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文文博時空 作者：楊巍岙世界遺產是各國公認的，對于全人類都具有巨大價值，無法替代的寶貴財富。每一處世界遺產的認定，都要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復雜程序，凝聚著政府和無數學者、工作人員、遺址地群眾的努力。迄今為止，中國僅有 59 處世界遺產。 2007 年 4 月，一個萬眾矚目的世界遺產申報項目正式啟動。它囊括了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個申報國家，申報項目內容復雜，要求高，涉及面廣，開創了中國世界遺產跨國申報的先河。這個項目就是“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 2014 年 6 月 22 日，在第 38 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隨著卡塔爾公主的錘聲落下，該項目終于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駝鈴聲聲，羌笛悠揚，沉寂千年的絲綢之路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唐 張騫出使西域圖 莫高窟第323窟

西漢時，漢武帝兩次派張騫出使西域，與西域諸國建立了直接的聯系。隨著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河西走廊的日益安定，民間的往來和交流也更加的頻繁，生活在亞歐大陸上的人們跨越戈壁、雪山、沙等層層地理阻隔，形成了兼具商品貿易、思想交流和文化傳播多種功能的交通網絡。 19 世紀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正式將其命名為“絲綢之路”。陜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推出的“從長安出發：絲路申遺成功十周年主題展”，以絲綢之路沿線遺址點為基礎，集中展出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的精品文物，引領觀者重走絲綢之路。

唐 彩繪載物騎馬胡俑 陜西省咸陽市乾縣永泰公主墓出土

絲路起點

絲綢之路并不是一條點對點的道路，而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絡，沿線城鎮便是其中的關鍵節點。它們肩負著東西方文化互通的使命，見證著絲綢之路數千年的歷史變遷，形成了獨特的文化風貌。

漢長安城未央宮前殿遺址

漢長安城未央宮，是西漢時期皇帝治國理政的大朝正殿，總面積是北京紫禁城的六倍之多，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宮殿建筑群之一。西漢以后，未央宮仍是多個朝代的治國理政之所，是中國歷史上使用朝代最多、存在時間最長的宮殿。

未央宮前殿是它的主體建筑，凡是皇帝登基、朝見群臣、大型典禮等活動都是在前殿舉行的。前殿的豪華程度也令其它宮殿望塵莫及。據《三輔黃圖》記載，未央宮前殿的修建極盡豪奢，以名貴木材建材，并飾以金玉寶石和綾羅綢緞。同時，這里也是真正意義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因為張騫就是在此處受命出使西域的。

漢 陶百花燈 河南省洛陽市黃河冶煉廠油庫采集

這件漢代陶燈出土于洛陽市，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分為燈柱和枝桿，燈柱中間分三層、各伸出四支曲枝以承托燈盞，在第二層、三層燈蓋中間插著背有雙翼的龍型飾。燈柱頂端為一圓形燈盞，中間和下端各有一圓盤。燈的下部為一喇叭形燈座，座身自下而上分為三層，塑有狗、猴、羊、烏等動物形象，還有一手扶膝一手捂耳的人。從上至下細看，仙人乘龍飛升，狗、猴、羊、鳥奔跑雀躍。這座西漢陶百花燈充滿了古人對傳說中的昆侖仙山的奇思妙想。

北宋政治家司馬光曾言：“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隨著東漢、曹魏、西晉以及北魏遷都洛陽。洛陽成為了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與絲綢之路東端的重要起點。各國使者、商人、學者和僧侶往返于洛陽與西域之間，從事貿易和文化交流活動，洛陽城一躍成為國際化大都市。

漢 陶駱駝

《洛陽記》云：“漢有兩銅駝，在宮之南街四會道頭，夾路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所謂銅駝街。”《洛陽伽藍記》中記載，北魏洛陽城里也有名為“銅駝街”的街道。根據考古研究，魏晉時的銅駝街是整座洛陽城的南北軸線，是最重要的大街。駱駝被稱為“沙漠之舟”，是絲綢之路上的旅人穿越茫茫大漠不可或缺的伙伴。漢魏洛陽故城是中國城市史上第一個把中軸大道稱為銅駝街的古城。將絲綢之路上最主要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交通工具駱駝鑄為銅像，并置于當時洛陽城最引人關注的位置，這無疑是洛陽作為當時絲綢之路東方起點的、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要例證。隋唐時，銅駝街巷內人煙稠密。每當暮色茫茫，家家戶戶炊煙裊裊，猶如蒙蒙煙雨，時人美其名曰：“銅駝暮雨”。時至今日，“銅駝暮雨”依然是洛陽八景之一。

