。

當然，這些說法都沒有錯，但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傊袌鼋洕且粋€包括相應產權、道德、文化、法制的制度體系。我們必須繼續深化對市場經濟的認識。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