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兩份收藏于美國弗吉尼亞醫學院圖書館的電子文檔，是清末吉林籍歷史人物貽谷和鐘岳叔侄二人的“齒錄”。所謂“齒錄”乃是科舉時代，記錄同一榜中舉者家庭背景、教育經歷、仕途發展等基本情況的書冊，內容與如今填寫的履歷表頗為相似。由于是一種特殊的存檔文獻，其所載內容相對真實嚴肅，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據此也能校正一些坊間傳聞和部分史料表述。

一、

貽谷和鐘岳為吉林城望族烏雅氏中的名人。貽谷本名吉昌，字藹人（民國版《永吉縣志》寫作藹仁），吉林駐防滿洲鑲黃旗人。光緒元年乙亥恩科舉人，光緒十八年（1892年）考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詹事府少詹事、國子監司業、兵部左侍郎、理藩院尚書等職務，任內均有建樹。由于貽谷為晚清權臣榮祿的門生，又在庚子之亂中堅定追隨慈禧，因而仕途頗為順暢。可惜榮祿死后，在官場傾札之中，失去靠山的貽谷遭到誣陷，終在綏遠將軍任上被革職遣戍，民國后才得以平反。

在貽谷中舉那年，鐘岳在吉林城降生，是貽谷兄長晉昌的次子。就在貽谷考中進士的第二年，鐘岳成為癸巳年恩科舉人。關于鐘岳的生平，史料記載有限，在烏雅氏的同輩兄弟中，鐘岳的人生跌宕程度，也遠不及他那位代理過駐藏大臣并最終慘遭不幸的三弟鐘穎。目前其仕途僅在《齒錄》中談到曾由“官貢生升用主事候選筆帖式”。

除貽谷和鐘岳外，吉林鑲黃旗烏雅氏早已族繁丁旺、名人輩出。無論是其先祖瑪爾漢、依昌阿，還是貽谷的前輩慶福、錫純、文光，以及貽谷的兄長晉昌、峻昌，都曾留名汗青，各有作為。其中慶福對吉林地區文教事業發展影響最大，在他的倡議和努力下，吉林地方設置了考試院，考生不必再到奉天進行考試。同時，他還主導捐資，辦起了吉林崇文書院。民國版《永吉縣志》專門為他立傳，記錄了他對文教事業發展做出的貢獻。

不過，由于種種原因，關于烏雅氏族系、事跡，傳聞卻多于史實，有許多謬誤在口述過程中顛倒了對錯，甚至搖身擠入了典籍之中。而兩份《齒錄》所載，卻有如撥云見日，將真相昭然于世。

二、

古人在論及家世時常追溯“九族五服”，所謂九族即“高祖、曾祖、祖父、父親、己身、子、孫、曾孫、玄孫”，所謂五服即“高祖、曾祖、祖父、父親、己身”，由“己身”橫向又有“己身、胞、堂、從、族”親疏之別。在兩份《齒錄》的記述中，就充分體現了這種文化特征。之前，關于吉林城烏雅氏的坊間傳聞極多，經《齒錄》相校，孰是孰非則即刻了然。

兩份《齒錄》記載烏雅氏的始祖名“納穆章”，事跡不詳。依貽谷《齒錄》記載：九世鼻祖名“莽色”，由佐領從征，屢立戰功，恩授云騎尉世襲罔替。八世遠祖瑪爾漢，七世太祖常存，六世太高祖烏德保，五世高祖永和，四世曾祖富明阿，三世祖慶福，父錫恩。除七世太祖常存外，每代皆有官職，不是底層的披甲當差旗人。另外，常存這個名字為漢語，可見從其父瑪爾漢開始，烏雅氏已經接受了漢家文化。

在這一世系介紹中，瑪爾漢的介紹最為珍貴。民國版《永吉縣志-卷二十》記載：“綏遠將軍滿洲烏雅氏貽谷祖墓，在城東關門外九棵樹西，有碑二：一為皇清敕封振威將軍依公諱昌阿靈神道碑；一為皇清敕封武顯將軍瑪公諱爾漢神道碑”。烏雅氏瑪爾漢的事跡，無論是《吉林通志》還是《永吉縣志》均無記述，此前僅《吉林通志-卷二十四》中有滿洲正白旗兆佳氏的瑪爾漢傳記，有人曾據此懷疑《永吉縣志》中把瑪爾漢記作烏雅氏可能是錯誤。

