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康/文

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對資本問題的思想主張的全部特點，可以用孫中山自己的一句話來概括：“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李澤厚|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8年6月

此話出自1912年4月16日，孫中山向同盟會上海南京路機關發表的演講，只不過李澤厚只引用了話的前半截。還有作為補充說明的后半截：“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

所以，孫中山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民生主義不反對資本，反對的只是壟斷資本家。

檢索《孫中山全集》便可知，孫中山首次向公眾提出他的“三民主義”，是1905年10月20日為《民報》撰寫的發刊詞。不過，他當時只是說：“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而對于什么是民生主義，他沒有說明。1906年12月2日出席《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發表演講時，孫中山再次著重提到了民生主義。他當時說的民生主義就是歐洲社會黨人提倡的那一套。他說：“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他們）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于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

但是，1923年11月29日，孫中山發文公開批評國民黨元老、南洋實業家、時任廣東軍政府內政部礦務局局長兼廣東礦務處處長鄧澤如時，又說：“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完成了改組。國民黨改組后，孫中山用了整整8個月的時間，向國民黨的骨干宣講他的三民主義。講到民生主義時，孫中山說：“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短短十幾年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會令孫中山的社會經濟思想從歐洲社會黨人的立場向他所理解的“共產主義”靠攏？

對歐美資本主義的不滿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內容是很容易明確的，但是講到民生主義的時候，核心內容就沒那么容易確定了。

劉成禺從1901年加入興中會后就一直追隨孫中山。他后來撰寫《先總理舊德錄》回憶說：1904年，正在舊金山與康有為的保皇黨爭奪信眾的孫中山提出“設會必先有主義”。當時，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名字已經確定下來，但是第三主義是什么、叫什么，還沒有眉目。劉成禺提議說：“中國俗語，事不過三，所謂智仁勇，所謂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變，正德利用厚生。”言及于此，孫中山推案而起說：“得之矣，第三主義定為民生主義。”孫中山認為，劉成禺提到的“厚生”，含義豐富，既包括了俄國的共產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又包含了英美法的社會主義，推而廣之，民生主義可以成為世界主義。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給出了另一個版本。馮自由記述說：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舊譯為社會主義Socialism，《民報》出版以前孫中山就曾采用So－cialism的譯名，但后來又覺得Social－ism的名字未能涵蓋他的思想的全部含義，“乃別創民生主義一名以代之”。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曾對人說，他主張的“大同主義”，英語應該翻譯為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義”。

《革命逸史》

馮自由| 著

新星出版社

2016年10月

兩個版本互參，至少可以獲得兩條重要的信息：一是孫中山對他從英美看到的和從大英博物館里讀到的歐美資本主義現狀及前景很不滿意；二是雖然他想到了從當時歐洲流行的思潮和中國傳統智慧中尋找答案，但是究竟該用什么辦法避免重走歐美資本主義發展了經濟但導致了嚴重的貧富分化的老路，他還沒有明確的答案。

1926年3月12日，即孫中山逝世周年，共產國際早期領導人、時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撰文評論說，孫中山出身于一個力圖擺脫農村生活狹小天地的農民家庭，他的哥哥很早就去美國檀香山經商，他13歲時就到他哥哥那兒當店員，還到英國學校學習過，所以他的經濟觀點是受農業和商業的雙重影響形成的。

拉狄克的評論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是孫中山初到英美的見識的確令他早年對歐美資本主義充滿了好感。但是，1895年10月謀劃廣州起義失敗而被迫出走海外，再次到英美游歷了一圈之后，他對歐美資本主義的觀感慢慢發生了改變。1905年10月他給《民報》撰寫發刊詞時，便警告同他過去一樣主張效法歐美的人士說：“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于歐美，猶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后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

但是，中國究竟如何才能防止“歐美社會之禍”“免于第二次之革命”呢？孫中山當時只是給出了民生主義的大方向，但究竟該做什么、如何做，他還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

尋找第三條道路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推翻了滿清皇帝的統治，建立了共和政體。他告訴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今滿政府已去，共和政體已成，民族、民權之二大綱已達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進行者，即民生主義。”

但是，民生主義具體要解決什么問題、如何解決，直到12年后才有了明確的答案。1924年1月23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明確宣布民生主義“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

