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向陽/文

被發現的遠東：

“門外人”窺視“門內事”

十五世紀的世界圖景中，在1492年哥倫布立志要前往亞洲，探訪那個神秘的東方之國以尋求殖民和貿易機會之前，東亞一直都是一個沉睡的不可名狀的“幽靈區域”。

哥倫布誤打誤撞，最后以發現美洲告終。他一生中前后3次“亞洲之旅”，都未曾觸及中國這個神秘的區域，只能把那個所謂的“新大陸”誤認為就是馬可·波羅筆下的富饒而迷人的東方之國。對于早期的殖民者來說，一批又一批的歐洲人前赴后繼發現“新大陸”的征程，就像“門口的野蠻人”中所演繹的故事一樣，一開始是始于“門外人”對“門內事”的好奇窺視，緊接著這種好奇就在國家資本和殖民者那里轉化為征服欲，變成所謂的“殖民三部曲”：宗教傳播在先，自由貿易在后，而每當需要掠奪土地、人口、資源時，就采用的“必要的”武力征服。

如果我們重回歐洲和遠東首次相遇的“第一現場”，就會發現，十五世紀以來，歐洲人對于遠東的發現，從一開始就賦予了這個神秘區域以種種浪漫想象及故意曲解。

葡萄牙商船在日本九州開展頻繁貿易的1540年代，九州鹿兒島一位叫彌次郎的普通武士因為殺人逃亡到葡萄牙的一艘商船上，幾經輾轉，這位日本逃犯于1547年見到了耶穌會教士沙勿略。二人十分投緣，由此拉開了天主教和東亞的第一次正面“遭遇”。

1549年，在聽完彌次郎如同天書一般關于日本國的介紹之后，沙勿略即刻動身赴日本傳教。沙勿略是一位西班牙的沒落貴族，為了光耀天主教并捍衛羅馬教會之神圣地位，此前他與幾位教士在歐洲共同創辦了耶穌會。彼時的歐洲，古登堡印刷術傳播開來，新教改革運動如火如荼，耶穌會的使命就是抗衡這種顛覆力量，并希望在亞洲開拓新的教區。

耶穌會很快就獲得羅馬教廷的支持，眾教士們開始在葡萄牙商船的支持下奔赴亞洲。對于羅馬教廷和葡萄牙而言，這堪稱珠聯璧合的完美合作，葡萄牙人想通過拓展海外殖民地而獲得土地和資源，教皇則通過調停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大海上帝國的激烈沖突，借機光耀和延伸羅馬教廷在遠東的影響力和合法性。

沙勿略是耶穌會派往海外的第一位傳教士，其使命就是因上帝之名，將最遙遠的亞洲區域開辟為新的天主教國度。他前后到印度、馬六甲、摩鹿加群島傳教，但均失意而歸。這一次，彌次郎關于日本如何高度發達而又極具宗教精神的鼓吹，立刻點燃了沙勿略心中熾烈的宗教感情，以及對這個神奇的東方國度的美妙想象。

而當真實的日本擺在眼前，沙勿略感到失望，它和此前彌次郎的描述存在著不小的差距。失望之余，沙勿略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源正流清”、日本當年幾乎所有文章制度都加以取法的對象國——中國身上。

在日本傳教兩年后，沙勿略決定重新出發。船只抵達廣東上川島時，這位滿懷希望的傳教士染病身亡。他在1552年去世之前，信中曾向他的同行這樣介紹遠方的神秘之國：“……我希望今年去中國，乃至面見皇帝。中國是這樣的王國：福音的火種一旦播下，勢必燎原。此外，若中國人接受基督信仰，日本人就會放棄從中國人那里學到的教條……我開始身懷希望，神會很快為我們耶穌會及所有教團提供進入中國的通途，一片沃土將為所有虔敬神圣之人開放。”

30年后，在沙勿略的感召之下，1582年，一批耶穌會教士和其他教派教士紛紛來到中國，以完成方濟各·沙勿略的未竟事業。他們中的許多人如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后來都成為東西方交流中最早最知名的一批文化使者。

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東西方的文化往來在康熙朝達到了巔峰。利瑪竇、湯若望、郎世寧等人無一例外地借鑒和發揚了當年沙勿略種種成功的傳教策略和技巧：盡量使用當地語言傳教，善于結交上流社會和貴族階層，并注意結合當地的文化、習俗和上層階級的精神欲求等等。天主教向海外傳播時總結的這些屢試不爽的本土化策略，像極了20世紀全球化時期資本帝國的“全球思考、本地行動”的綱領和手段，毋寧說，作為殖民時代的早期遺產，這些策略如同殖民者的暴力掠奪基因一樣，早就成為他們內心深處一種深入骨髓的集體記憶和自覺意識罷了。

耶穌會太過靈活的本地化傳教策略，也由此埋下了禍根：后來爆發的康熙和羅馬教廷關于“中國禮儀之爭”的激烈對抗乃至最后清廷的“禁教令”，都和這些本土化策略有關。天主教信奉一神教，利瑪竇等耶穌會傳教士為了調和東西方文化沖突，巧妙地將儒家的祭天、祭祖和學習四書五經，看成是和天主教一樣并行不悖的一種“天道”而已，認為不能以天主教原則來否定儒家的祭孔祭祖儀式，后者只是沿襲風俗，并非宗教儀式。這種巧妙的文化調和術甚至被康熙稱贊為“利瑪竇規矩”。