北魏 陶佛立像 永寧寺遺址出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教完成中國化的重要時期。當時統治者們出于政治教化的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動了佛教的發展。加之政權更迭，戰亂頻繁，普通百姓渴望安定生活而不得，而佛教這種宣揚現世苦修以求來世福報的思想觀念，契合了人們的需要，成為眾多民眾的心理寄托，在民間獲得了堅定的群眾基礎。《洛陽伽藍記》是楊街之在東魏遷都鄴城十余年后重游洛陽時撰寫的經典作品，他在書中回憶了戰亂前的洛陽及其周邊佛寺的盛況。書中第一篇便是《永寧寺》。永寧寺是北魏洛陽城內最大的一所佛教寺院，永寧寺塔是其中的標志性建筑。根據《洛陽伽藍記》記載，永寧寺塔宏偉高大，“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永寧寺塔是佛教建筑與中原漢族建筑交流融合的產物，代表著南北朝競相崇佛、爭建高塔的時代風尚，也是佛教傳入中國后發展到繁榮階段的重要標志。其基址也是目前已發掘的保存最為完整的土木混構佛塔基址。

永寧寺塔復原圖

隋唐時期，隨著陸路、海路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發展，中外交流空前繁榮。當時有數百個國家及地區與唐朝有友好往來，各國的文化在唐朝匯聚并輻射到東亞各國，不僅促進了本國文化的發展，更推動了世界文化的繁榮。

唐 唐三彩牽馬胡俑 河南省洛陽市龍門啤酒廠出土

唐人愛馬，長安聚集了很多從西域引進的優良馬種。很多來自西域的胡人因擅長養馬成為貴族的馬夫，專門為貴族管理馬匹。

唐 彩繪黑人俑 陜西省咸陽市(現西咸新區)底張灣唐墓出土

中唐詩人張籍《昆侖兒》中寫道：“昆侖家住海中州，蠻客將來漢地游。言語解教秦吉了，波濤初過郁林州。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拳不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詩中的“昆侖兒”就是漂洋過海來到長安的黑人。這些黑人的形象頻繁出現在唐代的史料以及壁畫之上。有學者認為，唐代黑人的來源是多元的，他們有些是從阿拉伯地區轉來的非洲黑人，有些來源于今天的東南亞地區或印度。他們的職業也是多種多樣，包括服侍唐代貴族、馴獸師 （馭獅、馴獅、馴象）、船員、樂師等等。

大漠深處的西域光影

唐貞觀三年（ 629 年），高僧玄奘為求取真經，踏上了西行之路。他一路行至高昌城，受到高昌王麹文泰的熱情款待，兩人結為義兄弟，并約定待玄奘取經歸來后，再回到高昌弘揚佛法。麹文泰不僅派了四位沙彌隨行，還贈送了大量物資，并寫下二十四封書信，為玄奘一路通關提供幫助。到了貞觀十七年（ 643 年），玄奘完成了取經的使命，準備東歸重返高昌踐行當初的約定，但卻得知麹文泰已因病離世，只能無奈作罷。后來，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記》一書，還特地將其贈予麹文泰在長安的后代，以表紀念。

大唐西域記

高昌故城位于今天吐魯番市以東 40 多公里的二堡鄉，地處東天山以南、吐魯番盆地北緣與火焰山南麓戈壁灘接壤的沖積平原地帶——木頭溝河綠洲上，總面積約 198 萬平方米，是吐魯番盆地的第一大中心城鎮。高昌之名史記始見于《漢書》，取地勢高敞，人口昌盛之意。高昌地勢險要，是西域的咽喉要地，土地廣袤而肥沃，非常適合發展屯田。從西漢起，這里就成為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經營的重要基地。南北朝時期，中原王朝無暇顧及西域，高昌首次成為地方割據政權。而后，高昌王國以高昌故城為都城，先后建立了闞氏高昌、張氏高昌王國、馬氏高昌等政權。高昌國的統治者對外依附強大政權，對內推行漢化政策，綜合國力迅速發展。

