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海的女子沙白，經歷了與“不死的癌癥”紅斑狼瘡斗爭20多年后，作出安樂死的決定。近日，她購買了一張飛往瑞士的單程機票，并在生命的最后幾天時光，用視頻記錄自己的生活。沙白透露，自己會在當地時間10月24日執行安樂死，而目前她應已身處另一個世界，就猶如此前在視頻中說的，“很快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美麗的風景了。”

沙白還說，對于自己的決定，父親也花了很長時間接受，最后才說：“去吧，我們去吧，爸爸愛你，支持你，確實沒有必要承受這種無謂的痛苦。”

沙白的決定激起網民的討論，有網民說，沙白讓他們知道活著的時候應該思考：什么是生命的價值。看上去她雖然年紀輕輕，卻已度過精彩的一生。

但有網民批評沙白的做法自私，只顧自己灑脫，不顧年邁父母的悲傷，愛家人朋友，才是積極的人生態度。

也有網民寫道：“沙白選擇了一條自己想要的生路和死路，自始至終她都非常自我，她的眼里，不太有別人，她認為自己活出了極好的人生，別人可以反對，但反對也罷，支持也罷，其實對離開世界的人來說，已無意義。”

沙白與父親

“安樂死”（Euthanasia）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目前醫學界對“安樂死”并無統一的定義，但在操作層面上可分為：主動安樂死，即醫生或醫療保健提供者主動為病人結束生命；被動安樂死，即例如通過除去維持生命儀器或讓病人停止服藥等停止治療行為，使其自然死亡；還有輔助自殺，即應病人主動要求，為其提供藥物等方式結束生命。

安樂死是具爭議性的議題，因此絕大部分國家都未能全面合法化，而是通過設立不同的法令，在某種程度上允許安樂死的行為。全球目前有20余個國家允許安樂死，比如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哥倫比亞等，是允許主動安樂死；英國、愛爾蘭、芬蘭、挪威、法國、西班牙、希臘、丹麥、瑞典等，則允許被動安樂死；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亞部分州、美國部分州等，則允許輔助自殺。

荷蘭和比利時

世界上最早將主動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

荷蘭和比利時是世界上最早將主動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也是現在全面性合法的兩個國家。

在荷蘭，符合條件的病患，必須是痛苦難以承受，而且沒有改善希望的病人，但這份痛苦不一定要源自絕癥，也不限于身體上的痛楚，其它符合資格的情況還包括失去個人尊嚴、個人心智持續退化，以及畏懼窒息等。不過，患者需要經過兩個獨立專業醫生的評估，目前荷蘭僅有約600個有安樂死執照的醫生。

荷蘭每年約有2000人執行安樂死，另外，近年來選擇同時接受安樂死的夫妻開始增加，例如一個癌癥晚期患者想要接受安樂死，另一半覺得自己無法生活下去了，也選擇一起安樂死。

在比利時，法律與荷蘭相似：申請者的痛苦必須因無法治愈的疾病導致持續、無法承受的痛苦，但不必然是致命的絕癥，非絕癥者須經額外審查。

目前只有荷蘭、比利時及哥倫比亞，允許18歲以下、意識清醒的患者尋求安樂死。在荷蘭，12—16歲患者尋求安樂死需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16—18歲患者的家長沒有否決權，但需要被咨詢。荷蘭還在推動為介于1至12歲絕癥兒童的安樂死合法化。在比利時，18歲以下的患者可在父母同意下尋求安樂死，但不適用于心理疾病造成痛苦的病人。

其它國家都要求申請安樂死的患者須患有無法治愈的疾病，并為此承受持續及無法承受的痛苦，但細則也略有不同，比如，新西蘭要求患者只有不足6個月生命，剛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奧地利，則有冷靜期的設置，一般在決定后需要等候最少12周，如果病情嚴重到“末期階段”，冷靜期可縮短至2周。

大部分的國家僅支持輔助自殺或自愿安樂死，即在患者自己的要求下，完成死亡行為。但也有不同，比如西班牙等國支持的被動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這是目前爭議最大的一類，因為這種安樂死允許依據其他人的意愿，如家屬或醫生，決定加速患者的死亡。