由《齒錄》可知兆佳氏的瑪爾漢與烏雅氏的瑪爾漢只是同名而已。烏雅氏的瑪爾漢由世襲云騎尉補工部郎中，遇恩詔授騎都尉，改任吉林協領（正三品武官），死后追授了正二品武顯將軍的榮譽稱號。另外的依昌阿未出現在《齒錄》中，猜測其與貽谷已“出五服”，其振威將軍的稱號為從一品。結合瑪爾漢的情況分析，依昌阿的實職很可能為二品左右，故而《吉林市園林志》、《吉林市郊區文物志》認為此人是《吉林通志》中記載的那位陣亡在河南杞縣的“陳滿洲花翎佐領營總”（正四品），也應是同名造成的錯誤。

三、

在《吉林市郊區文物志》等地方文獻中記載，依昌阿的神道碑位于小白山西南側榆樹村附近，瑪爾漢的神道碑也在一旁。可知這個依昌阿神道碑就是九棵樹的那通。石碑之所以出現在小白山，實為遷墳所致。1934年春，日寇侵占九棵樹地區修建神社，強迫依昌阿和瑪爾漢的后人將祖墳遷出，小白山墓地乃是烏雅氏在偽滿時期的新墳塋。許多烏雅氏后人都知道這一變故。

九棵樹附近的貽谷祖墓在民國時期因烏雅氏改漢姓為吳，也被叫作吳家墳。不過在吉林東關九棵樹附近地區，無論是瑪爾漢，還是依昌阿，甚至貽谷，名氣都不如“慶四大人”響亮。《昌邑區志》直接記載九棵樹在清代吉林城東是一處聞名的地方，是吉林將軍衙門“慶四大人”的墳地。然而對這位慶四大人是何許人也，除《文廟街道志》中提到他曾任職于戶司（大致相當于現在省財政廳廳長）外，并無其他記述。

通過《齒錄》記述，明確了烏雅氏的“慶字輩”是貽谷的祖父輩分。在這個輩分，烏雅氏家族出現了一次變故。除“慶”字排行外，叔伯兄弟里還出現了“福”、“明”等其他排行。福字排行的有德福、興福、成福等人，明字排行的有明陞、明祥等人，另外還有紹達、國祥等人名出現在這個輩分之中。猜測出現這種情況，可能與上代與分家或重新修譜有關。

就在兩份《齒錄》中，均記錄“慶字輩”有一個名叫慶云的人。慶云號祥五，世襲云騎尉，為二品銜記名副都統，賞戴花翎吉林協領，掌戶司關防（關防即印信），還兼任“兩路驛站監督”。由于承襲云騎尉世職的是此人，因而此支系或為長房。又查《齒錄》中僅慶云和烏什杭阿擔任過戶司一職，因此粗判《昌邑區志》等資料凡提及吳家墳的“慶四大人”，就應該是這個慶云。

四、

盡管歷史上烏雅氏名聲赫赫者大有人在，但我最先知道這個家族的卻與其支系——“錫家”有關。八十年代，從長輩處獲得《吉林市政協文史資料第一輯》，其中有一篇牛子厚之女牛淑章老人口述文章，其中談到牛子厚的原配夫人，娘家是吉林北關的紅帶子旗人家姓吳，是錫舉人的妹妹。有資料提及錫舉人名叫錫恩。據民國版《永吉縣志》記載，吉林城考中舉人且名字中帶有“錫”字的共有三人，其一為錫祉，此人為滿洲正白旗索綽絡氏；其二為烏雅氏的錫純，清同治六年（1867年）考中舉人，曾出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其三為錫慶，光緒十九年（1893年）恩科舉人，姓氏及履歷不詳。

由此結合《吉林市建筑志》中的記述，可以認定北關的錫舉人是錫純。錫純，滿族姓氏為烏雅氏，清代隸滿洲鑲黃旗，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科舉人，曾擔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他的住宅位于光華路，也稱吳宅，為傳統滿族四合院建筑，宅內曾懸有“太史第”匾額。