加之高昌故城是通向西方和進入中原王朝的必由之路，使其一舉成為了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貞觀十四年，高昌國王向西突厥稱臣結盟，阻斷了絲綢之路，唐太宗派兵將高昌重新納入中原王朝的管轄，在此置西昌州（后改稱西州），歸安西都護府管轄。唐朝在這里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大力發展當地的農業和手工業，并確保絲路貿易的暢通。此時的高昌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和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重地，匯集了來自不同國家與民族的商人、僧侶，多元文化薈萃、多種宗教并存。

東漢至晉 法盧文文書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博物館征集

佉盧文，又名犍陀羅文，是一種古代文字，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帶，最早發現的佉盧文可追溯至公元前 251 年，至公元 3 世紀時就已逐漸消失，但在絲綢之路各地仍被使用，可能一直到 7 世紀才徹底被遺棄。

唐 吐蕃文文書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博物館征集

唐 吐火羅文殘片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勝金口出土

吐火羅語族包含兩種語言，焉耆語和龜茲語，兩支語言都曾在 6 至 8 世紀左右在塔里木盆地使用。隨著使用者逐漸被回鶻部落同化，此語最終滅亡。現存的吐火羅語文獻存在于得自新疆的手稿殘片中，因為盆地的極干氣候得以保存下來。

宋 阿拉伯文殘片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楚縣托庫孜薩來出土

在高昌故城及其周邊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和石窟寺中，考古學家們發現了用漢文、梵文、吐火羅文、波斯文、粟特文、回鶻文、吐蕃文等多種語言書寫的珍貴文獻，這些資料生動地展示了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4世紀，車師、漢族、粟特、吐蕃、回鶻等多民族在天山南麓吐魯番盆地這片土地上的頻繁互動與文化融合的過程。

高昌地區相對干燥的氣候為絲織物的長久保存創造了絕佳的條件。在這種獨特的環境下，即便數千年時光流逝，一些紡織品依然能夠圖案清晰，色彩鮮艷。我們也得以從中窺見當時精湛的技藝與豐富的文化生活。

漢 紅地四羊刺繡裙毛絳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洛浦縣山普拉墓地 1 號墓出土

唐 伏羲女媧帛畫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出土

這件帛畫 1965 出土于新疆吐魯番市阿斯那墓地42號墓葬。用三片白色絹縫合，上彩繪伏羲女媧，二人上身相擁，下尾相交。右為伏羲，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左手執帶墨斗的矩尺。左為女媧，女媧發束高髻，右手執規。二人共穿飾有白色橫條紋的紅色花裙，兩尾相交，色彩分別為黑、紅、白三色。二人上方有太陽，尾下是月亮，兩邊是星辰。我國古代有“天圓地方”之說，伏羲女媧分執規矩，其意為“司天規地”。伏羲女媧是我國神話傳說中人類的始祖神，古人在宮殿或墓室中描繪這類傳說故事，祈求他們保護并造福子孫，保佑逝者靈魂升天。

從高昌故城一路向北，越過天山就來到了北庭故城。北庭故城是公元 7-14 世紀絲綢之路東天山北麓的第一大中心城鎮，是天山以北地區的重要軍政中心和交通樞紐。曾是唐代庭州、北庭都護府、北庭節度使的治所。公元 9 世紀回鶻族（今維吾爾族）曾以北庭為根據地向西域發展，定都高昌后以此為陪都。

北庭西寺

北庭西寺是迄今北疆唯一一處歷經我國唐、宋、元時期的佛教寺廟，因其位于故城西側而得名。在遺址的壁畫中，發現了“亦都護（高昌國王）”“長史”和“公主”等人物的畫像，專家據此推測，這座寺廟在高昌回鶻時期很可能是王室專屬的宗教場所。如今，遺址內仍留存有佛像、菩薩像、羅漢像和天王像等雕塑，以及描繪千佛、菩薩、護法神、經變故事、供養比丘和供養人的精美壁畫。

“王者出行圖”壁畫 北庭西寺

壁畫講述的是釋迦牟尼涅槃之后，八王因爭分舍利而展開戰爭，最后經過調解，八王均分舍利的過程。

北庭西寺壁畫

開阿利克遺址位于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是從中國新疆進入哈薩克斯坦的首個重要遺址。這座古城是絲綢之路上繁榮的商貿中心，也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東北部地區最大的貿易、手工業和文化樞紐。遺址中保留了大量歷史遺存，包括房屋、集市、客棧、浴室、供水系統以及造幣廠等建筑遺跡。此外，這里還發現了多座不同宗教的遺跡，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摩尼教和薩滿教的寺廟、墓地以及石刻，為研究當時多元文化的交融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證據。