瑞士

唯一允許協助外籍公民自殺的國家

瑞士是目前唯一允許協助外國公民實施安樂死的國家，許多外國病人也把瑞士作為了自己選擇安樂死的首選之地。據不完全統計，已超過一千多外國人選擇在瑞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瑞士實施的安樂死多是醫療輔助自殺，患者或自行喝下口服的麻醉劑，或接受點滴注射，但最后并不是由醫生操作，而是由患者自己操作點滴的開關，過程都相當快，也沒什么痛苦。

2018年，澳洲104歲科學家大衛·古達爾（David Goodall）赴瑞士安樂死。

“輔助自殺”在瑞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發展到現在，已有“尊嚴”“生命周期”“前度國際”等多家安樂死機構向外國人開放。

“尊嚴”是瑞士“輔助自殺”的最大組織，官方網站主頁上，標示著一句：“尊嚴：生有尊嚴，死有尊嚴”，它透視了瑞士輔助自殺組織的核心哲學——當一個人再也無法承受活著的重荷時，應該獲得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

如果患者希望得到“尊嚴”的幫助，首先需要申請會員資格（繳納會費，最低年費約550元人民幣），提交申請材料；其次和瑞士醫生進行面談，確定申請人是否有意識，安樂死是否按照申請人的意愿進行。輔助自殺的收費因人而異，按照過程消耗的時間、人力而收費，“尊嚴”表示：“條件差的會員有可能得到免費服務，條件好的成員則多付一些，這是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模式。”

據媒體2017年的公開報道，一般而言，若患者選擇喪葬事宜也交給“尊嚴”安排，總費用約12000美元，若家屬想自行處理喪葬事宜，則需支付約8000美元。

不過，外界對上述收費標準一直充滿了懷疑。“尊嚴”等安樂死機構都是非營利組織，但財務并不透明。2018年，臺灣著名體育主持人傅達仁因飽受胰腺癌折磨而選擇前往瑞士，表示自己“輔助自殺”全程所花費用達三百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60萬）。但顯然，這還不是最高的費用。一部專門紀錄瑞士安樂死的紀錄片顯示，一位來自德國的富翁就被收取了二十多萬美金。

外界對安樂死機構的收費標準一直充滿了懷疑。

這很難不讓人懷疑，在某種程度上，“輔助自殺”也成為了一門賺錢的生意，而且“看人下菜碟”。瑞士國家基金會支持的一項名為《最后的選擇——輔助自殺和瑞士死亡旅游業》的調查結論認為，“尊嚴”90%的顧客來自國外，即“死亡游客”。許多瑞士人擔心“死亡旅游”會變成瑞士的一張名片，使國家形象受損、道德上蒙羞。

不過，“尊嚴”的創始人路德維希·米內利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對輔助自殺增加限制條款并不會減低自殺數字，因為會有很多人轉而選擇暴力自殺。

并且，“尊嚴”等機構都不愿單純地被理解為輔助自殺的機構，尊嚴表示：“我們其實是一個預防自殺的機構，”我們的初衷不是“怎樣讓人死”，而是“怎樣讓人活”。

在“尊嚴”的網站上有這樣一個實例，一位患了多發性硬化癥的德國女性寫信給“尊嚴”，希望提供安樂死幫助。“尊嚴”的工作人員在1小時內回復她一封電郵，先讓她與德國一位著名的、對止疼很有經驗的臨終關懷教授聯絡，再決定下一步。這位女性后來從這位教授那里得到了幫助，表示自己幸虧沒有直接去瑞士。

這就是“尊嚴”提及的“怎樣讓人活”，首先為求助者尋找生路。有一項調查顯示，只有14%向安樂死機構求助的人，會馬上付諸行動。

中國

安樂死立法還存在較大困難

在習慣上相當避諱談及“死亡”的華人社會，“安樂死”更是個爭議性的議題。

中國當前并無立法或司法解釋將安樂死規定為無罪，安樂死行為原則上被認為故意殺人。有學者整理1986年至2006年的14起安樂死案件發現，案由均為故意殺人罪，其中2起做無罪處理（免予起訴或判無罪），在判處有期徒刑（包括緩刑）的10起案件中，平均刑期為4.05年，另外1起判無期，1起判死緩。可見，司法實務雖原則上將安樂死認定為犯罪，但也認為其“情節較輕”或“情節輕微”。