不過，孫中山關于土地和資本問題的思考，至少從辛亥革命之后就開始了。

1912年4月16日,孫中山向上海南京路同盟會機關的同志發表演講時，就特別提到了資本和土地問題，還舉例說如果鐵道被一二資本家掌握，他們就可以壟斷交通而“制旅客、貨商、鐵道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歸少數富者之所有，則可以地價及所有權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設。平民將永無立椎[錐]地矣！”如果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則所產生分的收益，仍可為人民之公有。蓋國家之施設，利益所及，仍為國民福利”。

1912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義周年紀念日，孫中山專門撰文談論中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問題，又進一步提到了大工業與土地收歸國有的問題。到了1919年孫中山再談到民生主義的時候，已經明確聚焦到土地和資本問題了。兩年后，孫中山又進一步明確，民生主義可以歸結為“土地”和“資本”兩大問題。

1921年3月6日，孫中山向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發表演講時說：“兄弟底民生主義，固有具體底辦法，非彼好奇底人，徒托空談，以快一時。辦法維何？即歸宿到‘土地’和‘資本’兩樣。”土地問題怎么解決呢？“就是實行‘平均地權’”。具體辦法有兩個：一是按照地主所報的地價照值百抽一而收稅，二是照價收買。資本問題呢？“兄弟有《實業計劃》一書，主張以外資從事建設生利事業，開辟市場，興建工廠，建筑鐵路，修治運河，開發礦產，舉凡一切天然物產皆歸公有，各種新事業之利潤悉歸公家”。

待到1924年1月發布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資本問題又被進一步明確為“節制資本”，具體的辦法是，“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

民粹主義，還是別的主義？

孫中山1912年4月1日出席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時的演講稿的前半部分，以《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為題，通過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社會主義報紙《人民報》轉載后，被僑居波蘭克拉科夫的列寧讀到，令后者大感興趣。當年7月15日，俄國布爾什維克報《涅瓦明星報》第17號發表了列寧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文章評論說：“孫中山的綱領的字里行間都充滿了戰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但是在這位中國民粹主義者那里，這種戰斗的民主主義思想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愿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后面這兩種思想政治傾向正是構成具有獨特含義的（即不同于民主主義的、超出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的因素。”

一般認為，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率先從俄羅斯興起的一股社會思潮，一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就是以平民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粹派的崛起。民粹主義可能是社會科學詞匯中最沒有精確定義的名詞之一，但是從民粹派的主張中還是大致可以看出他們的一些共同點，那就是“擁護民眾，蔑視精英”。十九世紀晚期，民粹派曾發起一項“走向民間運動”，試圖和底層群眾共同解決社會問題。但是，掌握政權的貴族們更愿意用民粹主義來稱呼自由派人士、民主派人士、社會主義人士與無政府主義者等。

檢索《孫中山全集》，我們沒有找到1912年之前孫中山了解俄羅斯民粹主義的直接證據。他使用過“社會主義”一詞，但明顯指的是英法美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孫中山經過近20年摸索才逐步定型的、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為“最要之原則”的民生主義思想應該另有來源。

那么，真正的來源應該是什么呢？答案應該從孫中山熟悉的知識中去尋找。

直至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前，孫中山最熟悉的知識應該是中國傳統儒家學說和歐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理論。1923年2月出版的《申報五十周年紀年專刊》刊登了一篇孫中山的回憶文章《中國之革命》。文章說：“余之謀中國革命，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所以，我們從孫中山的著作中經常可以看到：

（1）用傳統儒家學說理解現代歐美政治理論的例子。比如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孫中山對中國社會黨發表演說時稱：“考諸歷史，我國固素主張社會主義者。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同居，又共產主義之嚆矢。”

（2）用英美經濟學家的理論求解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例子。比如孫中山主張用“照價納稅”分辦法推行“平均地權”的理論，就明顯受到了美國經濟學家喬治·亨利的《土地問題》一書所提出的土地價值所有稅（singletax）的啟發。

（3）用歐美的社會思潮關照中國的社會問題的例子。比如孫中山選擇了“節制資本”而不是“消滅資本”的辦法來解決資本主義工業化導致的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的問題，就明顯是受了歐洲改良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

不過，孫中山很快就對他的民生主義政策做出了補充。同樣是1924年的三民主義講座中，孫中山提出要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想求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又明顯打上了蘇俄經濟政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