公元 9-10 世紀 祭祀用陶罐 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開阿利克遺址出土

公元 10-12 世紀 動物紋碗 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開阿利克遺址出土

絲路佛光

絲綢之路上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的交流，并未因政權分裂或民族沖突而中斷。以佛教為核心，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初期，中國佛教徒西行求法的活動達到了高潮。同時，佛教等外來文化的東漸，也進一步促進了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與繁榮。

北涼 高善穆佛塔 甘肅省酒泉市石佛灣子出土

高善穆佛塔塔頂

這件佛塔制作于北涼時期，黑色砂頁巖質地。塔由寶蓋、相輪、塔頸、塔肩、塔基組成。寶蓋上刻北斗七星。塔頂七重相輪。塔頸浮雕 8 個方形柱。覆缽式塔肩周圍并列鑿 8 個圓拱形淺龕，其中 7 龕內為禪定坐佛，另一龕內為彌勒菩薩像。圓柱形塔腹上陰刻《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中的部分經文和發愿文，八面形塔基上每面陰刻一神王像。該造像塔為我國有紀年的早期佛塔的珍貴實物資料。

北朝 青石立佛 陜西省西安市漢長安城遺址出土

北周是我國佛教造像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這件造像的面部刻意追求“方中求圓”“珠圓玉潤”的藝術效果，與北魏時期“秀骨清像”的風格大相徑庭。上身內著僧祇支，其外變褒衣博帶式大衣為敷搭雙肩袈裟，衣紋較前期為稀疏，下身衣裙貼體，略顯腿部輪廓。體態相比之前顯得更加豐滿，因而打破了人體的正常比例，表現出頸部粗短、肩膀狹窄、胸部過于挺拔、腿部比例失調、腹部凸出等特點。這種體態特征成為北周佛教造像最顯著的標志之一。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唐代造像肥潤豐滿、圓潤細膩的風格已經開始初露端倪。

唐 彩繪塔式罐 陜西省戶縣甘亭鎮南河頭出上

塔式罐是類似佛塔造型的陶罐，在唐墓中多成對出現，是佛教思想與喪葬文化結合的產物。

五代 石質舍利棺 甘肅省靈臺縣出土

該石棺用質地細密的灰砂巖制成，棺身兩側浮雕佛傳故事，右側為涅槃變，左側為迎佛圖，前后兩端各有線刻雙扇門，兩旁各有一天王守護，構思獨特新穎，制作精美。

炳靈寺石窟位于甘肅省臨夏州永靖縣西南，始鑿于西秦建弘元年（ 420 年），“炳靈”為藏語“仙巴炳靈”的簡化，是“千佛”“十萬彌勒佛洲”之意，宋元明清歷代都進行了維修。作為河西走廊與中原地區交接地帶現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寺，炳靈寺石窟是佛教初傳入漢地時中國早期石窟面貌的特殊證據。

唐 石雕弟子像 炳靈寺石窟

炳靈寺造像類型復雜，設計佛像、菩薩像、弟子像等題材，這件弟子像內層袈裟呈交領式，外層袈裟祖右式，抱臂于腹前，此類動作與服飾的結合較為少見。

麥積山石窟位于中國甘肅省天水市，是中國四大石窟之一，始鑿于十六國后秦時期，以泥塑冠絕于世，被譽為“東方雕塑陳列館”。麥積山石窟開鑿于山體西南、南、東南三側的峭壁上，洞窟之間有層層相疊的棧道相連，因形似麥垛而得名。

北魏 泥塑坐佛 麥積山石窟

麥積山石窟現存窟龕 221個，其中北魏時期的窟龕達 90余個，占到總窟龕數的近一半，可見北魏是整個麥積山開窟造像最為鼎盛的時代。這件造像長頸窄肩,雙眉彎如新月，眼角細長，嘴唇較薄，嘴角微揚，給人一種恬靜安詳、超凡脫俗之感，體現出人們對于佛國世界的向往。

北周 泥塑胡跪弟子 麥積山石窟

天水一帶自兩漢以來就是氐、羌等民族內徙的主要地區之一。魏晉以后,匈奴、鮮卑、羯、休官、屠各等北方民族紛紛南下，使得天水成為了多民族聚居的區域。麥積山石窟中出現的胡人形象，正是天水地區胡漢文明融合的體現。