令康熙始料未及的是，“利瑪竇規矩”在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內部乃至羅馬教廷都引起了巨大紛爭。1706年，康熙下令要求一位在福建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士閻珰進宮，要當面看看他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書。這位率先在福州下令禁止教眾祭祖敬孔、不許讀四書五經的外國傳教士在覲見皇帝時，稱自己只會閩南語，面對康熙的一一追問，口不能答，令康熙大為不悅，稱閻珰“既不識字，又不善中國語言，對話須用翻譯，這等人敢談中國經書之道，像站在門外，從未進屋的人，討論屋中之事，說話沒有一點根據”。

從更大的時空看，康熙后來頒布的“禁教令”，只是亞洲現代化早期東西方互動交流中的一個小插曲。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白銀、瓷器、茶葉、香料等，都成為東亞在全球貿易中最受歡迎的商品。歐洲人將白銀從美洲帶到遠東銷售，將白銀置換成瓷器和茶葉運回到西方。即便是明清兩朝最嚴厲的海禁時期，東亞的海域上也并非沉寂蕭條，而是活躍著像鄭成功這樣的民間海商/海盜集團，宋念申將這一幕場景形容為“熱鬧非凡的歷史演劇場”。

1684年，康熙解除了實施28年的海禁令，清廷分別在云臺山、寧波、漳州和廣州設立了4個海關，由此奠定了中國近代的海關體系。從早年天主教傳教士在明清兩朝受到的寬厚禮遇，到后來亞洲邊境各大“喧囂而繁忙的口岸”，學者宋念申之所以在《發現東亞》中追憶摹寫這些“歷史現場”，正是為了回應在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視域中東亞敘事的“有色眼鏡”和“刻板印象”：東亞與其說是被歐洲人所“發現”的對象，還不如說是一種類似門外人對于“門內事”覬覦時的“欲望對象”。

被“制造”的亞洲：

殖民想象與欲望空間

如果說《發現東亞》是作者試圖以一種內生視角重新講述東亞現代化歷史的更新敘事，那么作者的另一部姊妹篇《制造亞洲》，則呈現了一種更開闊恢弘的全球視野，闡釋自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后，“亞洲”概念如何隱秘不宣地和地理現實、殖民欲望、自由貿易以及“有組織的暴力”這4種力量緊緊糾纏在一起，換言之，亞洲在接受西方現代化洗禮的同時，是如何糅合了殖民者的想象、利益和種種欲望而最終被“制造”出來的。

《發現東亞》

宋念申| 著

新經典文化| 新星出版社

2024年5月

1584年，正值明朝萬歷十二年，“尼德蘭制圖學派”的代表人物奧特柳斯在安特衛普為歐洲人第一次展現了首幅“中國”地圖，在這幅中國被稱為“Chinae”的地圖上，既附帶了葡萄牙商船上帶來的關于某處發生地震的最新消息，也有300年前馬可·波羅關于中國的浪漫描述。地圖里刻畫了長城、風帆車、菲律賓眾多島嶼，也有日本島附近的海怪、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描述的北方蒙古包和歐洲人想象的“契丹”部落（Cataio）。

《制造亞洲》

宋念申| 著

北京貝貝特|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年5月

奧特柳斯制作的糅合了傳說、想象和志怪的“中國”地圖，以其昂貴的價格兜售給歐洲時髦的中產階層，其中的科學性并不重要。首幅“中國”地圖誕生后的第17個年頭，即1601年，利瑪竇將奧特柳斯的這本地圖集獻給了萬歷皇帝，第二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作，為中國皇帝和貴族們展現了劃時代的巨幅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在這幅作品的序言中，利瑪竇創造性地運用中國歷史中的“九州傳說”來解釋西方地圖景觀中的五大洲概念，并將遠東這片神秘大陸稱為“亞細亞”，今天的“亞洲”命名即源于此。

從十五世紀開始，地圖就不僅僅對應著現實的地理空間，也是殖民者欲望所精準投射的“利益空間”，更是當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貴族們最嚴格管控的國家機密。

法國哲學家列斐弗爾認為，人類的空間意識從來就不是自然而客觀的，說到底，現代的空間概念和地圖一樣，都是一種被人為“生產”出來的、帶有最隱秘也是最鮮明的意識形態和人為色彩觀念的“政治空間”，以及“策略性安排的空間”。地圖表征最自然的空間里，也無法掩飾其作為制圖師/觀看者的欲望投射對象，“一份科學的地圖測繪，同時宣示了對一塊未知領土的真正法權”。

如果說薩義德描摹的那種在十五世紀之前歐洲人無法想象的、充滿神秘異國情調的“東方主義”色彩的遠東形象，因為混合了馬可·波羅的浪漫夸張，是一種殖民者遠征前的賦魅，那么亨廷頓所批判的西方殖民者在亞洲實施的“有組織的暴力”系統，就是一整套層次分明、策略完備且屢試不爽的去魅工具，事實上它包含了明顯的強制性暴力（如堅船利炮）、規訓體系（國際法和外交儀軌）和最隱蔽的“同意”法則，3種工具各有分工、缺一不可。按照本書作者宋念申的說法，這3種去魅工具中，地圖就屬于“最深層隱蔽”的第三種權力工具。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地圖測繪與暴力征伐、國際法規訓互為表里，相互支持”。

直到今天，與殖民時代相關的思想遺產和觀念殘留依舊在關于亞洲的各種現代化敘事中如幽靈般揮之不去。在民族主義和右翼保守思想（與民族主義也是一體兩面）勢頭高漲的新歷史境況下，再度辨識亞洲的真實面貌，離開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重新勾勒亞洲的過去和未來、現實和想象，可謂前路漫長，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