滿族人稱名不舉姓，這位錫舉人的后人常被稱為錫家（鐘岳等在民間常被稱為鐘家），其府第門前的胡同即被命名為錫家胡同（西起北大街，東到城墻根，1964年被納入光華），另外今天光華路路北，青島街與皮鞋廠小區之間，桃源路以南，曾是一個面積廣大的連片菜地，其中絕大多數的土地都屬于錫舉人家，這里因而也被叫作錫家園子。

另外，由于口述歷史帶有較強的主觀性，在記憶失真、立場差異、缺乏規范等因素影響下，常會出現紕漏。比如牛淑章老人的會議中稱吳家是紅帶子旗人，就與真實情況存異。在清代，皇室男子以腰系黃帶子和紅帶子為標記，所謂“紅帶子”是清代皇室旁支“覺羅”的代稱，即指代清太祖努爾哈赤之父塔克世叔伯弟兄的子孫。即紅帶子旗人應是愛新覺羅家族。

在貽谷的《齒錄》中，稱錫純作“堂叔”，且中舉為同治丁卯科，即清同治六年中舉。同時還標注了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只是一個四品銜的官員。鑒于《齒錄》中還記載貽谷有兩個胞伯：錫齡（誥封中憲大夫）、錫智（佐領委參領，清同治七年陣亡于直隸），以及三個胞叔：錫泰、錫藩、錫光（這與民國版《永吉縣志》記載貽谷的爺爺慶福有三個兒子存異）。可知錫純的父親應是貽谷爺爺慶福的某個兄弟，錫純和錫恩并非親兄弟，牛子厚的原配夫人則可確認是貽谷的堂姑母。

另在貽谷《齒錄》中記載“世居吉林省城里北大街”，與錫舉人的住宅大致在一起，因而猜測當時錫恩與錫純可能聚族而居。再后來，錫恩的兒子們官運亨通，才在白旗堆子興建了新的兩進四合院——吳家大院。

五、

兩份《齒錄》和《永吉縣志》中均記載貽谷親兄弟共三人。其兄晉昌，號芍航，恩貢生出身，“特用知府、署奉天副都統，會辦地方事宜、幫辦軍務”。史載此人素有愛國情懷，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曾派兵協助義和團攻打奉天教堂。1900年沙俄入侵中國東北時，盛京將軍增祺恐戰脫逃，晉昌不僅力主抗俄，還親自帶兵與沙俄侵略者周旋。故而在《辛丑條約》簽訂后，作為主戰派官員，晉昌遭到清廷撤職流放。

對于晉昌的生平，一些記述存在錯謬。如文史學家李潔先生在其所著《晚清三國》一書中提到烏雅氏家族“乃正宗皇族”，晉昌“不僅身世正統,更是慈禧太后的親戚。他的大福晉是咸豐帝的妹妹，同治帝的姑姑。換言之，慈禧太后是他夫人的嫂嫂，他的舅妻”。此處李潔先生應該是混淆了晉昌與同是吉林籍旗人的扎拉豐阿。據記載道光皇帝的八皇女壽禧和碩公主，即咸豐帝的妹妹，下嫁給滿洲鑲藍旗薩克達氏，一個叫扎拉豐阿的人。而這個扎拉豐阿出身將門，曾在吉林城內建有駙馬府，其祖墳位于永吉縣官馬山。

根據鐘岳的《齒錄》記載，晉昌并不是咸豐帝的妹夫，且只有一位妻子瓜爾佳氏——記名副都統署阿勒楚喀副都統賞戴花翎拉林協領霍倫保孫女，原任二品頂戴協領三姓佐領賞戴花翎圖明阿之女。可見晉昌的妻子既不是姓愛新覺羅的公主，也不是坊間另一傳聞所說的晚清權臣榮祿之女。

關于“晉昌是駙馬”、“烏雅氏是紅帶子”在吉林坊間的傳聞日久，也影響了許多本不復雜的判定。如晚清時的慈安太后本姓鈕祜祿氏，可一份《牛子厚年譜》卻記述：錫恩的妹妹是慈安太后的侄女，光緒七年(1881)慈安太后猝死時“牛子厚攜妻吳氏赴京城吊唁姑母慈安太后，兩個月后返吉”，仿佛慈安太后改姓了一般。