宋 泥塑菩薩頭像 麥積山石窟

麥積山石窟在宋代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首先，佛教在宋代的世俗化趨勢為麥積山石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信仰基礎。隨著宋代佛教逐漸走向世俗，禪宗和凈土宗的修行方法簡化，極具吸引力，使得更多普通民眾參與到佛教活動中來。人們不僅在日常生活中融入誦經、祈福、超度等佛教儀式，還在喪葬習俗中引入佛教元素。在這一背景下，麥積山石窟成為眾多信徒瞻仰與奉獻的圣地。

此外，繁榮經濟也是推動麥積山發展的重要力量。自唐代起,，為了加強與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政府在邊境地區設置榷場進行貿易，以中原的農產品換取邊境少數民族的畜牧產品。麥積山石窟所在的天水榷場（宋遼金元時期位于民族政權交界地區所設的互市市場）貿易異常活躍，成為了西域和內地商貿的集散地。繁榮的榷場不僅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還為麥積山石窟的修建和維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宋代皇室也很支持麥積山石窟的發展。比如宋神宗賜予石窟所在寺院的高僧“圓通禪師”的稱號，提高了麥積山石窟的地位，河東轉運使李師中、洮河安撫使王韶及虞、陜西轉運副使蔣之奇等官員都曾前往麥積山石窟參拜。徽宗年間，因麥積山山頂舍利塔旁發現靈芝，朝廷更是賜名“瑞應寺”，進一步提升了麥積山的聲望。

參考文獻：

[1]徐金星.漢魏洛陽故城與絲綢之路——以若干遺跡遺物為例[J].洛陽考古, 2019 ,( 02 ): 29 - 34 .

[2]袁登科,劉婧婧,劉璐,等.論北魏洛陽城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J].絲綢之路, 2019 ,( 02 ): 83 - 84 .

[3]錢國祥,劉濤,郭曉濤.漢魏故都絲路起點——漢魏洛陽故城遺址的考古勘察收獲[J].洛陽考古, 2014 ,( 02 ): 20 - 29 .

[4]張叢博.“千寺之冠”永寧寺塔[J].協商論壇, 2022 ,( 02 ): 54 - 56 .

[5]李安山.古代中非交往史料補遺與辨析——兼論早期中國黑人來源問題[J].史林, 2019 ,( 02 ): 203 - 218 + 222 .

[6]侯知軍. 火焰山下的小“長安” 高昌故城小記 [J]. 中國民族, 2023 , ( 05 ): 56-57 .

[7]盧慶洪. 高昌的歷史變遷與高昌故城遺址 [J]. 新疆地方志, 2021 , ( 03 ): 58 -61 .

[8]王瑟.北庭故城：盛唐王家氣勢[N].光明日報, 2014 - 03 - 01 ( 009 ).

[9]黃文弼著；黃烈編. 西域史地考古論集[M].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5 . 12 .

[10]馬雍著. 西域史地文物叢考[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 06 .

[11]馬詠鐘.西安北郊出土北周佛造像[J].文博, 1999 ,( 01 ): 71 -72+69 .

[12]董玉祥.麥積山石窟的分期[J].文物, 1983 ,( 06 ): 18 - 30 + 103 - 104 .

[13]楊文博.麥積山石窟北魏造像研究[D].蘭州大學, 2019 .

[14]董廣強.宋代麥積山石窟發展的社會背景[J].敦煌學輯刊, 2001 ,( 02 ): 60 - 67 .

觀展攻略

陜西歷史博物館秦漢館臨展廳

從長安出發：絲路申遺成功十周年主題展有三個較為明顯的特點。第一，因為展覽背景為絲路申遺成功十周年，所以內容上不僅展示了絲綢之路沿線的歷史文化，還穿插介紹了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過程、價值、意義等信息。第二，因為世界文化遺產申報主要基于不可移動文物展開，所以展覽著重展示了絲路沿線的各類遺址。第三，因為絲綢之路為跨國申遺項目，所以展覽中的遺址與文物涉及多個國家，使得觀眾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到來自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富有異域風情的文物。

展覽時間：2024年5月18日-2024年11月18日

營業時間：除閉館日外，每日9:30-17:00開放，16:00停止入館。每周二全天閉館整修（國家法定節假日除外）。

展覽地址：西咸新區秦漢新城蘭池三路東段。

交通攻略：乘坐地鐵14號線，在秦宮站或秦漢新城站下車，出站后步（騎）行導航前往秦漢館南門。

圖片 | 杜廣磊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