中國安樂死第一案發生在1986年6月，陜西漢中人王明成，請求醫生蒲連升為肝癌晚期且非常痛苦的母親執行安樂死，事后兩人均以故意殺人罪被提起公訴，5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宣告他們無罪。

王明成的故事還有一個令人唏噓的結尾。2003年，王明成因胃癌住院治療，飽受病痛折磨的他要求給自己實施“安樂死”，但被醫院拒絕。住院治療半年后，王明成提出出院回家，并且只開了3天的藥，約一個月后在痛苦中去世。

中國首例安樂死案當事人 王明成

王明成走了，卻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爭議話題。據了解，自1994年始，全國兩會每年都會收到一份要求為安樂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然而時至今日，安樂死在中國的法律上仍是空白。不過，知乎醫學話題優秀答主黃銜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其實‘安樂死’每天都在國內發生”，許多患者主動或被動地放棄治療，走向死亡。

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沈德詠提交的一份提案再次聚焦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沈德詠稱，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現已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法律議題。

沈德詠組織的“安樂死”網絡調查顯示，約有82.82%的調查對象對安樂死持基本贊同態度，明確反對安樂死的僅占4.31%。“這說明安樂死目前在我國已具有了較深厚的民意基礎。”

2020年兩會，全國政協常委沈德詠提交了一份有關臨終關懷和尊嚴死亡的提案。

目前看，國家衛健委尚未公布對沈德永提案的答復。但在2018年和2017年，國家衛健委及其前身——國家衛計委，就曾答復過類似提案，稱實施安樂死幫助患者結束生命，有助于免除患者臨終難以忍受的痛苦，尊重患者選擇死亡的權利，也減輕了患者家庭和社會的經濟負擔。但同時，相關醫學、倫理學界對于安樂死存在較大爭議。立法實施“安樂死”，需要社會倫理及前期相關立法支持，目前還存在較多困難。

安樂死合法化的道路上確實有很多需要考慮，目前爭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宗教界多反對安樂死。天主教向來視安樂死為禁忌；基督徒亦大多數反對安樂死，認為生命乃神的恩賜、生死乃造物主的旨意等，人無權定奪；伊斯蘭教的看法類同，依從病人的請求而提供自殺協助，當中存在“丟棄”受苦病患的可能或“對請求安樂死的病患給予虛假的同情”。

其二，或釀家庭社會危機。若病人陷入昏迷、失智、智障或是未成年人，家屬或監護人是否有權替其決定安樂死有極大爭議，家庭成員間也可能意見分歧而有沖突，家屬或因經濟負擔、精神壓力或利益考慮，如為逃避照顧責任而促使患者安樂死，成為“變相謀殺”。

目前，家屬或監護人是否有權替患者決定安樂死仍存在極大爭議。

其三，有違醫學倫理∕醫療道德。病人的“自主”權應受尊重，不過“行善”同樣是醫學倫理六大基本原則之一，醫護人員需盡量以保存生命、恢復健康等方式幫助病人。

其四，門坎不斷降低、有模糊地帶。部分地區如荷蘭和比利時的安樂死不再限于絕癥和處于不可忍受痛苦中的病人，并且，“痛苦”是主觀的，不同醫生也可能有不同標準，且病人處理極大痛苦時，醫生應如何判斷其安樂死要求是出于自主意志，這些都存在爭議。

西方曾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生命中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在通過安樂死立法的態度上確實需要相當的審慎，畢竟，一旦瓶子中的“妖怪”被釋放出來，就很難再把它收回去了。但在此之前，身為公民的我們可能更需要冷靜地思考安樂死的意義，畢竟，死亡教育是健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是面向個體的普遍教育，對所有人而言都是必需的。

編輯丨馬小閑

圖丨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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