六、

兩份《齒錄》和民國版《永吉縣志》均記載貽谷有個叫峻昌的弟弟。這位峻昌號岳生（笙），也是恩貢生出身，因過繼給了“族叔”烏什杭阿，因而承襲了云騎尉。峻昌后來擔任過庫倫辦事大臣，也算是清廷的高級地方官吏了。關于峻昌的情況，地方史料介紹極為有限，但是通過一些蛛絲馬跡，讓人禁不住懷疑峻昌與吉林坊間頗有名氣的“俊六大人”可能是一個人。

舊時，市井對滿族人的尊稱往往是“名字中的第一個字”加“此人在家族中排行”，最后再附上“爺”或“大人”，如前所述的那位“慶四大人”。另外滿族人同輩排序喜歡所謂“大排行”，即叔伯兄弟與胞兄弟一起排序，如金順的二弟連順和三弟富順就因“大排行”而被稱為連九將軍和富十將軍。不過這種坊間稱謂不會針對某人的“字”或者“號”。因而俊六大人的稱呼，應當是一位名字中帶有“俊”字，大排行第六，且身為顯宦高官的人。

在吉林地方史料記述中，俊六大人最主要的出場有三處。其一是《吉林市政協文史資料第十五輯》提到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有一個號稱“俊六大人”的姓吳的商人由外埠來到吉林城，投資食品行業，收購河南街“埠源館”，改建為“福源館”。其二是《吉林市政協文史資料第二十八輯》提到清同治初年“埠源館”改稱“福源館”，1913年后生意日漸興隆，此時有號稱“俊六大人”的吳姓商人前來投資擴產。二者存在時間矛盾，但所指的又可以肯定為一個人——按民間習慣，商人肯定不會被稱作“大人”，故而粗判此人應該在清代擔任過官員，民國時為商人。

第三處提到“俊六大人”的是《吉林市政協文史資料第九輯》，其中有一篇松毓后人的回憶錄，其中提到松毓第一位夫人鐘氏來自滿洲名門望族——吉林俊家。這個俊家歷代多為朝廷重臣，松毓夫人之兄俊六大人，在清末為一品官，因得罪西太后慈禧，被發配云南，民國成立自己仍以無圣旨詔免而不歸，在云南的十年間滋生了一代家族。其子鐘子錦在末代皇帝溥儀移居天津之時，才弄到了一紙赦書，把這位俊六大人接回原籍吉林，落葉歸根而逝。

從事跡上看，這位俊六大人與晉昌的事跡頗為相似，且其子“子錦”，很有可能是晉昌的長子鐘華的“字”或者“號”（《齒錄》所列“鐘”字輩名字中，其他很難與“子錦”有關），因而一度懷疑“俊”很有可能是“晉”的誤寫。然而這種猜測并不能讓我完全堅信。就在該回憶文章后部，另有一段描述：俊六大人思想守舊，將松毓子女行新式鞠躬禮戲稱為“禿尾巴鵪鶉撅腚”，引得松毓不得不讓子女向俊六大人行舊式禮。可見1925年去世的松毓和俊六大人同時出現過。可這又與高振環先生考證晉昌在1930年時返吉的情況不符。

另外，在貽谷和鐘岳的《齒錄》中，晉昌名號里均沒有“俊”字，他的同輩兄弟，凡帶有“昌”字之人，并沒有比晉昌更年長者——即便俊和晉被誤寫，那“六大人”從何而來，又難圓其說。對應福源館史料描述中的“俊六大人”呼應，在反復閱讀《齒錄》后，又生出一種猜測，即峻昌有可能在家族大排行中排第六，加之曾為高官，故而被俗稱為“峻六大人”，后來被誤寫為“俊六大人”。清朝滅亡后，峻昌先于兄長回到吉林，并投資更張福源館，留下一段商事傳奇。

很遺憾，《齒錄》雖然對貽谷和鐘岳的家世有著比較詳細的記載，但對于一個龐大的家族，畢竟只是偌大水系中的幾條細流。更為遺憾的是，據吉林市滿族聯誼會秘書長吳曉莉女士介紹，烏雅氏家譜早已遺失，許多關于這一家族的謎題，還有待新材料的不斷發現，才可能有答案。所幸這世間許多機緣，都需要不懈“堅持”方能邂逅。一如我若不堅持更新自己的賬號內容，恐怕兩份珍貴的《齒錄》也會與我失之交臂吧。

特別鳴謝仕偉先生、吳曉莉女士對本人撰寫此文給予的支持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